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八次危机
副标题：中国的真实经验
作者： 温铁军等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55574
出版时间：2013
页数：300
定价：55.00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 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1951年5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国家、省部级多个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称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 · · · · · 二、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一、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二、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三、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四、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五、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二、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第二部分 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 引言 Ⅰ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 ——2011年春季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闭门会议综述 Ⅱ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 ——2010年秋季宏观形势闭门研讨会辑要 Ⅲ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 ——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Ⅳ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2010年3月1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大事年表 后记 · · · · · · 20190115，第一遍。理论架构的解释力很强，不过可能有带着观点找材料的嫌疑。但是，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中国不是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相反是危机太多太频繁了，既有外部因素导致，也有内部因素影响。这本书从应对危机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建国以来的政策是如何制定和变化的，危机危机，危险中的机遇是也。尤其是第九次危机正在进行时的当下，阅读此书更让我对于当前中国的现状有更深刻的理解。书尾附录的大... 20190115，第一遍。理论架构的解释力很强，不过可能有带着观点找材料的嫌疑。但是，对于关心中国未来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中国不是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相反是危机太多太频繁了，既有外部因素导致，也有内部因素影响。这本书从应对危机的角度去看待中国建国以来的政策是如何制定和变化的，危机危机，危险中的机遇是也。尤其是第九次危机正在进行时的当下，阅读此书更让我对于当前中国的现状有更深刻的理解。书尾附录的大事记如其他友邻所言，可谓惊心动魄 1 看明白建国以来的中国历史，让我拥有一颗包容的心。2 服务乡村，建设乡村，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接地气，真学者！建议或可再议，分析基本到位。认为改开是对毛时代的巨大断裂，只是小资经济学人们一厢情愿的臆想。 写的比较枯燥，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城市可以不断对农村通过剪刀差来积累资本，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可以转嫁到农村完成软着陆 2014/8/30-9/5读第一遍。分析新中国建国60多年的8次经济危机。书写得太精彩了，去意识形态之后做的客观分析，得出了很多惊人的结论，对未来的投资也有帮助。后续会反复读此书。 不论论证的过程、政策建议等是否完全正确，但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视角，在实践意义上比其他单纯的学术著作有用得多，八次危机一方面通过城乡二元制转嫁，一方面是财政甩包袱，未来还需要警惕过度金融和债务危机 世有三种书，一曰闲书，二曰有用书，三曰经世致用之书。 读第一类书，可以坐在马桶上，可以躺在床上，在纷繁浮华的硝烟下拥有片刻安宁。 读第二类书，或在书房，或在办公室，手拿一根笔，点点画画感想辈出。或对自我或对组织产生促进作用，让自己或组织成为基业长青的榜样、... 《八次危机》读书笔记 （豆瓣显示效果不好，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b11ae90101k3vf.html） 摘 要：新中国建国60年以来，在意识形态的掩护下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中国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通过对内（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 我从未想到，三农的视野会被拓展到如此宽广的地步。