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
副标题：
作者：叶檀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17053
出版时间：2009
页数：309
定价：42.00
内容简介：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本书全面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宏观走势及决策逻辑，到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市场的种种病兆；分析了过去十来年中，中国宏观及产业经济曲折前行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勾勒出了“中国式成长”的线条，同时也给出了富有勇气和穿透力的解读，让人们清晰的看到了中国当下的经济之路，也看到了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叶檀博士 财经专栏作家，知名财经评论员。 《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每日经济新闻》主笔、《解放日报》评论员，《南方周末》、FT中文网等媒体专栏作家。央视《今日观察》、第一财经特约评论员。 信奉市场，强调本土；改良为上，尊重利益；历史眼光，经济视角。 现居上海。 叶檀的读者圈：www.lanshizi.com/yetan/ 用国有企业股权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288 提高社会保障减少经济压力是明智的选择／289 国有企业收益理应划拨给社保基金／291 医改不妨引入医疗券／294 给小产权房、集资建房生存空间缓解住房难／300 新弱势群体：农民工与无背景大学生／304 后记：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市场化？/309 · · · · · · Book23.挺不错的书，对近二十年我国各种重要经济变化做了比较明晰的分析、举证和诠释，让你找到发生在当下的各种畸像的根源。文中揭露的“全民国有”模式很可怕，政府渗入百姓生活每一个层面，市场被公权力左右，各种自生市场化模式轻易被扼杀，太多国家成本隐蔽地让百姓摊分。看了有点无望感。 3.9星，叶檀这本书算是比较系统了，但还是比较庞杂，读者可以获得很多感性认识，看完了视野可以上一层楼。 这个打星可能也要看读者处在于何种阶段，目前我现在的知识水平来看这本书，我会打五星，股改和房地产两块有营养。 7年前书中提到的问题，货币政策、国企改革、税收、房地产、民营经济等，现在依然突出且有加深趋势 。 《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一书将在11月初正式出版上市，出版方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中信出版社将于11月4日下午，在中信出版社举行本书的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发布会期间，特邀请秋风和刘煜辉两位著名经济学人和叶檀一起，展开对话，探讨在这个巨变的转型时代，我们拿什么拯救中... 在刚过去的2009年里，中国的财经传媒界实际是被女人所主宰的，所谓“北胡南叶”。作为北胡的胡舒立在新年的最后一天，接手《新世纪周刊》，而作为南叶的叶檀博士则在早些时候出版了《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 作为一名勤奋的作者，叶檀博士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对中国的财经事件以笔... 一、 地方政府才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大获益者 房地产市场化刚好与我国国有企业、社会保障转型等时期相吻合，地方政府在1994年分税制后财政增长手段匮乏，土地财政适时出现，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杠杆。以土地收益解决转轨成本被认为是一条化解转轨难题的捷径。从20世纪80年代深...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经济了，但世界、中国经济迷雾重重，的确让人看不清楚，叶檀这本书出的正是时候，让大家都来了解，也来关注中国的未来。 在电视上经常见到叶檀。她瘦小的身材，细细的吴侬软语，怎么也难以和她那犀利如刀的文字扯上关系。看她的文章，你会感到她内心有中强大的力量，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怀和使命感，由字里行间散发出来，让人心情激荡，畅快淋漓。 《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叶檀 改革，改革，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市场不能建立在亦官亦商的构架之上，不能建筑在中体西用的梦幻之上，没有农村的商业文明，就不可能有中国整体的商业文明。 占据中国经济70%的国有垄... 请看“叶女侠”出刀 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出版人） 这个设问还可以被分解成下列命题：中国经济是否需要拯救？哪些力量能够拯救中国经济？是主动拯救还是被动拯救？拯救的路径有多少条？拯救的手段有哪些？拯救的结果及后果将是什么？ 作为历史学博士、中国最勤奋的财经时... 《拿什么拯救》该算是我看过的第一本通俗经济读物了，虽无横向对比，但是这是本不错的通俗读物。书中几乎覆盖了中国经济最有“特色”的几个方面：房市、股市、金融改革、国企。 配合着维基百科查阅一些不懂的名词，整本书理解下来并不困难。读完这本书，对中国经济的感性理解... 非常好的一本书。一针见血，但不像郎咸平过于危言耸听。叶檀更实事求是，更接地气儿，理论和阐述也更有逻辑性。一代才女，不光是叶檀的书，叶檀的博客也很值得一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太过畸形，股市的出发点就不合理，是为了帮助国企脱困，为了政府建设筹资。但不可否认，股市帮... 1、经常在时下的经济节目中看到她，外表的斯文，没有想到笔风的犀利及坦诚。 2、她的这段话至今在我脑海里，世界上没有非此及彼、不是天堂即是地狱的明确划分，真实的生活总是好坏参半，总是在矛盾的漩涡中找到平衡。这句话也像是注释她这本书的诸多观点吧。 3、我觉得最精彩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当下的... 2018-09-19 13:33  1人喜欢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当下的中国，具有以往的中国现代改革史从来没有的经验 改革初始时期的上下合力利益均沾细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的目标必须进行二度校正；市场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与国有体制颇具特色的货币与资本市场脱颖而出，国内市场并未开放，市场内生动力还没有发挥，市场主体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国际；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 在国内层出不穷的消费需求，和在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计划经济以国家主义的面目，以更庞大的体量从前门大摇大摆，占据中国经济舞台的主角位置。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现在的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国有企业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切按照行政计划行事，没有盈亏概念，没有贷款只有拨款，而现在的央企不仅谋求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更希望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角。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他们以董事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显示国有企业才是中国的市场正身，这些企业试图阐明从未有过的理念，无论控股者为谁，通过国家主义将使市场效率与分配的公正合为一体。 管制成本、效率质疑、民意反弹等等，让维系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 吊诡的是，国家主义也是形成权贵资本的理论与现实根基。没有政府的护驾，权贵资本与垄断资本不可能产生。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确带来经济过热的风险，更让人忧心的是，资产价格的提升、分配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利益集团剪羊毛过程。从本质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危机，沦为分配机制失衡的替罪羊。 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消费，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最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人大、审计署、舆论、市场利益相关人士，能够善尽职守，约束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面临重大经济转型的关口，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引导柔弱的经济体强身固本，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国家经济主义倘若一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民意将急剧转向，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态转变到对效率与公平的关注，到那时，国家经济主义的解体也就为时不远了。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 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 2012-12-26 20:11  1人喜欢 内容简介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继，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进，政府则在其后以追认的方式认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瓦解，或者说已无利可图，新的商业利益的获得者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变革大局势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低效、贪腐噩梦是否会卷土重来。目前的这场经济大变革，潜藏的改革基因既承接晚清以来的颠扑难灭的国家现代化梦想，又承接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大批亦官亦商的市场人士，和一个亦官亦政的组织架构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分为几个红利分享期，199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产能不足、国内需求畅旺、产品不愁销路的红利消耗殆尽；2003年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红利让中国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正因为国内与国外双重消费渠道先后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性改革顺理成章被延后，各方吃滚存下来的红利。但2008年，一个不愁消费、不愁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品世界，在破坏性十足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坍塌了。产能过剩在1998年的经济紧缩中已经有所暴露，政府必须依靠房地产、教育等拉动内需，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而到2007年前后，拉动内需大大有功的房地产市场业已成为分配不公、行政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失衡的象征。转型异常艰难。理念的碰撞体现在一切与经济相关的方面，关于产权界定的根本大法《物权法》的争论回到姓社姓资的原始轨道上；民众在诸如小区停车位、交通强制险的合理性、手机漫游费等一切方面争取自己的利益；公平与效率之争成为继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之后，又一个撩人心弦的敏感话题；在楼市上市场与行政之争，在股上救市与不救市、大小限改革与不改革之争，在货币改革上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化之争，处处硝烟。以前压低成本、牺牲环境以糊口的工厂创造财富的做法，以往产能不足和出口红利掩盖之下的财富两极分化、财富虚增现象，形成中国经济改革无法绕过的险恶礁石群。无法持续，必须重整。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国家经济主义发轫要保住新兴工业国的改革成果，中国有两场经济硬仗要打，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货币必须市场化。如果此战不赢，改革将倒退几十年。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最早启动了分配体制的警讯，此后国有企业高管MBO（管理者收购）被指责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分配工具。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目前这个阶段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金融与工业寡头的紧密结合。