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语言文化障碍对我国“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选址的影响研究
作者：金钰珏
ISBN：978-7-300-33971-9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7
在“一带一路”2.0阶段,要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语言文化相通是前提和基础。能否正确传达对外投资过程中的信息,对投资能否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语言文化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语言互通,与各国共享、共建和共赢,直接关系到投资的成效和成败。克服语言文化障碍不仅可以缩小语言之间和文化之间的距离,更可以促进相互交流和理解,促进双边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本书以语言类型学、语言距离理论、语言经济学、文化维度理论、文化距离理论、文化经济学、跨国投资理论、投资选址理论等为理论基础,构建了语言文化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选址的指数总模型,其中包括五个子模型,分别是语言障碍指数模型、文化障碍指数模型、语言障碍指数影响跨国投资选址的引力模型、文化距离指数影响跨国投资选址的引力模型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潜力测量模型;选取了若干个语言与文化障碍观测指标,具体测量语言文化障碍度,并考察语言与文化障碍如何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选址的问题。本书着重回答以下四方面问题:(1)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语言与文化存在多大的障碍?如何对语言与文化障碍度进行评级?(2)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语言与文化障碍对“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产生影响?(3)加入语言与文化差异变量后的投资潜力测算对投资选址决策有怎样的影响?(4)我国在“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选址中如何克服语言与文化障碍?就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有何对策性建议?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书选择以下四类数据:(1)解释变量为语言障碍指数(LBI),以及(2)文化距离指数(CUL);(3)控制变量为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东道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我国与东道国地理距离(DIST)、东道国技术水平(TECH)、东道国政治稳定性(PO),以及我国与东道国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4)对外投资数据。本研究采用语言类型学、文化多样性、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包括五种方法:(1)语言障碍指数测量方法;(2)文化障碍指数测量方法;(3)聚类分析方法;(4)扩展引力模型分析方法;(5)投资潜力指数测量方法。本研究取得以下重要发现:(1)总体而言,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语言与文化障碍度较高。就语言障碍度而言,语言差异两极化现象严重,语言障碍度评级在1~7级不等。马来语障碍度最高,阿拉伯语等11种语言与汉语语言障碍度较高,有25种语言的障碍指数相对偏高;与汉语障碍度较低的为越南语、泰语、缅甸语、高棉语,印尼语障碍度也相对较低。从国别区域看,与我国语言障碍度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而东南亚地区与我国语言障碍度较低。阿拉伯语国家以及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最多,阿拉伯语障碍度较高,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投资选址中需要重点克服的语言障碍。就文化障碍度而言,我国与埃及的文化距离最大,最小的国家为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文化差异呈现两极化倾向。(2)语言障碍指数与文化距离指数与我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呈显著负相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语言障碍指数每下降10%,我国对其投资就增加10.61%;文化距离指数每下降10%,我国对其投资就增加9.61%;与我国语言障碍度、文化障碍度越高的国家,我国对其投资量就越少。语言文化障碍直接影响东道国对我国对外投资选址的吸引力,导致投资量减少。因此,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考虑共建国家的语言文化所带来的障碍。在进行投资选址时,应将语言文化障碍作为重要风险控制因素,纳入投资选址决策,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较大、高水平劳动力充足、政局稳定、有双边协定的东道国等因素,提高投资选址的成功率。(3)从语言与文化障碍角度考虑对外直接投资潜力选址发现,考虑语言因素计算我国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直接投资潜力指数得出,我国对中亚国家投资适中,个别国家属于“潜力巨大型”;我国对东北亚国家投资规模介于投资适中和过度之间,投资规模相对合理,尚有投资潜力可以挖掘,属于“潜力开拓型”;东南亚国家整体水平介于投资适中和过度之间,部分国家存在严重投资不足,属于“潜力开拓型”;南亚国家投资适中,个别国家投资不足,属于“潜力开拓型”;西亚与北非国家属于投资两极化,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均呈现,一部分国家属于“潜力巨大型”,一部分国家属于“潜力再造型”,属于混合型市场;中东欧国家和西亚与北非国家情况相似,同样为“潜力巨大型”和“潜力再造型”混合型市场。综合考虑语言障碍度和投资潜力,我国应优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址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前十名为:新加坡、尼泊尔、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塞尔维亚、叙利亚、白俄罗斯、卡塔尔、克罗地亚。考虑文化因素计算我国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直接投资潜力指数,我国对东北亚地区属于由投资不足转向投资适中,且有投资潜力可以发掘,属于“潜力开拓型”;东南亚地区整体投资适中,属于“潜力开拓型”;南亚地区投资过度,属于“潜力再造型”;西亚与北非地区属于投资适中偏不足,部分国家严重不足,属于“潜力巨大型”;中东欧地区的投资呈现两极化和多样化,一部分国家属于“潜力巨大型”,一部分国家属于“潜力再造型”;中亚地区的投资不足,属于“潜力巨大型”。综合考虑文化障碍度和投资潜力,我国应优先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址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前十名为:波兰、克罗地亚、匈牙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塞拜疆、也门、吉尔吉斯斯坦、约旦、新加坡。综合考虑语言文化共同作用结果,我国对“一带一路”不同区域直接投资潜力显示,我国对南亚、中东欧、东北亚存在投资过度情况,对东南亚、西亚与北非地区投资适度,对中亚地区尚有较大投资潜力,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选址过程中可优先考虑中亚地区。结合“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指数,以及语言文化因素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外投资潜力的影响,从投资潜力看投资选址排序。结果显示,应当考虑经济条件优越、投资潜力大、语言文化障碍较小的国家优先投资选址,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黑山、越南、巴林、泰国、菲律宾、老挝、保加利亚、波兰、柬埔寨、克罗地亚、捷克。本研究在理论、方法论以及应用价值方面都有所贡献。第一,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首先基于语言类型学构建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语言障碍指数指标体系,其次基于文化维度理论构建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距离指数指标体系,最后提出了语言文化障碍对“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论断,将语言学、跨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相结合,构建了跨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在方法论层面,本研究构建了语言与文化障碍指数模型,并运用扩展引力模型测量了语言文化障碍度对“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选址的影响,从语言文化角度测量了“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潜力系数及排序。第三,在应用价值层面,本研究(1)针对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我国“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选址提供参考意见;(2)致力于推动我国语言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升我国语言文化软实力;(3)帮助企业了解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各国语言文化差异,规避投资风险。通过实证分析,本研究综合考虑对外直接投资有利和风险因素,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选址提出以下建议:积极克服对外直接投资选址过程中的语言障碍,应优先选择语言文化障碍较小的国家投资,大力加强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在推广本国语言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加强英语教育,提高本国非通用语的教育水平,助力企业走进“一带一路”;精确定位,为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合理区位,重视语言文化的经济价值属性,大力发展语言服务,整合语言服务产业资源,构建语言服务产业体系,提高国家语言能力,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加强文化交流制度建设,正确评估文化环境,考察东道国文化风俗,积极开展双方文化交流,促进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