“成本转嫁论”与其说是对中国历次经济危机化解路径的解释，不如说是对“三农”问题沉重的历史渊源解析。“三农”不仅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提供了工业化“原始积累”，还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更数次承担了工业和城镇难以... 去年11月就看完此书，一直没来得及写。11月去JHU时，Silver等对温的观点评价很高，但她们只听过他的一个报告，而未读过此书。这本书还是很有分量的，在一个很高的宏观视野上，对中国60年的发展经验进行大手笔的总结，并提炼出了很有些震撼性的理论观点：中国经历了八次经济危机... 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中共开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2008共遭遇八次危机，其中既有单纯的经济危机，也有财政危机，有些甚至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而那些无法解决的危机，往往就促进了制度改革。 值得庆幸的是，所有危机，我们都熬了过来，但这也正是我们所要... 这本书实际上买来已经快两年了，努力了好几次都没有看完，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太专业了。这次终于看完了，虽然实际上仍然迷迷糊糊，不甚明了，不过即使在这种不甚明了的情况下，还是改变了我很多的观念，可见本书之优秀。 1.有很多事情的发生有深刻的社会内... 才云鹏 按西方经济学的判断，中国体制对危机并不具备天然免疫力，只是太多的遮蔽使国人临其境却失其觉。温铁军在《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中表述了这样一种铁的的事实：自建国以来的60年间，中国已发生8次经济危机。 这种说法以其寥寥而深具挑战性，虽让人震惊，但作者秉... 1. 独特的声音 关于新中国的历史，官方和民间都有各自的主流观点。由于其明显的刚性需求，我们很容易理解官方论述背后的内在动机。而“在野知识分子”，要么亲身经历过历次运动的洗礼，要么出于“感同身受”，其内在动机也不难理解。虽然双方在主要论断上可能是大相径庭的，但... 优点是观点鲜明，不藏着掖着，话都是梆梆的，掷地有声。有些细节说明作者具备独立的个人见解，且优于主流喉舌。比如55年苏联归还旅顺，自此，中国摆脱百年租界屈辱史；比如毛时代中国就有过两次大规模引进外资，一次是苏联，一次是美欧日（改革开放x只是副总设计师？）；比如抗...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 荀子《天论》 每次翻阅温铁军先生的《八次危机》都有收获。在他高屋建瓴的指点下，干瘪的历史纪年变得温润起来，尤其在关键时刻他甩出自己的观点便戛然而止，留白则迅速弥漫铺... P221 其一，本源与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区的危机表现出西方现代化文明内生的矛盾之不可解。（与大多数学者类似，认为这还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全球金融过剩压力下必然爆发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危机。随后，部分学者的认识有所深化，认为这是一场由西方政治现代化内生性造成的政府债务危机，但应对危机的直接措施却在加剧危机——制造业大规模移出之后，西方国家只能由政府通过信用扩张转嫁其危机代价，却恶化了其危机结果，造成.. 2014-07-27 02:17  4人喜欢 引言P221 其一，本源与金融资本主义核心区的危机表现出西方现代化文明内生的矛盾之不可解。（与大多数学者类似，认为这还是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全球金融过剩压力下必然爆发的金融资本泡沫化危机。随后，部分学者的认识有所深化，认为这是一场由西方政治现代化内生性造成的政府债务危机，但应对危机的直接措施却在加剧危机——制造业大规模移出之后，西方国家只能由政府通过信用扩张转嫁其危机代价，却恶化了其危机结果，造成全球通货膨胀）P222 论点：这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目标及其派生 的现代化体制本身，具有内生性的不可自我化解的内在矛盾，只有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转嫁危机代价才能维持资本主导的国家的生存。P222 其二，中国面对以西方为主的全球地缘战略的重大调整，确实因路径依赖而进退两难。（多数学者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必须跟从美国的战略意图，只有继续对美输出廉价商品和资本，中国才能在美国主导的地缘战略中得到生存空间。并且，对于这种比较具有新殖民主义时期全球化特点的外向型跟进式的发展过程，几乎势所必然地造成国内愈加严峻的资源环境困局和社会矛盾激化，人们难以提出根本性的调整意见。也有专家很符合逻辑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虽然能够起到提振内需的客观作用，但仍然无法缓解资源和社会两个内生性矛盾造成的困局。P222 对此，根据60年代8次危机中那些“借助”“三农”实现“软着陆”的经验描述，作者试图提出以内部化应对国内产业过剩和国际外部性风险的思路——正是在客观上已经长期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政府才得以通过加强在广大农村的多样化投入，特别是基本建设投入，以乡土社会的稳态结构来支撑新时期的国家战略调整结构。P223 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大陆国家及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而言，成功应对危机、实现“软着陆”恰得之于大幅度加强农村和内陆区域投资，因而也就形成了明显的不同于西方应对危机的经验。对此，研究者需要认真考虑的是这种依靠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改出危机的做法，还有多大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可以使之延续下去？