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如何解决终极失衡用国家经济主义破解权贵经济之结，还是用市场经济破解权贵资本之结？与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不是拆散垄断企业，而是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政府项目、大型企业之中，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台4万亿救市计划，虽是提振信心所必须，却说明政府已经被垄断企业绑架，资源的倾斜式输入已经深入骨髓。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据。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每次宏观调控、每次经济救灾都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原因无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数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由政府支配。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赋予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双重功效，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性错误资金分配过程中各省市在发改委周边饭店扎堆驻扎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已经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权力永远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绝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资源，总是倾向于扩大掌握资源的力度，将范围越扩越大。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权贵侵害公众利益的严重性，已使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难以为继。当改革的主导权与资源的分配权都掌握在权力利益阶层手中时，他们所需要的，一是通过补偿让利益合法化，二是让补偿达到预期目标，使他们仍能高居于相对利益阶层的金字塔顶端。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上亿财政拨款取决于发改委、财政部关键部门官员的一纸批文，民众既无从得知哪些是随着政府管理功能的增强必须支付的行政成本，哪些属于资源浪费，当然根本谈不上进行有效监督。财政部主管金融与政府贷款审批官员的落马，恰恰说明财政部官员位过高权过重，政府对公共财政的使用自由裁量权过大。撕不掉的政策市标签以政府信用为上市国有企业托底，而后这些公司在资本市场注入市场信用，获得高额溢价之后反哺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指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三强五弱”：强政府，弱市场；强内部人，弱董事会，弱外部股东；强审批，弱监管，弱执法。历经艰辛奠定股改成功基础之后，政府力推大盘蓝筹股上市、培育国有控股的机构投资者。这些国有企业与机构天生具有利用政府信用的癖好，在上市之前，政府以剥离注资等方式、或者以赋予专营权的方式提供这些企业上市条件，是政府信用的第一次透支。这些大型公司即使有了上市公司的躯壳，但投资者根本不具有管理权甚至红利权，到底是否属于公众公司，是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把境外流通的部分也算成公众持股量，这是对A股投资者利益的蔑视上市公司退市不畅，除主板市场外其他市场发育迟缓，再融资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本应成为主要投资市场的债券市场由发改委、央行、证监会三分天下，严格实行铁板一块的审批制度。创业板的新股上市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客观上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直接由行政审批的质量决定，中国资本市场不诚信、业绩变脸，有关的保荐、发审要负很大的责任，而拥有准司法权的管理层未尽严厉处罚之责，也难辞其咎。如果新股发行机制不改革，不驱除股权投资，论新股IPO还是推出创业板，都难免一地鸡毛的命运。监管部门避实就虚，以其他理由撤销立立电子首次发行的审核决定，但他们终将面对新股发行机制改革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一级市场先天不足造成二级市场畸形，市场交易股票与投资品种的人为稀缺状态，造成无股不牛、大盘股即大蓝筹股的虚假繁荣如果说在前股改时代，股市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那么在后股改时代，股市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人为控制的投资品种稀缺、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与民间投融资渠道不畅的矛盾；如果说前股改时代是机构坐庄时代，后股改时代则进入大小非、大小限坐庄时代。股改后隐形政策市依然存在国有产业资本获得双重溢价，一是在实体领域占据产业链中上游，获得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定价权，他们在国际上定价权的缺失通过国内市场的盘剥得到弥补；二是资本市场的垄断溢价，通过减少流通股比例、通过制造一二级市场价格落差，大型产业资本尽享金融资本红利。经济景气周期的国有垄断上市公司，哪怕是一头猪做老总，市值照样能增长。市值增长并非因为公司拥有良好的治理结构，以及被证明有经营能力的管理层的辛苦，而是拜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赐，拜没日没夜工作的低薪工人所赐，拜中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所赐。有能力借用政府信用的企业的机构未改恶行，一些机构投资者在特殊时期，如在大盘股上市之时执行命令托市之余，坐庄抬价不亦乐乎，在整体上市并购子公司过程中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中石化，是明显的例子。金融危机后，国资委动用预算资金重新给大型国有企业注资以避免技术破产的做法，揭掉了这些企业经营能力提升的面具。给透支的政府信用消毒，首先，要收回被借用的政府信用，由市场价格和独立的中介评级机构来替所有的企业说话；其次，不管政策怎么调整，有关部门显然应该给市场各方传达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所要重塑的是一个有法可依健康的市场，而不是直接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政府允许股市急跌，是因为宏观经济让他们心里有“挤泡”的底气；而为股市托底，实乃实体经济深不见底，不知何时复苏。因为在实体经济领域存在严重的问题，才造成虚拟经济难以控制的后果：如果银行业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政府无需以外汇储备与特殊国债注入银行为其脱困；如果央企垄断的资源能够分解到高效的市场化企业，这些企业又能够通过上市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共享，又何至于出现优质上市企业的稀缺状况？国有金融机构大量上市，政府注资势在必行，这些注资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总得有人买单，均摊在每个人头上，就表现为物价上涨“半夜鸡叫”与维稳计划上调印花税是A股市场仍然属于政策市的证据之一，由于我国许多税收政策被让渡给财政部，缺乏应有的制约，导致行政封闭色彩浓厚。主要是财政部讨论形成意见报上级批准。在税收决策过程中有封闭而自足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双重考验，一是能否以市场化的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危机，二是人民币能否成为自由兑换货币，这两重关卡对于我国经济是重大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股改差点夭折既得利益阶层组成反对同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股改最初阶段，国资委与外资携手，站到了同一战壕里。这显示不论内外，无论什么样的市场主体，既得利益阶层绝不肯放弃已经到手的红利。在股改过程中，破天荒地出现强势阶层喊冤的现象。先不用说股权的集中度与流通股股东的投票成本，单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审批权，就牢牢攥在国资委手中。国资流失就像密布于中国市场的地雷，从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管理层MBO，到股改试点的对价支付，全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国资流失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短期内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量存在未受约束的国资流失现象，另一方面，又成为利益群体之间互相指责的一根大棒。这根大棒，在股改初期被用来指向对价支付方式。防止国资流失关键要看两点：第一，现行的国有企业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有，即使不支付对价，国资照样会流失，这在股改之前的各种案例中早已证明；第二，国资流失到了谁的口袋，找到最终的获益者才能堵住漏洞。按照市场规律，能够从法律法规的夹缝中获利的只能是有能力调动资源的人。迄今为止走上被告席的国有企业蠹虫，有几个是平头百姓？中国股市的发端失之偏颇才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困局的主因；也不会不知道，当初给予法人股与国有股的特权并不公平竞争的法治原则，不符合《公司法》“同股同权”的条款—试图以产权与法律理论坐实既有产权的做法，不过是对以往剥夺产权行为的事后认可，所谓不公平莫此为甚！洗不掉的“原罪”一个本应中性的产业沦为腐败的聚集地、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口以及社会贫富两极对立的活写照，更变成官方统计数据和政策信用的试金石。1998年房改种下投机基因房地产与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一样，成为中国市场化失败的典型行业。背后纠缠的垄断基因，存在的利益输送，在决策之时的投机取向，与教育、医疗行业毫无区别，如果说教育、医疗是公共资源滥用下的伪市场化，房地产业则是一级土地市场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房地产拉动了内需、刺激了经济只是小成功，最大的成功是让地方财政牢牢地捆绑在了土地财政上，使其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中坚力量，以为商人群体可以左右一个重要市场，是对中国经济生态彻头彻尾的误读。房地产业膨胀是错误的激励政策与财政分配政策的结果，圈地自肥的土地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投机表现。歪打正着救急地方财政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出让金之所以全归地方政府，就是博弈的结果，弥补分税制后地方财力的急剧下降。房地产税费问题更是扯不清的话题。房地产税费已成为抑制房价的常用武器，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政府税费大增而市场房价大涨，这给信奉房价上涨是因为打压不够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游说税务部门源源不断地出台新的税收政策，政府也乐得照此行事，反正所有的税费最终由购房者一方承担。中国涉及房地产业的税种有9个，中央政府出台的收费项目有20多种，地方政府出台的多达几百种。弥补地方财力不足是一个方面，围绕房地产业的巨大黑色收入更是致命的诱惑。灰色利益在地方政府、官员、房地产商等所有权势集团之间分配，开发商利润的多少视距离地方核心权力层的远近而定。密密麻麻的利益群体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2006年9月4日的《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在上海的土地出让金的分成中，“40%为城市集中使用建设专项资金，60%给该市的城投总公司。”所谓城投公司，是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又一个无底洞。地方政府的一半以上财政通过小金库在预算外运行。地方土地收入却没有纳入地方预算管理范围，更没有置于地方人大的监督与舆论的监管之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4年长熊之前的中国股市，国有股减持失败之时几乎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股市成为圈钱、抢钱、欺诈的代名词。房地产与股市在本质上确实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市场都便于资本运作，都是虚拟货币、经济泡沫载体，有一头通国家金库、一头通百姓钱袋的巨大吸管，将真金白银利益源源不断地吸到相关利益阶层的私囊中的便利条件。跟股市一样，房地产市场可以坐庄，少数庄家能够通过控制土地以及大量资金杠杆撬动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控制土地出让步骤的地方政府才是一级土地市场的真正庄家房地产积怨非止于一日，促使政府坚决挤去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主要是结在房地产这根藤蔓上的尾大不掉的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大笔地方政府资金，以及在这笔灰色资金掩盖之下的急剧膨胀的腐败势力和集聚于金融机构的巨大风险。