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以利为利
副标题：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作者：周飞舟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ISBN：9787542636492
出版时间：2012
页数：254
定价：35.00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序论：政府行为与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财政包干的效应和后果、分税制改革及其影响等。 周飞舟，1968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行为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著有《制度变迁与农村工业化》、《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等书，并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改革开放30年从财政包干制到分税制+转移支付体系，从财政切入来分析政府关系和政府行为机制的确很有解释力，包括农村政权的脆弱、土地财政和央地矛盾，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就是根本。 城市社会学参考书应该加进这一本！最后一部分的土地城市化就是正儿八经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嘛。 原来和周雪光一样同出北大社会学系 顿时对这一学科肃然起敬 而且同样是学术成果合集 周飞舟这本书的编排更加合理 甚是可读 其中讨论的诸多社会难题至今仍悬而未决 既然分税制推行常被看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节点 那么下一个又在哪里？ 非常好 市场经济创造体制外资源是前提 以中央-地方关系的体制变动为线 将乡镇企业的兴衰、国企产权改革、土地财政金融一体化串了起来 并提出中央对地方经济财政的逐步失控、农村基层政权萎缩和土地城市化三大问题 财政 税制 土地 真的是影响深远 为了理解分税制和土地财政 也该好好读一读 从财政看政府行为真的很有意义 很好地从财政的角度解释了当下的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权悬浮化、中央地方关系和城市化等问题的分析，对理解当代中国十分重要，其逻辑也可为理解过去提供想象的空间和思路。不过书里的错别字还是不少，虽然作者说他母亲已经帮他挑了不少了 讲述最近二十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诸多“中国奇迹”，绕不开1994年的分税制。从广义上说，它不仅是一次税制改革，更是一次财政改革、一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变革。借用温总理的话，即“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 本书主要探讨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周飞舟认为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的变化推动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最为明显的是1994年分税制的改革（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力量上升，地方财政力量减弱，地方政府基于理... 这本书我之前写的一个书评因为“因为 含有社区指导原则不欢迎的XXXX已转为仅自己可见的日记”，只能随便抓点凑个书评了。我就不明白这本书都可以让它出版，我的笔记凭什么就不行呢？所以还是留点记录以备将来查阅。 周飞舟的这本书挺好的，认真去读的话就会有所收获。本书最重... 分权-集权的根本原因是积极性与控制力二者的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积极性的受损；反之，地方旺盛的经济建设积极性，又离不开中央的“无为而治”。两者间达至平衡，经济运行方能平稳——当然，这考验智库、决策层的智慧。2018年的机构体制改革，... 财政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基础，狭义的政府的定义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即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政府在一个国家的公共领域中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政府执行力的强弱，需要以财政收入为行政的... 粗读此书，现实生活中许多不理的经济现象会迎刃而解。例如：高房价、土地财政、乡镇企业消失、三提五统农业税消失等等。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博弈，源于利，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下面我们来看看刘仲藜的回忆： 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非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睿（音）的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一下就...   2014-07-16 15:23  2人喜欢 下面我们来看看刘仲藜的回忆： 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非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睿（音）的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一下就给驳回去了。 是傅锐，彭真长子。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央地方关系实际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收两放，两次放权的时期分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央——地方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框架的建立（1949-1957） 新中国成立时期和一五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没有体现在税收上，而是体现在企业收入上。工商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企业收入的迅速增长，这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管理企业的方式有关系。以1957年为例，企业的贡献是三分之一.. 2016-04-18 08:37  1人喜欢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央地方关系实际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收两放，两次放权的时期分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地方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框架的建立（1949-1957）新中国成立时期和一五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没有体现在税收上，而是体现在企业收入上。工商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企业收入的迅速增长，这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管理企业的方式有关系。以1957年为例，企业的贡献是三分之一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三分之二则以企业收入的形式上缴主管的政府部门。随着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中央-地方间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的构架已经建立起来。这种框架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管理和分配，这种控制是通过计划指标管理的形式，并通过建立在各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条条系统来进行直接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来实现的。具体而言，重要的企业机会全部纳入条条系统直接管理，其他企业则通过块块系统间接管理，但是其税收和利润大部分归中央财政进行分配。大跃进及其后果：第一次放权实践（1958-1962）毛泽东的思想和地位一般是解释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因素，大跃进的发动似乎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但我们仔细考察1957年的政治经济形式就好发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了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会内生出大规模的放权和开展地区间竞争的要求。这种要求只是以自上而下的放权过程体现出来的。全面放权一方面迅速刺激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带来严重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严重的浮夸风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其根源却是伴随着全面放权出现的地方政府指标竞赛行为。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地方政府在主要的钢铁、粮食和其他重要产品的指标上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和规模巨大的锦标赛。几个鲜明特点：1，公司化。2，层层加码。这为大跃进及后来的饥荒中的虚夸和瞒报现象提供了制度基础。3，软约束。在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历史中，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场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是在高度集权和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控制表现在政治控制、媒体控制和资源控制三个方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央的控制越严密，反而越难以知晓地方的实际情况，最后只能以全面收回权力来控制局面，锦标赛就此结束。第二轮收放实践（1962-1978）第一阶段中央收权阶段（1962-1966）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将物资、财政、货币、劳动计划等权力收归中央，提出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基本方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提出以块块为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精简、合并中央机构。