Ⅰ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P225 所谓一个趋势，是指全球化进程中的“法西斯化”趋势；两种保守，是指表面对立的激进自由派和垄断经济在实质上殊途同归地属于保守主义“拉到车”——回归已经被经验证明失败的19世纪西方政治和东方财阀经济；三大战略则是指中国面对三个近乎无解难题而可能选择的出路。一、 所谓“三个无解难题”也是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成为趋势的内因P226 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深化阶段的世界法西斯主义，不是原来发端于德国的被音译为“纳粹”的，继承西方殖民化早期“重商主义”国家法最传统的老法西斯主义，而是霸权国家通过其强权政治赋予的金融信用无度扩张的特权对世界犯罪的、以“新帝国论”为内涵的法西斯主义，它借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控制解体之后形成的“单极世界霸权”推进资本全球化，迫使人类承接强权国家金融深化甩出来的巨大制度成本。更大的麻烦是，其为包装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犯罪这种实质性内涵而所构建的全部新自由主义制度体系中，也与传统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没有能让它自省和自主调整的约束机制。P226 三个难题：第一，（美国）近期货币增发和债务增发两手并用，意味着这种法西斯化的国家既然延续政府凭借强权无度扩张信用的“路径依赖”，就不可能回调到以制造业为主的获利方式，也不能改变其向全球转嫁危机代价的基本趋势——相反，这一趋势由于没有被遏制而正在势所必然地恶化中。第二，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本质上是中国对凭借军事强权支撑泡沫化货币体系和掌握全球资源体系的美国不得不“再依附”，而且这种关系愈益加深。甚至也可以说在华盛顿共识给全球贫富“二八开”条件下，一种试图让富国俱乐部接受“四六开”的“国家发展权合法化赎买”。第三，过去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家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对立矛盾和社会冲突，随着西方产业大规模对外转移，现在已经外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矛盾。处于打工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日益弱化。P228 客观地解析西方世界主流政治和意识形态之荒谬，本源于其内在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国融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却以资源有限为由，多次公开拒绝中国按照西方模式推进现代化，并指责中国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国际体系构成威胁。P228 西方主流话语培养的知识分子不自觉地被西方意识形态所控制。早期发轫于西方的工人运动因劳动者创造世界而形成了“劳工神圣”的理念，加之工人为争取权益的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广泛开展，因而构建了相对于资本剥削而具有政治道德高度的、各个阶层迫于道德压力而大都不得不接受的“普世价值”。但是，随着西方的产业移出，这些有道德高度的旗帜都已经易手，交给了被西方称为社会主义的中产阶级（或称社会资本阶级），甚至部分地演变为当前维护垄断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新自由主义使用的主要意识形态武器。这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阶级手里还有什么？他们提出利益诉求时，所使用的传统意识形态和话语恰与新自由主义所使用的武器一样！乃至于，现在发展中国家被压迫民众运动所喊出的口号，也与新自由主义大力推行的意识形态话语大致相同，无论是人权、自由，还是民主、正义等，所有这些客观上伴随西方获取产业转移而风行于世的话语，都不再是主要用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劳工利益了。P228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及其劳动群体有没有形成新的话语体系的可能？如果没有，那么要知道，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风起云涌的劳工群体的斗争形成了对资本扩张的制约，劳工群体也是通过大规模斗争才成为引领社会的进步的主要力量。不过，当代能够有效进行劳工群体斗争动员的意识形态话语基本缺失，社会是否还有条件重建这种通过劳动群众斗争形成对资本的制约？二、对全球基本秩序格局演变趋势的展望（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仍在深化P229 在资本主义文明史的产业资本阶段，西方的老公群体为争取权益的斗争对产业资本的成本对内转嫁形成制约，客观上也使产业资本因无力化解伴随国内反抗与生俱来的日益上升的制度成本，而不得不在1970年代以来大规模移出西方。但在随后的金融资本阶段则不能形成内在约束。金融资本的深化和扩张几乎不受本国社会大众制约，而且会因其能够大量获得海外产业受益转而使得本国大众得以分享全球资本化汇回利润。P229 发达国家负债增加，从产业移出之后经济结构对其刚性开支约束缺乏这一基本趋势上看，是不可逆的。而且其负债与此前相比呈现上升趋势，恰恰说明其向全世界转嫁危机代价的做法不受制约。……发达国家的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演变为与其高成本的政治体制具有内在相关性的财政危机。P230 因此，这个将要波及全世界的财政危机，又是一次比较大的政治危机，而且是结构性的。西方国家的老龄化和高福利制度将加剧危机的影响。