中国内控机制本就不佳的金融机构已经难以经受房地产业的轻轻一弹裙带资本主义而非人民资本主义游说不是原罪，以经济能力与权力进行私下交易、进而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才是原罪。 如在房地产行业中，究竟哪些属于公共物品，应该让社会全体公众享有知情权，哪些属于商业产品和投资品，应该由商家安守商业秘密。如果我们承认房地产市场存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与投资房等不同品种的划分，那我们也应该承认，不同类型住房开发商理应享有不同的信息公开自由度半吊子的房地产市场化18号文”在第五条中给出的答案是“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多数普通市民被迫走上了以普通商品房改善住房条件这“华山一条路”。如此改变供求关系的结果，人为制造出普通商品房的天量客户。通知一出台，就被认为是房地产业的天大利好，这绝不是开发商自作多情的误读。当时有媒体估计，“18号文”将使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由过去的80%以上，减到只有20%左右。就是说，全国至少有60%以上的城市家庭失去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这一切源于2003年政策的大变动，源于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政策，源于以吹大了的泡沫救宏观经济之急，为了将我国经济从SARS产生的经济下滑泥潭中拉出来，房地产行业成为吃力最重的拉索。简言之，“18号文”是在经济紧缩的压力之下，有关部门的又一次饮鸩止渴之举。纳税人为银行业改革支付巨额隐形代价引资与上市是银行改革的关键词，政府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接四大国有控股大型银行，承接从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或者财务投资者重组上市，成为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模式已经从一线银行向二线银行蔓延，引资上市的激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良资产回收率20%？如果银行最终使用外汇冲销坏账，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货膨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央行发行的货币达到2万亿元左右。无怪乎一些学者愤怒地指责这样的工程，还不如直接收一笔税，或者财政直接拨出一笔巨款给银行算了。06年花旗对信达不良资产的收购，此次收购创下两个“之最”：一是外资收购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之最；二是收购价格仅为资产面值的1.5%，创下了外资投行收购中国不良资产的价格新低。不管是哪位外国投资大佬，在接盘不良资产之后，并未付出真金白银，而是重新分销给国内的投资者，从中赚取差价。四家公司都以银行、信托、证券等混业经营的综合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很快成为拥有各种金融资源、拥有令人羡慕的券商等牌照的巨无霸公司。2007年年初，由信达公司组建的信达证券公司，由东方公司组建的东兴证券公司与华融证券公司一起，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准。在一轮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金融机构的巨无霸数量继续增加，而政府的负债也将增加。如果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真的如此为民造福，那不良资产回收公司的回收率不会如此之低了。房贷证券化引发银行内部的抢购，就是因为个人房贷的优质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未全盘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问题，但如此处理有两个显赫成果：让我们拥有了资本率充足的银行；同时拥有了体形硕大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他们转型为效率可疑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为金融垄断队伍添砖加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剥离的不良贷款只剩下了越来越难啃的骨头，并且，随着银监会所规定的8%资本充足率大限将至，某些无法获得政府援助的商业银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监管层不得不考虑银行不良资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谁消化了沉没成本？凡是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负债不能证券化，现金回收率不高，唯一的买单者就是人民币持有者。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政府财政游戏来回上演，不仅使银行管理层道德风险大增（银行业内外配合的监守自盗式的假按揭、假票据案件屡见不鲜就是证明），更固化了由行政配置金融资源的倾向，以稳定金融安全等各种各样美妙的名义，社会资源经由行政之手源源不断地被导入竞争效率不高而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中。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不是好事，一旦遭遇到严重的坏账危机，便只能以新增贷款进行遮掩。国家开发银行利用其“开发性金融”的特殊身份，在全国各地的省级城市甚至某些地县领域，保持着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这使得它对当地的发展环境相当熟悉，并对当地一些重点优质的投资项目从前期规划到后期介入都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同时据此建立了自己庞大的项目库。国家开发银行名为政策性银行，却利用国家信用进行低成本融资商业化运作，通过基建等大项目投资，获得旱涝保收的收益，银行一齐转向政府项目，显示了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不进则退、市场环境劣质化的现实。各地商业银行纷纷对国家开发银行这种模棱两可的运营模式表示抵抗，并大力呼吁取消国家开发银行这种“脚踏两只船”-借政策性银行保护之名，行商业银行业务之实-的特权。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政府给光大银行注资似乎再次印证了纳税人的担心：政府对于国有控股银行的救济行为不会停止。既然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剥离不良贷款是政府在承担政策性损失，面对同样承受政策性损失的二线银行，政府如果厚此薄彼，于理有亏。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上市，在光大银行反反复复的改制方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已经展示的毫无新意的三板斧。银行间的高官实行任命制，造成的局面就是在貌似市场化的经营体制内部包裹着行政体制的坚硬内核。更无辜的是纳税人，他们默默承担了如此巨大的隐形成本，却连一声道谢都不曾听见，甚至没有人正式承认他们是真正的买单者。定价标准拱手让人行政既能形成垄断溢价、利差溢价，同样也能形成贴水，这是一笔纳税人不能不支出的另一种隐形成本。国有股的绝对控股权，以及事实上的银行高管对于国家金融调配权某种程度的借用，都为中国式的准银行家们恣意使用银行资金留下了空间。美国银行可以以每股2.42港元的资产价格购买建设银行限售股，而国内资金即便以高出一倍的价格也无法买到股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藏富于政府优劣尽显，政府成为最大的生产商、最大的消费者，而与此同时，民营经济方面一片萧条。中央政府拿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民间投资却迟迟未能拉动。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日本国内长期维持的低薪与养老资金的不足一方面鼓励了工薪族的斗志，另一方面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在出口下降后，内需不振与产能过剩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问题浮出水面。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中国汽车界有句名言：“得浙江者得天下”，浙江至少有10多个汽车品牌的销量全国第一，是诸多豪华车品牌的第一争夺市场信贷空前增长并未流入民营企业，大型企业贷款能够获得低息，国债与企业债能够以低息发行，大型企业的库存被消化，同时制造了股市与楼市两个小阳春。中国扩张影响世界，全球产品价格托中国储备之福开始反弹，国内原材料价格高而国际价格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外资源价格形成落差，国际价格低而国内价格高，通过进出口寻找价格平衡。精铜、铝等资源的进口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仓库；二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房价上涨视做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出现结构性泡沫，使资金在大宗商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外贸企业转型内销企业遭遇尴尬。由于信用等级与采购方式的不同，使一些外贸企业难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出口企业遵循的是国际贸易制度，如商检制度、信用证制度、保险制度等。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从国际销售商处赚取利润虽低，但资金和利益较有保障。表面上外贸出口只能赚3%利润，内贸利润可能略高一些，但加上隐性成本，两者利润相差无几，内贸耗费的精力更多。政府提供补贴，却没有给内销企业提供护航的制度，没有尊重法律在建立统一市场中的作用。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从医疗到教育都位居世界后几位，从房地产行业征收的巨额税费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建设的数额令人羞于启齿，失去安全感的民众消费能力难有起色。除了那些进入增值税试点的幸运地区之外，企业在间接流转环节和所得环节继续被双重征收税，间接税未除，直接税又来。让人心焦的是，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引发严厉征税潮，这对于刚有暖意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当头一棒，严厉征税会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不停地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我国目前的劳动者薪酬过低，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劳动者议价主动矫正。有几个客观因素：第一，是劳动者供应过于充分，这使得劳动者对薪酬毫无议价能力；第二，法法规没有给予劳动者简便低廉的议价权力，农民工讨薪居然要总理出面，高成本的背后是薪酬畸低、议价成本畸高的现状。石油与中石化等公司成本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好业绩究竟有多少是靠政策、靠排挤竞争对手、靠游说上级主管部门提价得到的？推翻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日益增加的国有企业模式是不现实的，国有企业需要市场化，需要建立正面的激励机制。财富被快速错配，民间积累的财富填补到低效的巨型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等，能够想得到的一切管道，以便这些国有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光宗耀祖。而所有这些恶果，必将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 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之间进行比较。“ 2013-01-05 19:40 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之间进行比较。“ 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小企业在国企和外企之间夹缝里生存，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渠道，还有政府 ，国企，税收，金融机构的贱卖 ，。 。   2011-05-07 22:27 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小企业在国企和外企之间夹缝里生存，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渠道，还有政府 ，国企，税收，金融机构的贱卖 ，。 。 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小企业在国企和外企之间夹缝里生存，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渠道，还有政府 ，国企，税收，金融机构的贱卖 ，。 。   2011-05-07 22:27 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小企业在国企和外企之间夹缝里生存，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渠道，还有政府 ，国企，税收，金融机构的贱卖 ，。 。