书名：企业-区位共演视角下的企业迁移过程实证研究
作者：吴波
ISBN：978-7-5178-2007-9
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
21世纪以来，在转型升级背景下，在人口结构变化、全球化和数字化的驱动之下，企业和区位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再匹配，呈现出新一轮的企业迁移浪潮。加速的企业迁移活动不仅包括大量传统的、指向相对落后区位的知识利用型迁移，也存在大量指向相对发达区位的，以获得新的核心知识为目的的知识获取型迁移。但是，面对外来者劣势，企业的迁移成长之路注定不平坦。大量迁移企业难以在目标区位利用或获取核心知识，而又不得不承担更高的运营成本，损失颇大。这就凸显了一个核心问题：企业如何通过区位迁移实现有效成长？对于企业迁移的微观机理，已有研究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行为视角和制度视角开展了深入研究，得到了以“一个核心指向、两个基本要素、三个关键环节”为特征的企业迁移过程研究框架。其中，一个核心指向是指企业迁移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企业与区位的动态匹配；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三个关键环节的迁移决策，即企业迁移意愿形成、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成长；这三大迁移决策又依赖于两大关键要素，即企业与区位在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两个方面的因素。围绕这一框架，已有研究关注了企业迁移意愿形成，但是对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成长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基于行为视角和制度视角的研究相对较少。总体来说，企业迁移已经获得了丰富的结论，但是由于不同研究之间缺乏一个共享的企业迁移研究概念框架，使得研究之间的对话不够充分，限制了企业迁移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此，本书的研究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建立企业迁移研究的整合性框架，推动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的整合；二是，围绕所提出的企业迁移整合性框架，重点对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及迁移后成长进行实证研究。为实现以上两个研究目标，本书首先通过理论研究构建了企业-区位共演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企业迁移的三阶段过程机理模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开展相应的实证研究，分别是“企业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以中国上市后公司总部迁移为例”“群体迁移背景下的企业迁移同一区位机理研究”“企业迁移后成长机理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为例”以及“基于企业-区位共演的企业迁移过程机理案例研究”。通过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本书得到了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结论。第一，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有效整合企业与区位层面的知识/资源与制度性因素及其互动机理，为企业迁移研究提供了整合性分析框架。企业迁移最新研究成果回顾表明，企业迁移已经形成基于过程视角的研究框架，但是还缺乏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来推进企业迁移过程研究。本书在界定区位和企业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区位的异质性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制度体系和资源体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基于合法性的互动上；二是，企业的异质性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主要体现在制度层和知识层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上；三是，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是企业层面的知识与制度维度与区位层面的资源体系与制度体系两个维度的共同互动。第二，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企业迁移过程中的三个关键决策点，取决于企业对区位的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评价，而这一评价又取决于企业层面因素与区位层面因素的互动。一是，企业迁移意愿的强化取决于企业对所在地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的悲观评价，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与所在地的资源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互动（具体见图4-1）。二是，各个备择目标区位的比较取决于企业对各个备择区位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的评价，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与各个备择区位的资源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互动（具体见图4-2）。三是，迁移企业在迁入地的成长取决于迁入企业在迁入地的知识效率和制度合法性提升，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与迁入地资源体系和制度体系的互动（具体见图4-4）。第三，对于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企业层面的区位关系承诺和网络嵌入是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直接因素；区位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制度距离则通过企业层面因素间接影响企业总部目标区位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总部迁移的多指向现象。对于总部迁移区位选择，已有研究提出了集聚优势拉动观，但不能解释总部的多指向迁移，特别是逆集聚迁移现象。本书实证分析了区位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制度距离、企业层面的区位关系承诺和网络嵌入，对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一是，区位层面的总部集聚优势跨度和制度距离是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重要激发因素；二是，企业层面的区位关系承诺和网络嵌入是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直接因素；三是，企业层面的各个具体维度在影响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方面，还存在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群体迁移背景下，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是集聚优势获取、多市场竞争以及制度合法性获取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烟花效应的形成动因，已有研究基于经济理性和制度合法性分别提出了集聚优势获取、多市场竞争以及合法性获取等三大动机，但是对于三大动机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书综合三大动机理论，以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为基础，结合跨国电气企业和本土温州市乐清电气企业共同迁入上海市发展的案例，构建了区位产业集聚发展视角下的企业群体迁移动机模型，实证揭示了三大动机理论之间的互补关系。第五，迁入地优势、企业与迁入地匹配性对迁移绩效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但是具体迁入地优势的获取依赖于企业在迁入地相应的（甚至可以说是特定的）关系承诺与网络嵌入，否则反而会给迁移绩效带来负向交互效应：一是，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会通过知识收益和知识成本两种途径影响企业在迁入地的知识效率，从而使得总部集聚优势对迁移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二是，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与企业在迁入地的关系承诺对企业迁移绩效存在差异化的交互效应，这体现了不同关系承诺方式对总部集聚优势跨度的差异化的杠杆效应；三是，总部集聚优势跨度与企业在迁入地的网络嵌入对企业迁移绩效存在负向的交互效应，这体现了不同关系承诺方式对总部集聚优势跨度的差异化的杠杆效应。第六，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下，影响企业迁移的区位层面因素和企业层面因素存在复杂互动关系。一是，按照企业的可影响程度，区位层面因素可以分为：企业难以影响，也难以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因素，例如区位的产业诚信环境、区位的治安环境；企业难以影响，但是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的因素，例如区位的土地资源供给、劳动力丰裕程度、融资便利性；企业可以进行直接影响的因素，例如区位政府服务的七个因素。二是，在企业层面，企业的知识差异能否影响企业迁移意愿取决于集群企业对区位知识效率的评价；这依赖于“能力强”的集群企业对知识隔离机制、知识落差、对当地知识依赖性以及对当地制度影响力的综合考量。三是，从知识效率的角度来看，对所在区位知识效率的不满是强化企业迁移意愿的主要动因。四是，潜在目标区位更高的知识效率期望，匹配以合理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企业迁移的最终目标区位选择。五是，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体现了三种逻辑的并存。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本书对企业迁移过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推动了企业迁移研究的理论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整合已有理论，构建了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为企业迁移研究奠定了系统的研究框架；第二，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从过程视角构建了企业迁移三阶段过程机理模型，促进了企业迁移理论模型的系统建构；第三，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揭示了区位层面因素与企业层面因素对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的影响机理，有效解释了企业总部迁移的多指向现象，推动了企业总部迁移目标区位选择研究的深入；第四，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归纳了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的集聚优势获取、多市场竞争以及制度合法性获取等三种动机，并从区位产业集聚发展演化的角度提出了三种动机具体作用机理，推动了企业群体迁移至同一区位研究的深入；第五，基于企业-区位共演框架，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迁入地优势、企业-迁入地匹配性对总部迁移绩效的影响，推动了企业迁移后成长机理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