何况，发达国家经济基础领域在本质上已经“去工业化”，由于社会成本极高而无法向工业社会回归。（二）美国国内的危机感加剧，更依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提高P231 （美国）这么庞大的军事体系一旦要动用军事力量维系霸权，其破坏性之大，后果之严重是可以想见。从大国兴衰的逻辑看，在长期衰弱趋势下，大国都可能出现战略冒险。这意味着美国的冒险性会增加。三、新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风险与制约（一）1970年代以来的中美战略接近及中国的收益与成本P231 中国在50年代接受苏联援助而形成国家的工业化基础时，对作为投资国的苏联客观上构成“依附”关系。1958年以后由于苏联中止对华战略性援助，中国通过国内资源动员实现了“去依附”，遂不得不自主但痛苦地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1970年代初中国恢复对美日欧等国家开放时，适逢西方世界美元与黄金脱钩、产业对外移出，开始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格局。中国在接受了西方的产业转移后，在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深化的过程中进一步顺势而为，从九十年代起加快推进国内的资本化和货币化进程。此后，中国因大量贸易顺差而形成的资本流入，以及以资本顺差方式流进来的美国增发的货币，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本力量。P232 三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再依附”。第一方面，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第二个难以摆脱再依附的原因，还在于产业资本集团利益对国家主权的“绑架”（中国人之所以近期仍能整体上比较稳定地获取全球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仍然在于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和双方认可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三个方面是美元增发流入中国，中国则顺势而为地用货币大规模增发来对冲。于是，在这一经济金融化加快的进程中，中国的中央政府对货币化收益的占有和依存度随之愈益增加。P233 中国要付出的巨大制度成本：一，美国采取以邻为壑的“量化宽松”措施，其增发货币超过半数流向国外，很大部分直接进入能源、粮食和原材料期货市场；美国制造的流动性过剩间接地以各种方式流入中国，势必导致中国在物价高涨的同时增发货币，由此造成中国的“输入型通胀”根本不可能被国内靠单方面采取紧缩政策化解掉。二，美国的国债增发也主要由中国和日本这样的贸易顺差国来承接。三，近年来，中国在国际金融资本竞争中似乎缺乏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美国作“双重投入”却没有任何身为投资国和债权国的话语权：一方面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被批为倾销和抢夺美国劳工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即使老老实实把千辛万苦换的的贸易盈余拿去购买美债，也还会被批为摧毁美国经济的“核武器”，而如果转而去发展中国家投资能源和资源，则由被批为新殖民主义。（二）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制约因素P234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将越来越明显。一是国内基础资源的制约。水资源短缺就是其中一个致命的约束。二是战略性能源、能源的供给约束。进口依存度过高势必导致国家经济安全受制于人。三是国内制度成本的不断积累。P235 即使不走产业资本外向型扩张的一般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之路，依靠结构调整来加大内需，包括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内需上来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若按照现在美国梦的发展和消费主义模式，走激进的城市化扩张道路，中国仍然面临着资源、能源、食品等方面的制约。例如，2010年国内汽车销售量是1800万量，原油对外依存度增加了约3个百分点，已经上升到55%。（三）未来中美战略接近关系的制度收益与制度风险P236 中国到非洲开发能源，欧洲人不愿意。在中欧争夺战中，美国应该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因为，中国获得石油是美国物质产品供应链的起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再依附构成中美战略性接近的背景的话，中国现在这种产业资本高增长带来短暂繁荣的“好日子”就过不下去。对此，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虽然在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中国因“再依附”而做出让步是个客观的过程，中美战略性接近短期看也成立，但中国必须对其中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过于依赖美国，不仅一般意义上使本国的经济安全受制于人，还使得中国对美国因处于不同阶段而形成的互补关系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第一，制度成本显化，比较优势弱化环境因素也同样，我们开始强调环境保护，客观上也会转化为制造业成本的提高；第二，美国在中国与欧日盟友所同属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层面的竞争中，更倾向于后者）。P237 中国现在的一般制造业在全球扩张，并不主要因为创新能力和资源优势带来的竞争力，只是因为中国仍旧用各种各样的制度努力在维持着目前低层次的产业优势。