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 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 2012-12-26 20:11  1人喜欢 内容简介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继，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进，政府则在其后以追认的方式认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瓦解，或者说已无利可图，新的商业利益的获得者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变革大局势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低效、贪腐噩梦是否会卷土重来。目前的这场经济大变革，潜藏的改革基因既承接晚清以来的颠扑难灭的国家现代化梦想，又承接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大批亦官亦商的市场人士，和一个亦官亦政的组织架构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分为几个红利分享期，199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产能不足、国内需求畅旺、产品不愁销路的红利消耗殆尽；2003年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红利让中国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正因为国内与国外双重消费渠道先后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性改革顺理成章被延后，各方吃滚存下来的红利。但2008年，一个不愁消费、不愁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品世界，在破坏性十足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坍塌了。产能过剩在1998年的经济紧缩中已经有所暴露，政府必须依靠房地产、教育等拉动内需，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而到2007年前后，拉动内需大大有功的房地产市场业已成为分配不公、行政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失衡的象征。转型异常艰难。理念的碰撞体现在一切与经济相关的方面，关于产权界定的根本大法《物权法》的争论回到姓社姓资的原始轨道上；民众在诸如小区停车位、交通强制险的合理性、手机漫游费等一切方面争取自己的利益；公平与效率之争成为继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之后，又一个撩人心弦的敏感话题；在楼市上市场与行政之争，在股上救市与不救市、大小限改革与不改革之争，在货币改革上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化之争，处处硝烟。以前压低成本、牺牲环境以糊口的工厂创造财富的做法，以往产能不足和出口红利掩盖之下的财富两极分化、财富虚增现象，形成中国经济改革无法绕过的险恶礁石群。无法持续，必须重整。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国家经济主义发轫要保住新兴工业国的改革成果，中国有两场经济硬仗要打，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货币必须市场化。如果此战不赢，改革将倒退几十年。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最早启动了分配体制的警讯，此后国有企业高管MBO（管理者收购）被指责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分配工具。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目前这个阶段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金融与工业寡头的紧密结合。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如何解决终极失衡用国家经济主义破解权贵经济之结，还是用市场经济破解权贵资本之结？与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不是拆散垄断企业，而是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政府项目、大型企业之中，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台4万亿救市计划，虽是提振信心所必须，却说明政府已经被垄断企业绑架，资源的倾斜式输入已经深入骨髓。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据。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每次宏观调控、每次经济救灾都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原因无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数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由政府支配。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赋予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双重功效，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性错误资金分配过程中各省市在发改委周边饭店扎堆驻扎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已经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权力永远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绝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资源，总是倾向于扩大掌握资源的力度，将范围越扩越大。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权贵侵害公众利益的严重性，已使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难以为继。当改革的主导权与资源的分配权都掌握在权力利益阶层手中时，他们所需要的，一是通过补偿让利益合法化，二是让补偿达到预期目标，使他们仍能高居于相对利益阶层的金字塔顶端。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上亿财政拨款取决于发改委、财政部关键部门官员的一纸批文，民众既无从得知哪些是随着政府管理功能的增强必须支付的行政成本，哪些属于资源浪费，当然根本谈不上进行有效监督。财政部主管金融与政府贷款审批官员的落马，恰恰说明财政部官员位过高权过重，政府对公共财政的使用自由裁量权过大。撕不掉的政策市标签以政府信用为上市国有企业托底，而后这些公司在资本市场注入市场信用，获得高额溢价之后反哺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指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三强五弱”：强政府，弱市场；强内部人，弱董事会，弱外部股东；强审批，弱监管，弱执法。历经艰辛奠定股改成功基础之后，政府力推大盘蓝筹股上市、培育国有控股的机构投资者。这些国有企业与机构天生具有利用政府信用的癖好，在上市之前，政府以剥离注资等方式、或者以赋予专营权的方式提供这些企业上市条件，是政府信用的第一次透支。这些大型公司即使有了上市公司的躯壳，但投资者根本不具有管理权甚至红利权，到底是否属于公众公司，是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把境外流通的部分也算成公众持股量，这是对A股投资者利益的蔑视上市公司退市不畅，除主板市场外其他市场发育迟缓，再融资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本应成为主要投资市场的债券市场由发改委、央行、证监会三分天下，严格实行铁板一块的审批制度。创业板的新股上市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客观上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直接由行政审批的质量决定，中国资本市场不诚信、业绩变脸，有关的保荐、发审要负很大的责任，而拥有准司法权的管理层未尽严厉处罚之责，也难辞其咎。如果新股发行机制不改革，不驱除股权投资，论新股IPO还是推出创业板，都难免一地鸡毛的命运。监管部门避实就虚，以其他理由撤销立立电子首次发行的审核决定，但他们终将面对新股发行机制改革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一级市场先天不足造成二级市场畸形，市场交易股票与投资品种的人为稀缺状态，造成无股不牛、大盘股即大蓝筹股的虚假繁荣如果说在前股改时代，股市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那么在后股改时代，股市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人为控制的投资品种稀缺、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与民间投融资渠道不畅的矛盾；如果说前股改时代是机构坐庄时代，后股改时代则进入大小非、大小限坐庄时代。股改后隐形政策市依然存在国有产业资本获得双重溢价，一是在实体领域占据产业链中上游，获得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定价权，他们在国际上定价权的缺失通过国内市场的盘剥得到弥补；二是资本市场的垄断溢价，通过减少流通股比例、通过制造一二级市场价格落差，大型产业资本尽享金融资本红利。经济景气周期的国有垄断上市公司，哪怕是一头猪做老总，市值照样能增长。市值增长并非因为公司拥有良好的治理结构，以及被证明有经营能力的管理层的辛苦，而是拜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赐，拜没日没夜工作的低薪工人所赐，拜中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所赐。有能力借用政府信用的企业的机构未改恶行，一些机构投资者在特殊时期，如在大盘股上市之时执行命令托市之余，坐庄抬价不亦乐乎，在整体上市并购子公司过程中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中石化，是明显的例子。金融危机后，国资委动用预算资金重新给大型国有企业注资以避免技术破产的做法，揭掉了这些企业经营能力提升的面具。给透支的政府信用消毒，首先，要收回被借用的政府信用，由市场价格和独立的中介评级机构来替所有的企业说话；其次，不管政策怎么调整，有关部门显然应该给市场各方传达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所要重塑的是一个有法可依健康的市场，而不是直接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政府允许股市急跌，是因为宏观经济让他们心里有“挤泡”的底气；而为股市托底，实乃实体经济深不见底，不知何时复苏。因为在实体经济领域存在严重的问题，才造成虚拟经济难以控制的后果：如果银行业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政府无需以外汇储备与特殊国债注入银行为其脱困；如果央企垄断的资源能够分解到高效的市场化企业，这些企业又能够通过上市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共享，又何至于出现优质上市企业的稀缺状况？国有金融机构大量上市，政府注资势在必行，这些注资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总得有人买单，均摊在每个人头上，就表现为物价上涨“半夜鸡叫”与维稳计划上调印花税是A股市场仍然属于政策市的证据之一，由于我国许多税收政策被让渡给财政部，缺乏应有的制约，导致行政封闭色彩浓厚。主要是财政部讨论形成意见报上级批准。在税收决策过程中有封闭而自足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双重考验，一是能否以市场化的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危机，二是人民币能否成为自由兑换货币，这两重关卡对于我国经济是重大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股改差点夭折既得利益阶层组成反对同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股改最初阶段，国资委与外资携手，站到了同一战壕里。这显示不论内外，无论什么样的市场主体，既得利益阶层绝不肯放弃已经到手的红利。在股改过程中，破天荒地出现强势阶层喊冤的现象。先不用说股权的集中度与流通股股东的投票成本，单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审批权，就牢牢攥在国资委手中。国资流失就像密布于中国市场的地雷，从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管理层MBO，到股改试点的对价支付，全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国资流失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短期内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量存在未受约束的国资流失现象，另一方面，又成为利益群体之间互相指责的一根大棒。这根大棒，在股改初期被用来指向对价支付方式。防止国资流失关键要看两点：第一，现行的国有企业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有，即使不支付对价，国资照样会流失，这在股改之前的各种案例中早已证明；第二，国资流失到了谁的口袋，找到最终的获益者才能堵住漏洞。按照市场规律，能够从法律法规的夹缝中获利的只能是有能力调动资源的人。迄今为止走上被告席的国有企业蠹虫，有几个是平头百姓？中国股市的发端失之偏颇才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困局的主因；也不会不知道，当初给予法人股与国有股的特权并不公平竞争的法治原则，不符合《公司法》“同股同权”的条款—试图以产权与法律理论坐实既有产权的做法，不过是对以往剥夺产权行为的事后认可，所谓不公平莫此为甚！