改革开放前的收权放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都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第二，放权的核心手段是下放地方的投资权和企业的管理权。伴随着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的下放，农业、商业乃至财权和事权也一般都会出现下放的趋势。第三，无论是集权和放权都是在中央其他方面的高度集权下展开的，越是放权，越要求在其他方面的集权。 分税制改革后，大部分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资金停留在县一级，使得乡镇基层政府基本上脱离了和农民的关系。 乡镇权力减小，开始“不收钱、不办事” 2018-11-13 21:31 分税制改革后，大部分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资金停留在县一级，使得乡镇基层政府基本上脱离了和农民的关系。乡镇权力减小，开始“不收钱、不办事” 中国改革的“渐进”特色，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政府放权的结果，市场对于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始终是以政府放权为前提条件。 2012-09-17 15:51 中国改革的“渐进”特色，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政府放权的结果，市场对于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始终是以政府放权为前提条件。 地方政府利用市场转型中的各种“双轨”制度，能够用政策和行政力量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并展开了地方区域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推动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公司化”。 2012-09-17 15:53 地方政府利用市场转型中的各种“双轨”制度，能够用政策和行政力量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并展开了地方区域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推动经济的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公司化”。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却没有这么理想。虽然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体质外”的力量不断成长，但是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并没有明显的弱化，许多重要的市场要素如资本、土地乃至劳动力配置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与改革前不同的只是其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2012-09-17 15:57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践却没有这么理想。虽然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体质外”的力量不断成长，但是国家和政府的控制并没有明显的弱化，许多重要的市场要素如资本、土地乃至劳动力配置权力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与改革前不同的只是其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分税制改革后，大部分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资金停留在县一级，使得乡镇基层政府基本上脱离了和农民的关系。 乡镇权力减小，开始“不收钱、不办事” 2018-11-13 21:31 分税制改革后，大部分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资金停留在县一级，使得乡镇基层政府基本上脱离了和农民的关系。乡镇权力减小，开始“不收钱、不办事” 对于乡镇企业的转制，学术界有着丰富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是从产权结构、内部生产和管理、市场、产业结构以及竞争对手等方面进行解释，而相对忽略了财税体制变化的巨大影响。……分税制无疑是促成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2018-10-07 15:59 对于乡镇企业的转制，学术界有着丰富的研究，但大部分研究是从产权结构、内部生产和管理、市场、产业结构以及竞争对手等方面进行解释，而相对忽略了财税体制变化的巨大影响。……分税制无疑是促成乡镇企业大规模转制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主要动力之一。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央地方关系实际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收两放，两次放权的时期分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 中央——地方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框架的建立（1949-1957） 新中国成立时期和一五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没有体现在税收上，而是体现在企业收入上。工商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企业收入的迅速增长，这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管理企业的方式有关系。以1957年为例，企业的贡献是三分之一.. 2016-04-18 08:37  1人喜欢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央地方关系实际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收两放，两次放权的时期分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地方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框架的建立（1949-1957）新中国成立时期和一五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没有体现在税收上，而是体现在企业收入上。工商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企业收入的迅速增长，这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管理企业的方式有关系。以1957年为例，企业的贡献是三分之一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三分之二则以企业收入的形式上缴主管的政府部门。随着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中央-地方间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的构架已经建立起来。这种框架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管理和分配，这种控制是通过计划指标管理的形式，并通过建立在各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条条系统来进行直接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来实现的。具体而言，重要的企业机会全部纳入条条系统直接管理，其他企业则通过块块系统间接管理，但是其税收和利润大部分归中央财政进行分配。大跃进及其后果：第一次放权实践（1958-1962）毛泽东的思想和地位一般是解释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因素，大跃进的发动似乎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但我们仔细考察1957年的政治经济形式就好发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了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会内生出大规模的放权和开展地区间竞争的要求。这种要求只是以自上而下的放权过程体现出来的。全面放权一方面迅速刺激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带来严重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严重的浮夸风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其根源却是伴随着全面放权出现的地方政府指标竞赛行为。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地方政府在主要的钢铁、粮食和其他重要产品的指标上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和规模巨大的锦标赛。几个鲜明特点：1，公司化。2，层层加码。这为大跃进及后来的饥荒中的虚夸和瞒报现象提供了制度基础。3，软约束。在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历史中，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场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是在高度集权和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控制表现在政治控制、媒体控制和资源控制三个方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央的控制越严密，反而越难以知晓地方的实际情况，最后只能以全面收回权力来控制局面，锦标赛就此结束。第二轮收放实践（1962-1978）第一阶段中央收权阶段（1962-1966）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将物资、财政、货币、劳动计划等权力收归中央，提出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基本方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提出以块块为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精简、合并中央机构。改革开放前的收权放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都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第二，放权的核心手段是下放地方的投资权和企业的管理权。伴随着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的下放，农业、商业乃至财权和事权也一般都会出现下放的趋势。第三，无论是集权和放权都是在中央其他方面的高度集权下展开的，越是放权，越要求在其他方面的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