但中国以往很多关于比较优势的认识其实只计算了短期制度收益，几乎不算遗留下来的制度成本。比如，现在的社会冲突问题呈高发态势，恰恰是累计的社会成本不能被弱势群体承载而以集中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总之，以往过低定价的要素领域逐步制度化、规范化之后，很多潜在的问题会暴露出来，导致过去的要素比较优势丧失——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一般制造业有没有可能首先被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所替代？四、中国的战略对策（一）将创新力作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二）警惕两种保守主义思路P238 中国当下的两种倾向：对内政治上试图回归到19世纪在西方推进的民主政治；对外经济上是朝着产业资本扩张时期的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战略发展。1. 当代西方的政党“去政治化”和政党“国家化”P239 单从政治改革来看，现在世界上西方民主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危机，因为多党制一会民主的基本构架在整个社会结构转型中已经不再有实质性的民主内涵。P239 几乎整个中国政治界主流对政治制度安排的考虑是完全参照传统的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受结构主义思想影响形成的多党政治的、结构化的民主模式，但这对中国来说一定程度上缺乏合理性——中国的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全球政治结构的大趋势却已经不可能再按照传统的政党代表性的逻辑来运作，中国如果回到19世纪按照多党政治竞争的逻辑建立议会民主制，只会演变成新垄断，而这些新寡头也并不代表任何真正具有政治化内涵的政党。P239 21世纪的西方政党已经没有真正的政治化竞争含义了，除了是竞选的机器之外没有任何政党博弈的背景。可见，政党政治正在出现内涵性变化，其趋势将是政党自身的代表性不清楚而和国家利益越来越一致，即政党“去政治化”和政党“国家化”。2. 全球债务危机与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内在关系P239 西方政党政治背景下的全球政府债务具有同质性和同源性。所有OECD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持续上升，内在逻辑也都是一样的，即政党政治条件下的政权变更这个机制会导致“后任不理前任账”的结果，哪一届政府在任上都会脊梁借钱花钱，管他身后洪水滔天。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模式的现代政治体制危机。3. 中共转型的基本取向与挑战P240 中国宪法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执政地位，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和西方一样，也是政党国家化，表现为政党跟国家过于同构，跟社会等级结构也过于同构。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取向应该是通过政党来提高国家的整合能力，提高对草根诉求的代表性，以公平为方向进行结构重组。P240 一方面，中共要从一些资本领域，特别是经济活动中退出；另一方面，要加强中共自身的政治性，主要是帮助国家进行社会整合，只在这个意义上其才能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三）谨慎处理三大关键战略关系1. 近30年产业资本形成中积累的劳资矛盾的可控性释放P240 最应该重视的是资产阶级代表的物化劳动和劳工群体的活劳动之间的对立，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P241 要想政改先还账：如果不先下大力气安抚原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劳工群众，就走不成资产阶级精英的结盟政治之路！2.中国金融化进程的十字路口：金融资产与实质资产的关系P241 中国2010年海内外的银行资产约为100万亿人民币，而非金融的实质社会资产则是几百万一，因此，中国才没有过度的泛滥的金融泡沫。P242 彻底推进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战略设想，对中美双方都是不可取的，这会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条件下极大地破坏目前暂且处于相对稳定的中美战略关系。P242 从对中美战略关系解构的角度看，中国完全可以走出另外一条路，如果采取“两条腿走出去”的对外战略，中国就仍可维持产业资本的相对竞争力和实体经济的相对领先地位，以此来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向非金融化的发展。P243 下个10年中，中国应该会出现金融资产总量和社会实质资产总量1:1的点位。那时，如果社会资产总量没有进一步扩张，则金融资产短期高速度的增加，势必带来泡沫化。4. 城市化进程的十字路口P243 未来10年中国将出现的另一个1:1点位，是城乡人口比，这同样是非常关键的。P243 走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美国梦”道路，能带来生产力和金融化的制度“创新力”的释放，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由此带来的需求之旺盛，对人类可持续性之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中国对资源的饥渴已经引发了全球各国的普遍担忧。P244 目前激进所谓城市化态势，虽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流趋势，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得已地只能以一国之力来防范全球危机的国家来说，却是不可取的。