洗不掉的“原罪”一个本应中性的产业沦为腐败的聚集地、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口以及社会贫富两极对立的活写照，更变成官方统计数据和政策信用的试金石。1998年房改种下投机基因房地产与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一样，成为中国市场化失败的典型行业。背后纠缠的垄断基因，存在的利益输送，在决策之时的投机取向，与教育、医疗行业毫无区别，如果说教育、医疗是公共资源滥用下的伪市场化，房地产业则是一级土地市场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房地产拉动了内需、刺激了经济只是小成功，最大的成功是让地方财政牢牢地捆绑在了土地财政上，使其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中坚力量，以为商人群体可以左右一个重要市场，是对中国经济生态彻头彻尾的误读。房地产业膨胀是错误的激励政策与财政分配政策的结果，圈地自肥的土地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投机表现。歪打正着救急地方财政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出让金之所以全归地方政府，就是博弈的结果，弥补分税制后地方财力的急剧下降。房地产税费问题更是扯不清的话题。房地产税费已成为抑制房价的常用武器，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政府税费大增而市场房价大涨，这给信奉房价上涨是因为打压不够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游说税务部门源源不断地出台新的税收政策，政府也乐得照此行事，反正所有的税费最终由购房者一方承担。中国涉及房地产业的税种有9个，中央政府出台的收费项目有20多种，地方政府出台的多达几百种。弥补地方财力不足是一个方面，围绕房地产业的巨大黑色收入更是致命的诱惑。灰色利益在地方政府、官员、房地产商等所有权势集团之间分配，开发商利润的多少视距离地方核心权力层的远近而定。密密麻麻的利益群体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2006年9月4日的《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在上海的土地出让金的分成中，“40%为城市集中使用建设专项资金，60%给该市的城投总公司。”所谓城投公司，是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又一个无底洞。地方政府的一半以上财政通过小金库在预算外运行。地方土地收入却没有纳入地方预算管理范围，更没有置于地方人大的监督与舆论的监管之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4年长熊之前的中国股市，国有股减持失败之时几乎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股市成为圈钱、抢钱、欺诈的代名词。房地产与股市在本质上确实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市场都便于资本运作，都是虚拟货币、经济泡沫载体，有一头通国家金库、一头通百姓钱袋的巨大吸管，将真金白银利益源源不断地吸到相关利益阶层的私囊中的便利条件。跟股市一样，房地产市场可以坐庄，少数庄家能够通过控制土地以及大量资金杠杆撬动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控制土地出让步骤的地方政府才是一级土地市场的真正庄家房地产积怨非止于一日，促使政府坚决挤去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主要是结在房地产这根藤蔓上的尾大不掉的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大笔地方政府资金，以及在这笔灰色资金掩盖之下的急剧膨胀的腐败势力和集聚于金融机构的巨大风险。中国内控机制本就不佳的金融机构已经难以经受房地产业的轻轻一弹裙带资本主义而非人民资本主义游说不是原罪，以经济能力与权力进行私下交易、进而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才是原罪。 如在房地产行业中，究竟哪些属于公共物品，应该让社会全体公众享有知情权，哪些属于商业产品和投资品，应该由商家安守商业秘密。如果我们承认房地产市场存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与投资房等不同品种的划分，那我们也应该承认，不同类型住房开发商理应享有不同的信息公开自由度半吊子的房地产市场化18号文”在第五条中给出的答案是“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多数普通市民被迫走上了以普通商品房改善住房条件这“华山一条路”。如此改变供求关系的结果，人为制造出普通商品房的天量客户。通知一出台，就被认为是房地产业的天大利好，这绝不是开发商自作多情的误读。当时有媒体估计，“18号文”将使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由过去的80%以上，减到只有20%左右。就是说，全国至少有60%以上的城市家庭失去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这一切源于2003年政策的大变动，源于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政策，源于以吹大了的泡沫救宏观经济之急，为了将我国经济从SARS产生的经济下滑泥潭中拉出来，房地产行业成为吃力最重的拉索。简言之，“18号文”是在经济紧缩的压力之下，有关部门的又一次饮鸩止渴之举。纳税人为银行业改革支付巨额隐形代价引资与上市是银行改革的关键词，政府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接四大国有控股大型银行，承接从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或者财务投资者重组上市，成为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模式已经从一线银行向二线银行蔓延，引资上市的激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良资产回收率20%？如果银行最终使用外汇冲销坏账，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货膨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央行发行的货币达到2万亿元左右。无怪乎一些学者愤怒地指责这样的工程，还不如直接收一笔税，或者财政直接拨出一笔巨款给银行算了。06年花旗对信达不良资产的收购，此次收购创下两个“之最”：一是外资收购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之最；二是收购价格仅为资产面值的1.5%，创下了外资投行收购中国不良资产的价格新低。不管是哪位外国投资大佬，在接盘不良资产之后，并未付出真金白银，而是重新分销给国内的投资者，从中赚取差价。四家公司都以银行、信托、证券等混业经营的综合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很快成为拥有各种金融资源、拥有令人羡慕的券商等牌照的巨无霸公司。2007年年初，由信达公司组建的信达证券公司，由东方公司组建的东兴证券公司与华融证券公司一起，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准。在一轮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金融机构的巨无霸数量继续增加，而政府的负债也将增加。如果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真的如此为民造福，那不良资产回收公司的回收率不会如此之低了。房贷证券化引发银行内部的抢购，就是因为个人房贷的优质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未全盘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问题，但如此处理有两个显赫成果：让我们拥有了资本率充足的银行；同时拥有了体形硕大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他们转型为效率可疑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为金融垄断队伍添砖加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剥离的不良贷款只剩下了越来越难啃的骨头，并且，随着银监会所规定的8%资本充足率大限将至，某些无法获得政府援助的商业银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监管层不得不考虑银行不良资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谁消化了沉没成本？凡是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负债不能证券化，现金回收率不高，唯一的买单者就是人民币持有者。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政府财政游戏来回上演，不仅使银行管理层道德风险大增（银行业内外配合的监守自盗式的假按揭、假票据案件屡见不鲜就是证明），更固化了由行政配置金融资源的倾向，以稳定金融安全等各种各样美妙的名义，社会资源经由行政之手源源不断地被导入竞争效率不高而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中。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不是好事，一旦遭遇到严重的坏账危机，便只能以新增贷款进行遮掩。国家开发银行利用其“开发性金融”的特殊身份，在全国各地的省级城市甚至某些地县领域，保持着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这使得它对当地的发展环境相当熟悉，并对当地一些重点优质的投资项目从前期规划到后期介入都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同时据此建立了自己庞大的项目库。国家开发银行名为政策性银行，却利用国家信用进行低成本融资商业化运作，通过基建等大项目投资，获得旱涝保收的收益，银行一齐转向政府项目，显示了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不进则退、市场环境劣质化的现实。各地商业银行纷纷对国家开发银行这种模棱两可的运营模式表示抵抗，并大力呼吁取消国家开发银行这种“脚踏两只船”-借政策性银行保护之名，行商业银行业务之实-的特权。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政府给光大银行注资似乎再次印证了纳税人的担心：政府对于国有控股银行的救济行为不会停止。既然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剥离不良贷款是政府在承担政策性损失，面对同样承受政策性损失的二线银行，政府如果厚此薄彼，于理有亏。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上市，在光大银行反反复复的改制方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已经展示的毫无新意的三板斧。银行间的高官实行任命制，造成的局面就是在貌似市场化的经营体制内部包裹着行政体制的坚硬内核。更无辜的是纳税人，他们默默承担了如此巨大的隐形成本，却连一声道谢都不曾听见，甚至没有人正式承认他们是真正的买单者。定价标准拱手让人行政既能形成垄断溢价、利差溢价，同样也能形成贴水，这是一笔纳税人不能不支出的另一种隐形成本。国有股的绝对控股权，以及事实上的银行高管对于国家金融调配权某种程度的借用，都为中国式的准银行家们恣意使用银行资金留下了空间。美国银行可以以每股2.42港元的资产价格购买建设银行限售股，而国内资金即便以高出一倍的价格也无法买到股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藏富于政府优劣尽显，政府成为最大的生产商、最大的消费者，而与此同时，民营经济方面一片萧条。中央政府拿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民间投资却迟迟未能拉动。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日本国内长期维持的低薪与养老资金的不足一方面鼓励了工薪族的斗志，另一方面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在出口下降后，内需不振与产能过剩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问题浮出水面。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中国汽车界有句名言：“得浙江者得天下”，浙江至少有10多个汽车品牌的销量全国第一，是诸多豪华车品牌的第一争夺市场信贷空前增长并未流入民营企业，大型企业贷款能够获得低息，国债与企业债能够以低息发行，大型企业的库存被消化，同时制造了股市与楼市两个小阳春。中国扩张影响世界，全球产品价格托中国储备之福开始反弹，国内原材料价格高而国际价格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外资源价格形成落差，国际价格低而国内价格高，通过进出口寻找价格平衡。精铜、铝等资源的进口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仓库；二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房价上涨视做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出现结构性泡沫，使资金在大宗商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外贸企业转型内销企业遭遇尴尬。由于信用等级与采购方式的不同，使一些外贸企业难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出口企业遵循的是国际贸易制度，如商检制度、信用证制度、保险制度等。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从国际销售商处赚取利润虽低，但资金和利益较有保障。表面上外贸出口只能赚3%利润，内贸利润可能略高一些，但加上隐性成本，两者利润相差无几，内贸耗费的精力更多。政府提供补贴，却没有给内销企业提供护航的制度，没有尊重法律在建立统一市场中的作用。