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文明变迁与中国税收制度演变
作者：徐全红
ISBN：978-7-5201-8142-6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03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和城镇化率等指标也显示中国整体上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信息文明转型期。同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部署中,赋予了财政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税收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新时代税收制度建设,理应超越工业文明的束缚,与信息文明条件下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匹配。本书试图通过对文明变迁过程中的税收制度演变的研究,探寻不同文明阶段税收制度的特殊性和税收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并从信息文明转型的视角,考察我国新时代税收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路径,为中国信息文明时期的财税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对税收起源的探索从《说文解字》关于“税”“赋”的文字释意开始,研究发现中国古文字中的“税”“赋”本身就讲述了古代税收现象的“契约”过程,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税收契约论”并无二致,只是《说文解字》把这一理论向前追溯到公元100年之前。本书从太行山猕猴的社会生态考察开始讨论狩猎采集文明时期的税收现象,研究表明人类氏族部落的首领和猴王一样,都享有食物优先分配权和配偶优先权,从自然属性看是因为他们拥有暴力潜能和智力优势,从社会属性看是因为在生存环境极度恶劣的条件下,他们能给个体提供生存和安全这样的公共产品,但其最原始本质还是强制性的“暴力逼贡”。税收的国家主体假说试图证明税收并非天然与国家相联系,只是财税学家为了研究方便做的一个假定,这样就给“税收”人为设定了生日,从而确定了税收内涵与外延讨论的时间坐标,明确了税收是一个“国家”现象。从狩猎采集文明到农耕文明的制度变迁,其动力来自人口压力、土地资源稀缺和生产力进步等。农耕文明对国家税收合法性解释,已经开始走过税收的“强盗”逻辑,从“暴力逼贡”演进到“税权神授”,税收合法性诠释的理论进步对于稳定农耕文明时期国家统治秩序至关重要。尽管农耕文明时期中西方税收文化有很大差异,但其共同点在于税收思想的变迁总会受制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并最终转化为更先进的税收治理模式。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税制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古代早期国家的劳役为主、贡赋为辅;二是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国家”的履亩而税、徭役开征;三是秦汉以后“税收国家”的“租”“调”并行、工商税渐增。中国农耕文明时期的税制结构特征表现为原始直接税为主体,间接税比重缓慢增长。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制度变迁,是伴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口膨胀的压力进行的,在“税权神授”的神话被戳穿后,西方学者开始用“税收契约论”重新解释资本家政权税收的合法性,用“契约”精神来解释“强制”的税收,用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理论来粉饰国家的暴力机器本质,税收文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再次诠释了先进的税收理论对国家治理秩序的稳定作用。工业文明时期的税制,经历了由以简单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向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演变的过程,税收承纳主体逐渐由中低收入人群向高收入和高财产阶层转移,税收思想也逐渐由效率优先向税收公平靠拢。中国工业文明变迁中的税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工业化转型期田赋比重下降,关税、盐税渐居主导地位,工商税赋逐渐成为主要税源;工业化前期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类的动态调整;工业化中后期间接税比重下降,直接税比重逐渐上升。信息文明是以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创新为发展第一驱动力的全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传统农业、制造业的改造,产生了新的信息技术产业,信息业成为国家的主导产业。当然各国并非步调一致地进入信息文明,这就形成了全球多种文明并存的局面。信息文明状态下的国家税收合法性,逐渐由契约税收过渡到税收法定。信息文明时期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拓展,税收思想逐渐过渡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中高收入人群承担更多税收的现代直接税制度趋于成熟,税制结构模式将在信息化条件下实现重构。信息文明转型期的中国税制改革,是适应现代国家治理需要对现行税制进行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改革的目标涉及政府治理的现代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创新型国家体系形成等多个层面。税制改革面临着税收民主与法制建设、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税制结构优化和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间税收关系重构等多重挑战,应在税收法定、税负公平与返税于民、调节收入分配、直接税与间接税的轮替、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的重构和促进国际税收竞争等方面取得突破。从“暴力逼贡”到“税权神授”、从“税权神授”到“契约税收”并蜕变到“税收法定”,政府税收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与文明变迁同步,见证了不同文明阶段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过程。从原始直接税为主体演变为间接税为主体,并最终蜕变为现代直接税制,税制结构的变迁适应了每个文明时期国家公共治理对税收的源泉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税收思想也随着制度变迁而不断扬弃,逐步向公平靠拢。每次文明的更替必然伴随着税制的革命性变革,其后税制演变总是表现为适应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在现有的制度模式内部不断优化的过程,新的税制直到适应新的文明才会稳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