中央政府切不可过度加快城市化。Ⅱ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一、 联欧还是亲美P246 中国过去在资本短缺阶段，对于西方过剩资本而言是风水宝地，当然不足以威胁西方；但中国当前在产业和金融这两个方面的资本都“过剩”的情况下，却必然使早已严重过剩的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有足够理由认为中国是最主要威胁。P246 中国“联欧”前景不好。中国“亲美”就会始终处于战略被动局面。P247 中国近期亟需作出战略调整，形成“两条腿走路”的地缘战略新思路：一条腿维持既往的沿海外向型经济，但要加大调整的深度和力度，限制和改造最近30年间形成的粗放型和排斥性增长路径；另一条腿则另辟蹊径，绕开美欧这两个西方主导者设定的游戏迷局。亦即，中国要尽可能改变原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对欧亚大陆的殖民化战略，将综合性的战略投资就近转向东南亚和中南亚，进而转向西亚和北非，通过构建香港至亚历山大港的亚非大铁路，形成中国东南部制造业中心地区通向北非的大陆桥通道。与此同时，则要渐进地从“美元湖”逐渐撤出。因为，在实体经济发展和基本建设能力这两个方面，中国已经占有绝对比重和具有相对优势。当务之急是如何利用中国门类齐全、结构完整的产业资本平台去纵向地对周边资源和市场作区域一体化的地缘战略整合。据此看，中国恰恰可以凭着已经过剩的制造业生产能力用于建设香港到埃塞俄比亚赛德港之亚非大陆桥，再进一步，则是参与赛德港到开普敦的泛非铁路建设。这是一个能够使它的产业资本平台发挥整合作用的新地缘战略。P249 如果产业资本崛起的中国能成功推动建立北非塞得港到东亚香港的亚非大陆桥，一方面势必带动沿线各国发展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因其中蕴含了更多的区域和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整合机会，足可增加沿线各国的基本建设需求，这就使中国国内相对过剩的实体经济有更多对外转移输出的可能。P249 总之，未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就在于摆脱传统的美欧主导的殖民主义的地缘战略，形成一种新的南方国家自主的超地缘战略格局。如此，则可使发展中国家避免近20年里多次发生的被金融资本危机洗劫的遭遇。P249 操作上，中国应该先去主动投资和提供设备帮助周边各国作铁路网改造和高等级公路建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把不同路网之间断头的地方贯通，早就整个大陆桥沿线路网。这样，市场和资源的布局就自然调整了。Ⅲ 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P251 其一，灰色经济现实我国目前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进而表明现阶段分配的严重不公，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为“大众”与“精英”的冲突与抗衡。灰色部分扩张又内生性地形成利益结构，就导致部分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甚至导致制度上的法西斯化。其二，经济问题反映政治诉求，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政府应该在保障基本民生，保证国内形势稳定的条件下，为下一步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中共需要抓住当前财政相对宽松的历史机会，先推进对工农基本群众的“还账”——把教育、医疗、退养等公共开支的历史欠账及时补上。其三，一般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已经成熟，但改革的方式有待讨论——无论是否政改，方式上是采取对内先还账的缓和的改革，还是采取与“精英结盟”的“铁腕”式的改革，其根本目的都还是要服从于新的形势和新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其四，要正确研判木点的国际形势，主要是大国关系重组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正确定位，而主要的着眼点还在中美关系，中美是否战略接近，左右着中国的国家战略调整问题。一、 灰色收入与居民收入差距P254 遗漏的5万亿的60%的部分，大概占当年GDP的10%左右，就是当年30万亿的GDP里面有3万亿的灰色收入没算进去。P254 因为灰色收入主要发生在城市，因而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比现在的3.3倍要大得多，可能要翻一番，达到六点几了。P254 当一个社会的上层灰色收入大到相当量的时候，灰色收入相关制度保护或者是为了保证灰色收入而事实上做出的制度安排，就很可能是政治诉求。P254 黑恶势力和灰色收入之间由一种内在利益结构的相关性演变成某种财阀制的政治类型。二、政改面临的三大现实困难P255 社会矛盾已经取代经济增长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一是维稳经费迅速增长，二是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P255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当前仍不宜激进政改。P255第一，当前利益结构已经形成且趋向于政治上的对抗性，激进政改会导致矛盾集中和提前爆发。P255 隐性的和灰色的收入都会内在地导向和加强非规范制度，而不是规范制度。也因此，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正规权力和非法手段（甚至黑社会）相结合，不断向弱势群体转嫁排斥性增长代价的牟利型治理。可见，地方治理结构的黑社会化与经济领域的收入灰色化，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P256第二，在农村领域的变革中，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制度成本。