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从医疗到教育都位居世界后几位，从房地产行业征收的巨额税费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建设的数额令人羞于启齿，失去安全感的民众消费能力难有起色。除了那些进入增值税试点的幸运地区之外，企业在间接流转环节和所得环节继续被双重征收税，间接税未除，直接税又来。让人心焦的是，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引发严厉征税潮，这对于刚有暖意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当头一棒，严厉征税会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不停地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我国目前的劳动者薪酬过低，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劳动者议价主动矫正。有几个客观因素：第一，是劳动者供应过于充分，这使得劳动者对薪酬毫无议价能力；第二，法法规没有给予劳动者简便低廉的议价权力，农民工讨薪居然要总理出面，高成本的背后是薪酬畸低、议价成本畸高的现状。石油与中石化等公司成本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好业绩究竟有多少是靠政策、靠排挤竞争对手、靠游说上级主管部门提价得到的？推翻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日益增加的国有企业模式是不现实的，国有企业需要市场化，需要建立正面的激励机制。财富被快速错配，民间积累的财富填补到低效的巨型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等，能够想得到的一切管道，以便这些国有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光宗耀祖。而所有这些恶果，必将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 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之间进行比较。“ 2013-01-05 19:40 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之间进行比较。“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当下的... 2018-09-19 13:33  1人喜欢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当下的中国，具有以往的中国现代改革史从来没有的经验 改革初始时期的上下合力利益均沾细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的目标必须进行二度校正；市场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与国有体制颇具特色的货币与资本市场脱颖而出，国内市场并未开放，市场内生动力还没有发挥，市场主体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国际；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 在国内层出不穷的消费需求，和在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计划经济以国家主义的面目，以更庞大的体量从前门大摇大摆，占据中国经济舞台的主角位置。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现在的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国有企业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切按照行政计划行事，没有盈亏概念，没有贷款只有拨款，而现在的央企不仅谋求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更希望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角。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他们以董事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显示国有企业才是中国的市场正身，这些企业试图阐明从未有过的理念，无论控股者为谁，通过国家主义将使市场效率与分配的公正合为一体。 管制成本、效率质疑、民意反弹等等，让维系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 吊诡的是，国家主义也是形成权贵资本的理论与现实根基。没有政府的护驾，权贵资本与垄断资本不可能产生。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确带来经济过热的风险，更让人忧心的是，资产价格的提升、分配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利益集团剪羊毛过程。从本质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危机，沦为分配机制失衡的替罪羊。 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消费，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最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人大、审计署、舆论、市场利益相关人士，能够善尽职守，约束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面临重大经济转型的关口，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引导柔弱的经济体强身固本，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国家经济主义倘若一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民意将急剧转向，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态转变到对效率与公平的关注，到那时，国家经济主义的解体也就为时不远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当下的... 2018-09-19 13:33  1人喜欢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当政府的作用强大到介入微观经济领域，阻碍生产效率提升，甚至大肆浪费纳税人的辛苦钱，投入到白宫式的象征性豪华建筑中，而纳税人却无能为力，这种介入必然导致经济体迅速恶化。” “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当下的中国，具有以往的中国现代改革史从来没有的经验 改革初始时期的上下合力利益均沾细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改革的目标必须进行二度校正；市场化改革从计划经济与国有体制颇具特色的货币与资本市场脱颖而出，国内市场并未开放，市场内生动力还没有发挥，市场主体的一只脚已经迈向了国际；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 在国内层出不穷的消费需求，和在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计划经济以国家主义的面目，以更庞大的体量从前门大摇大摆，占据中国经济舞台的主角位置。 资源错配是有意为之，现在还在继续。令人担忧的是，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目前已处于国家经济主义的全盛阶段，无论是官督商办的清末维新，还是民国时期将大型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的历史阶段，就政府控制的经济总量而言，都无法与目前的资源控制程度相颃颉。 现在的国有企业与改革之初的国有企业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国有企业一切按照行政计划行事，没有盈亏概念，没有贷款只有拨款，而现在的央企不仅谋求成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企业，更希望成为国际市场的竞争主角。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他们以董事会、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显示国有企业才是中国的市场正身，这些企业试图阐明从未有过的理念，无论控股者为谁，通过国家主义将使市场效率与分配的公正合为一体。 管制成本、效率质疑、民意反弹等等，让维系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成本越来越高。 吊诡的是，国家主义也是形成权贵资本的理论与现实根基。没有政府的护驾，权贵资本与垄断资本不可能产生。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确带来经济过热的风险，更让人忧心的是，资产价格的提升、分配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利益集团剪羊毛过程。从本质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危机只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危机，沦为分配机制失衡的替罪羊。 已经确立的一条经济学原则是，积极财政政策主导下的政府投资永远无法满足不断扩张的产能需求，只有市场有这个能力。政府消费并不能熨平经济周期，人们寄希望于政府消费，是因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最终，无法改变现状的民众只能寄希望于人大、审计署、舆论、市场利益相关人士，能够善尽职守，约束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执行者。面临重大经济转型的关口，人们希望政府能够引导柔弱的经济体强身固本，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变到以内需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转变到只有政府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国家经济主义倘若一步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民意将急剧转向，从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益均沾心态转变到对效率与公平的关注，到那时，国家经济主义的解体也就为时不远了。 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之间进行比较。“ 2013-01-05 19:40 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之间进行比较。“ 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 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 2012-12-26 20:11  1人喜欢 内容简介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主义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事实上，必须与改革同时被讨论的是，共识、利益与权益。改革的共识是建立在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破坏之上的，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因为，现行之法是一种“恶法”，先行者前赴后继，改革以自下而上的潮流推进，政府则在其后以追认的方式认可，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瓦解，或者说已无利可图，新的商业利益的获得者都是在体制外成长起来的。经济变革大局势国有企业仍然被赋予保值增值的历史使命，但人们有理由担心，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低效、贪腐噩梦是否会卷土重来。目前的这场经济大变革，潜藏的改革基因既承接晚清以来的颠扑难灭的国家现代化梦想，又承接了强有力的行政权力，大批亦官亦商的市场人士，和一个亦官亦政的组织架构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分为几个红利分享期，1998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此前中国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产能不足、国内需求畅旺、产品不愁销路的红利消耗殆尽；2003年是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界贸易组织（WTO）红利让中国产品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正因为国内与国外双重消费渠道先后开启，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性改革顺理成章被延后，各方吃滚存下来的红利。但2008年，一个不愁消费、不愁产品销售渠道的商品世界，在破坏性十足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坍塌了。产能过剩在1998年的经济紧缩中已经有所暴露，政府必须依靠房地产、教育等拉动内需，居民消费不足成为实实在在的拦路虎；而到2007年前后，拉动内需大大有功的房地产市场业已成为分配不公、行政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失衡的象征。转型异常艰难。理念的碰撞体现在一切与经济相关的方面，关于产权界定的根本大法《物权法》的争论回到姓社姓资的原始轨道上；民众在诸如小区停车位、交通强制险的合理性、手机漫游费等一切方面争取自己的利益；公平与效率之争成为继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之后，又一个撩人心弦的敏感话题；在楼市上市场与行政之争，在股上救市与不救市、大小限改革与不改革之争，在货币改革上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尽快实现市场化之争，处处硝烟。以前压低成本、牺牲环境以糊口的工厂创造财富的做法，以往产能不足和出口红利掩盖之下的财富两极分化、财富虚增现象，形成中国经济改革无法绕过的险恶礁石群。无法持续，必须重整。中国经济比重中占据70%以上的遍布城乡的民营企业的上层，已经覆盖了一层坚如磐石、体量越来越大的护卫中国经济安全的国有垄断企业，这些企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扭曲着中国的市场定价体系，劣化着中国的资源配置体系，撕扯着中国市场的基石。国家经济主义发轫要保住新兴工业国的改革成果，中国有两场经济硬仗要打，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货币必须市场化。如果此战不赢，改革将倒退几十年。起始于2005年的国有资产流失之争最早启动了分配体制的警讯，此后国有企业高管MBO（管理者收购）被指责为权贵们掠夺财富的分配工具。曾经拉动内需依靠居民消费的主要手段，如房地产市场化、教育市场化等，业已成为市场化的绊脚石。资源错配在短期内会造成国有企业辉煌的错觉，认为不必依靠制度性改革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就能形成新型工业帝国，由此形成路径依赖。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表面的混乱掩盖的是内在的国家主义的清晰逻辑。目前这个阶段国家主义的表现形式是金融与工业寡头的紧密结合。这些覆盖着全民利益华丽外衣的企业很奇怪地在公益与市场之间左右摇摆，锱铢必较地向消费者征收垄断红利，以市场竞争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大型并购活动如何解决终极失衡用国家经济主义破解权贵经济之结，还是用市场经济破解权贵资本之结？与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国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不是拆散垄断企业，而是将资源更多地集聚到政府项目、大型企业之中，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台4万亿救市计划，虽是提振信心所必须，却说明政府已经被垄断企业绑架，资源的倾斜式输入已经深入骨髓。实行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放开价格管制，形成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即放开资源价格、征收环境污染税，以市场化的定价体制为依据。改变中国依靠廉价资源成为世界低质低价电解铝大国、钢铁大国的现状；同时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价格体制的引导下实现优胜劣汰，改变目前廉价资源统制经济的局面。只要以市场价格为上，流动性过剩自然被紧缩。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全国税收规则，这固然是一大进步，但最终还得回归到以消费税、物业税来代替增值税的正途。消费税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业税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资收入为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物业税的方式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可以放手进行土地改革，改变地方政府靠卖地为生的窘境。但物业税是个一碰就痛的社会创口，牵涉到太多的利益，试问哪个阶层坐拥房产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产市场正常化之前物业税绝对不可能征收，但不迈过这道坎，房地产市场就无法步入正常状态。国家经济主义效率令人生疑每次宏观调控、每次经济救灾都强化了政府的权威，原因无他，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经济复苏所需要的数万亿元人民币资金主要由政府支配。积极的财政政策被赋予增加投资与扩大内需双重功效，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常识性错误资金分配过程中各省市在发改委周边饭店扎堆驻扎的现象，提醒我们政府核心部门的权力已经大到何等可怕的地步。政府权力永远有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意味着政府绝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资源，总是倾向于扩大掌握资源的力度，将范围越扩越大。国进民退与官员牺牲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的权贵侵害公众利益的严重性，已使原有的国有企业改革模式难以为继。当改革的主导权与资源的分配权都掌握在权力利益阶层手中时，他们所需要的，一是通过补偿让利益合法化，二是让补偿达到预期目标，使他们仍能高居于相对利益阶层的金字塔顶端。公共财政体制是公平的市场改革的基础上亿财政拨款取决于发改委、财政部关键部门官员的一纸批文，民众既无从得知哪些是随着政府管理功能的增强必须支付的行政成本，哪些属于资源浪费，当然根本谈不上进行有效监督。财政部主管金融与政府贷款审批官员的落马，恰恰说明财政部官员位过高权过重，政府对公共财政的使用自由裁量权过大。撕不掉的政策市标签以政府信用为上市国有企业托底，而后这些公司在资本市场注入市场信用，获得高额溢价之后反哺政府。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指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存在“三强五弱”：强政府，弱市场；强内部人，弱董事会，弱外部股东；强审批，弱监管，弱执法。历经艰辛奠定股改成功基础之后，政府力推大盘蓝筹股上市、培育国有控股的机构投资者。这些国有企业与机构天生具有利用政府信用的癖好，在上市之前，政府以剥离注资等方式、或者以赋予专营权的方式提供这些企业上市条件，是政府信用的第一次透支。这些大型公司即使有了上市公司的躯壳，但投资者根本不具有管理权甚至红利权，到底是否属于公众公司，是可以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把境外流通的部分也算成公众持股量，这是对A股投资者利益的蔑视上市公司退市不畅，除主板市场外其他市场发育迟缓，再融资受到严格的行政控制，本应成为主要投资市场的债券市场由发改委、央行、证监会三分天下，严格实行铁板一块的审批制度。创业板的新股上市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客观上造成中国资本市场的质量直接由行政审批的质量决定，中国资本市场不诚信、业绩变脸，有关的保荐、发审要负很大的责任，而拥有准司法权的管理层未尽严厉处罚之责，也难辞其咎。如果新股发行机制不改革，不驱除股权投资，论新股IPO还是推出创业板，都难免一地鸡毛的命运。监管部门避实就虚，以其他理由撤销立立电子首次发行的审核决定，但他们终将面对新股发行机制改革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一级市场先天不足造成二级市场畸形，市场交易股票与投资品种的人为稀缺状态，造成无股不牛、大盘股即大蓝筹股的虚假繁荣如果说在前股改时代，股市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那么在后股改时代，股市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人为控制的投资品种稀缺、实体经济的融资困境与民间投融资渠道不畅的矛盾；如果说前股改时代是机构坐庄时代，后股改时代则进入大小非、大小限坐庄时代。股改后隐形政策市依然存在国有产业资本获得双重溢价，一是在实体领域占据产业链中上游，获得国内实体经济领域的定价权，他们在国际上定价权的缺失通过国内市场的盘剥得到弥补；二是资本市场的垄断溢价，通过减少流通股比例、通过制造一二级市场价格落差，大型产业资本尽享金融资本红利。经济景气周期的国有垄断上市公司，哪怕是一头猪做老总，市值照样能增长。市值增长并非因为公司拥有良好的治理结构，以及被证明有经营能力的管理层的辛苦，而是拜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赐，拜没日没夜工作的低薪工人所赐，拜中国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所赐。有能力借用政府信用的企业的机构未改恶行，一些机构投资者在特殊时期，如在大盘股上市之时执行命令托市之余，坐庄抬价不亦乐乎，在整体上市并购子公司过程中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中石化，是明显的例子。金融危机后，国资委动用预算资金重新给大型国有企业注资以避免技术破产的做法，揭掉了这些企业经营能力提升的面具。给透支的政府信用消毒，首先，要收回被借用的政府信用，由市场价格和独立的中介评级机构来替所有的企业说话；其次，不管政策怎么调整，有关部门显然应该给市场各方传达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所要重塑的是一个有法可依健康的市场，而不是直接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政府允许股市急跌，是因为宏观经济让他们心里有“挤泡”的底气；而为股市托底，实乃实体经济深不见底，不知何时复苏。因为在实体经济领域存在严重的问题，才造成虚拟经济难以控制的后果：如果银行业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政府无需以外汇储备与特殊国债注入银行为其脱困；如果央企垄断的资源能够分解到高效的市场化企业，这些企业又能够通过上市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共享，又何至于出现优质上市企业的稀缺状况？国有金融机构大量上市，政府注资势在必行，这些注资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总得有人买单，均摊在每个人头上，就表现为物价上涨“半夜鸡叫”与维稳计划上调印花税是A股市场仍然属于政策市的证据之一，由于我国许多税收政策被让渡给财政部，缺乏应有的制约，导致行政封闭色彩浓厚。主要是财政部讨论形成意见报上级批准。在税收决策过程中有封闭而自足的行政链条，人大、公开行政决策程序以及利益主要相关方完全没有置喙的余地。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双重考验，一是能否以市场化的办法化解产能过剩危机，二是人民币能否成为自由兑换货币，这两重关卡对于我国经济是重大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股改差点夭折既得利益阶层组成反对同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股改最初阶段，国资委与外资携手，站到了同一战壕里。这显示不论内外，无论什么样的市场主体，既得利益阶层绝不肯放弃已经到手的红利。在股改过程中，破天荒地出现强势阶层喊冤的现象。先不用说股权的集中度与流通股股东的投票成本，单说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审批权，就牢牢攥在国资委手中。国资流失就像密布于中国市场的地雷，从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管理层MBO，到股改试点的对价支付，全都是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国资流失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短期内也不可能有明确的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一方面大量存在未受约束的国资流失现象，另一方面，又成为利益群体之间互相指责的一根大棒。这根大棒，在股改初期被用来指向对价支付方式。防止国资流失关键要看两点：第一，现行的国有企业制度是否存在漏洞，如果有，即使不支付对价，国资照样会流失，这在股改之前的各种案例中早已证明；第二，国资流失到了谁的口袋，找到最终的获益者才能堵住漏洞。按照市场规律，能够从法律法规的夹缝中获利的只能是有能力调动资源的人。迄今为止走上被告席的国有企业蠹虫，有几个是平头百姓？中国股市的发端失之偏颇才是导致中国资本市场困局的主因；也不会不知道，当初给予法人股与国有股的特权并不公平竞争的法治原则，不符合《公司法》“同股同权”的条款—试图以产权与法律理论坐实既有产权的做法，不过是对以往剥夺产权行为的事后认可，所谓不公平莫此为甚！洗不掉的“原罪”一个本应中性的产业沦为腐败的聚集地、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口以及社会贫富两极对立的活写照，更变成官方统计数据和政策信用的试金石。1998年房改种下投机基因房地产与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一样，成为中国市场化失败的典型行业。背后纠缠的垄断基因，存在的利益输送，在决策之时的投机取向，与教育、医疗行业毫无区别，如果说教育、医疗是公共资源滥用下的伪市场化，房地产业则是一级土地市场垄断下的伪市场化房地产拉动了内需、刺激了经济只是小成功，最大的成功是让地方财政牢牢地捆绑在了土地财政上，使其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中坚力量，以为商人群体可以左右一个重要市场，是对中国经济生态彻头彻尾的误读。房地产业膨胀是错误的激励政策与财政分配政策的结果，圈地自肥的土地政策是政府最重要的投机表现。歪打正着救急地方财政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全部划归地方所有，并在此后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出让金之所以全归地方政府，就是博弈的结果，弥补分税制后地方财力的急剧下降。房地产税费问题更是扯不清的话题。房地产税费已成为抑制房价的常用武器，通常出现的情况是，政府税费大增而市场房价大涨，这给信奉房价上涨是因为打压不够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理由，游说税务部门源源不断地出台新的税收政策，政府也乐得照此行事，反正所有的税费最终由购房者一方承担。中国涉及房地产业的税种有9个，中央政府出台的收费项目有20多种，地方政府出台的多达几百种。弥补地方财力不足是一个方面，围绕房地产业的巨大黑色收入更是致命的诱惑。灰色利益在地方政府、官员、房地产商等所有权势集团之间分配，开发商利润的多少视距离地方核心权力层的远近而定。密密麻麻的利益群体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2006年9月4日的《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在上海的土地出让金的分成中，“40%为城市集中使用建设专项资金，60%给该市的城投总公司。”所谓城投公司，是除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之外的又一个无底洞。地方政府的一半以上财政通过小金库在预算外运行。地方土地收入却没有纳入地方预算管理范围，更没有置于地方人大的监督与舆论的监管之下，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4年长熊之前的中国股市，国有股减持失败之时几乎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股市成为圈钱、抢钱、欺诈的代名词。房地产与股市在本质上确实有相似之处，这两个市场都便于资本运作，都是虚拟货币、经济泡沫载体，有一头通国家金库、一头通百姓钱袋的巨大吸管，将真金白银利益源源不断地吸到相关利益阶层的私囊中的便利条件。跟股市一样，房地产市场可以坐庄，少数庄家能够通过控制土地以及大量资金杠杆撬动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拥有土地所有权、可以控制土地出让步骤的地方政府才是一级土地市场的真正庄家房地产积怨非止于一日，促使政府坚决挤去房地产泡沫的原因，主要是结在房地产这根藤蔓上的尾大不掉的游离于预算之外的大笔地方政府资金，以及在这笔灰色资金掩盖之下的急剧膨胀的腐败势力和集聚于金融机构的巨大风险。中国内控机制本就不佳的金融机构已经难以经受房地产业的轻轻一弹裙带资本主义而非人民资本主义游说不是原罪，以经济能力与权力进行私下交易、进而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才是原罪。 如在房地产行业中，究竟哪些属于公共物品，应该让社会全体公众享有知情权，哪些属于商业产品和投资品，应该由商家安守商业秘密。如果我们承认房地产市场存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与投资房等不同品种的划分，那我们也应该承认，不同类型住房开发商理应享有不同的信息公开自由度半吊子的房地产市场化18号文”在第五条中给出的答案是“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发展，提高其在市场供应中的比例”。多数普通市民被迫走上了以普通商品房改善住房条件这“华山一条路”。如此改变供求关系的结果，人为制造出普通商品房的天量客户。通知一出台，就被认为是房地产业的天大利好，这绝不是开发商自作多情的误读。当时有媒体估计，“18号文”将使可以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由过去的80%以上，减到只有20%左右。就是说，全国至少有60%以上的城市家庭失去了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权利。这一切源于2003年政策的大变动，源于目光短浅的机会主义政策，源于以吹大了的泡沫救宏观经济之急，为了将我国经济从SARS产生的经济下滑泥潭中拉出来，房地产行业成为吃力最重的拉索。简言之，“18号文”是在经济紧缩的压力之下，有关部门的又一次饮鸩止渴之举。纳税人为银行业改革支付巨额隐形代价引资与上市是银行改革的关键词，政府注资、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接四大国有控股大型银行，承接从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吸引境外战略投资者或者财务投资者重组上市，成为环环相扣、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模式已经从一线银行向二线银行蔓延，引资上市的激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良资产回收率20%？如果银行最终使用外汇冲销坏账，相当于直接向市场多投基础货币，以隐性通货膨胀的方式摊薄所有人民币使用者的福利，以铸币税的方式搜刮国民以填补银行的无底洞。央行发行的货币达到2万亿元左右。无怪乎一些学者愤怒地指责这样的工程，还不如直接收一笔税，或者财政直接拨出一笔巨款给银行算了。06年花旗对信达不良资产的收购，此次收购创下两个“之最”：一是外资收购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规模之最；二是收购价格仅为资产面值的1.5%，创下了外资投行收购中国不良资产的价格新低。不管是哪位外国投资大佬，在接盘不良资产之后，并未付出真金白银，而是重新分销给国内的投资者，从中赚取差价。四家公司都以银行、信托、证券等混业经营的综合金融机构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很快成为拥有各种金融资源、拥有令人羡慕的券商等牌照的巨无霸公司。2007年年初，由信达公司组建的信达证券公司，由东方公司组建的东兴证券公司与华融证券公司一起，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准。在一轮市场化改革之后，中国金融机构的巨无霸数量继续增加，而政府的负债也将增加。如果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真的如此为民造福，那不良资产回收公司的回收率不会如此之低了。房贷证券化引发银行内部的抢购，就是因为个人房贷的优质性。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未全盘解决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问题，但如此处理有两个显赫成果：让我们拥有了资本率充足的银行；同时拥有了体形硕大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他们转型为效率可疑的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为金融垄断队伍添砖加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被剥离的不良贷款只剩下了越来越难啃的骨头，并且，随着银监会所规定的8%资本充足率大限将至，某些无法获得政府援助的商业银行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监管层不得不考虑银行不良资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谁消化了沉没成本？凡是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必定有群体为此支付代价。央行与财政部不是创利企业，由央行和财政部承担不过是由纳税人承担成本的隐讳说法。负债不能证券化，现金回收率不高，唯一的买单者就是人民币持有者。左口袋进右口袋出的政府财政游戏来回上演，不仅使银行管理层道德风险大增（银行业内外配合的监守自盗式的假按揭、假票据案件屡见不鲜就是证明），更固化了由行政配置金融资源的倾向，以稳定金融安全等各种各样美妙的名义，社会资源经由行政之手源源不断地被导入竞争效率不高而规模庞大的金融机构中。银行信贷急剧扩张不是好事，一旦遭遇到严重的坏账危机，便只能以新增贷款进行遮掩。国家开发银行利用其“开发性金融”的特殊身份，在全国各地的省级城市甚至某些地县领域，保持着与当地政府的良好合作关系。这使得它对当地的发展环境相当熟悉，并对当地一些重点优质的投资项目从前期规划到后期介入都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同时据此建立了自己庞大的项目库。国家开发银行名为政策性银行，却利用国家信用进行低成本融资商业化运作，通过基建等大项目投资，获得旱涝保收的收益，银行一齐转向政府项目，显示了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不进则退、市场环境劣质化的现实。各地商业银行纷纷对国家开发银行这种模棱两可的运营模式表示抵抗，并大力呼吁取消国家开发银行这种“脚踏两只船”-借政策性银行保护之名，行商业银行业务之实-的特权。商业银行显露国有本质政府给光大银行注资似乎再次印证了纳税人的担心：政府对于国有控股银行的救济行为不会停止。既然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剥离不良贷款是政府在承担政策性损失，面对同样承受政策性损失的二线银行，政府如果厚此薄彼，于理有亏。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上市，在光大银行反反复复的改制方案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银行业改革已经展示的毫无新意的三板斧。银行间的高官实行任命制，造成的局面就是在貌似市场化的经营体制内部包裹着行政体制的坚硬内核。更无辜的是纳税人，他们默默承担了如此巨大的隐形成本，却连一声道谢都不曾听见，甚至没有人正式承认他们是真正的买单者。定价标准拱手让人行政既能形成垄断溢价、利差溢价，同样也能形成贴水，这是一笔纳税人不能不支出的另一种隐形成本。国有股的绝对控股权，以及事实上的银行高管对于国家金融调配权某种程度的借用，都为中国式的准银行家们恣意使用银行资金留下了空间。美国银行可以以每股2.42港元的资产价格购买建设银行限售股，而国内资金即便以高出一倍的价格也无法买到股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藏富于政府优劣尽显，政府成为最大的生产商、最大的消费者，而与此同时，民营经济方面一片萧条。中央政府拿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民间投资却迟迟未能拉动。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日本国内长期维持的低薪与养老资金的不足一方面鼓励了工薪族的斗志，另一方面抑制了国内的消费。在出口下降后，内需不振与产能过剩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问题浮出水面。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中国汽车界有句名言：“得浙江者得天下”，浙江至少有10多个汽车品牌的销量全国第一，是诸多豪华车品牌的第一争夺市场信贷空前增长并未流入民营企业，大型企业贷款能够获得低息，国债与企业债能够以低息发行，大型企业的库存被消化，同时制造了股市与楼市两个小阳春。中国扩张影响世界，全球产品价格托中国储备之福开始反弹，国内原材料价格高而国际价格低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内外资源价格形成落差，国际价格低而国内价格高，通过进出口寻找价格平衡。精铜、铝等资源的进口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资源仓库；二是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一步挤压了制造企业的生存空间。房价上涨视做投资环境恶化的指标。实体经济无法吸纳我国疯狂扩张的新增信贷额，出现结构性泡沫，使资金在大宗商品、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寻求避风港，导致股市与房地产市场先后回暖。我国房地产价格过高已经影响到了商务成本，已经挤压到了其他消费需求，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百出的畸形发展导致我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外贸企业转型内销企业遭遇尴尬。由于信用等级与采购方式的不同，使一些外贸企业难以适应国内消费市场。出口企业遵循的是国际贸易制度，如商检制度、信用证制度、保险制度等。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从国际销售商处赚取利润虽低，但资金和利益较有保障。表面上外贸出口只能赚3%利润，内贸利润可能略高一些，但加上隐性成本，两者利润相差无几，内贸耗费的精力更多。政府提供补贴，却没有给内销企业提供护航的制度，没有尊重法律在建立统一市场中的作用。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从医疗到教育都位居世界后几位，从房地产行业征收的巨额税费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建设的数额令人羞于启齿，失去安全感的民众消费能力难有起色。除了那些进入增值税试点的幸运地区之外，企业在间接流转环节和所得环节继续被双重征收税，间接税未除，直接税又来。让人心焦的是，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引发严厉征税潮，这对于刚有暖意的中国民营企业是当头一棒，严厉征税会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仍需推进经济冷却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加快汇率市场化进程的同时，政府不停地动用财税、货币等各种手段，并且通过向国际输出资本的方式挤去资产和价格泡沫;另一种是通过二次分配加快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尽快实现财富向民间的转移，以拉动内需市场，杜绝国民的后顾之忧。我国目前的劳动者薪酬过低，没有办法通过市场劳动者议价主动矫正。有几个客观因素：第一，是劳动者供应过于充分，这使得劳动者对薪酬毫无议价能力；第二，法法规没有给予劳动者简便低廉的议价权力，农民工讨薪居然要总理出面，高成本的背后是薪酬畸低、议价成本畸高的现状。石油与中石化等公司成本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好业绩究竟有多少是靠政策、靠排挤竞争对手、靠游说上级主管部门提价得到的？推翻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日益增加的国有企业模式是不现实的，国有企业需要市场化，需要建立正面的激励机制。财富被快速错配，民间积累的财富填补到低效的巨型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等等，能够想得到的一切管道，以便这些国有企业能够做大做强，光宗耀祖。而所有这些恶果，必将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现。 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小企业在国企和外企之间夹缝里生存，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渠道，还有政府 ，国企，税收，金融机构的贱卖 ，。 。   2011-05-07 22:27 主要观点，无非是中小企业在国企和外企之间夹缝里生存，民间资本没有合适的渠道，还有政府 ，国企，税收，金融机构的贱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