P256 如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大规模的流动打工潮，农民工差不多20年的高增长期间忍受了低工资，没有社会福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当然，不是哪个农民工愿意忍受，而主要因为他们仍属于受“小有产者家庭劳动力组合投资获取额外现金来追求家庭综合收益最大化”机制约束的劳动者。只要他们是以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为目标，而追求短期现金收入的农民家庭派生的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在本质上还不属于西方经典理论那种工业人口，客观上也没有条件表达作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据此，可以理解中国在20年高增长时期内虽然对1-2亿农民打工者构成超强剥夺，却没有形成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工人阶级的有组织反抗。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中国产业资本得以在民族国家框架下通过占有“劳动力租”来参与国际竞争的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所以才有西方人无法理解的“钟摆型”农民打工潮现象，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比较优势——低工资、无福利的打工者创造的低成本的大规模出口。P257 现在，国内外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都要激进地把已经完成以村户为单位的私有化的农民地权进一步搞成“个体化”私人占有的时候，新的实质性变化已经出现了。2003年颁布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实行后，本质上属于“成员权”的村社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已经被剥夺，很多地区农民也不能再按照村内人口变动分得土地，村社内部化应对外部性风险的机制也就随之失去了。于是，80、90后新生代打工者，概因单家独户从事农业风险过大而从种植业退出，导致弃耕撂荒+粗放经营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加上再也不能回家分地，遂更多农民工演变成“无敌流动人口”并迅速即成为西方经典理论意义的城市工人的后备军。……如果不支持中央政府为了维护稳定而加强投入的新农村建设，对于现代国际经济竞争而言不仅打破了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也同时打破了中国这个仍然维持了“弱者想象”的集中体制最主要的社会基础。P258第三，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本源于西方民主制度成本过高。P258 本源于欧洲的以所谓自由、民主为理念的现代政治体制成本过高。因此，这场起源于西方的经济危机在内涵上更是一种现代政治体制危机。P260 西方债务危机给中国的“政改想象”至少留下了一个问号，有谁愿意支付这种现代化政治的制度成本？三、当前国内政策调整的重点——“还账”减压（一）政改需“减压”，减压靠“还账”P260 目前中国的压力型体制已经劣化到对其任何微小的挑战都会招致整个体制的反扑，这是，单一政改的结果会使压力型体制的全部累积代价被引爆或释放出来。P261 最好深化那些仍然拒不有效的措施，比如依靠“双规”反腐败、抽掉外地警力打黑除恶等，但不要再制度压力过大的条件下贸然去作激进政改的尝试。P261 若果欲推进政改，则务必要先“减压”，只有释放政治体制的压力才能降低政改的制度成本。……最不“与虎谋皮”、最不对现有体制作根本性调整且成效最明显的做法，就是在基本公共开支上对群众更多地“还账”。（二）“还账”可能带来的连锁效用P261 第一个明显的效用是提高农民满意度。第二个连锁效用是降低社会矛盾。第三个连锁效用是促进内需。P262如果对社会中低人口加强“还账”，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消费就会或多或少地增加。1990年代末中国在产能过剩压力下转向了以外需为主，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2/3，由此还造成了大量的国际争端。现在应该通过民生领域的还账，将经济增长调整到以内需为主。同时，这也是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四、国际形势讨论P262 两种观点——美欧矛盾v.s.美中矛盾Ⅳ 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一、 中产阶级崛起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P267 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中国社会结构有了新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管理方式在某些领域已经不能满足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二、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社会政治结构变化P269 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中产阶级层级分化的资源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资本化两个方面。三、关于全球危机和社会阶层变化的讨论意见P272 次贷危机的爆发，也给中国传递两个需要依靠内需发展经济的信号。另一个信号是外贸不再如以前那样重要。P272 第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中外需的动力已经见底了，以后中国经济的收支也很难恢复到英语占比很高的阶段。以后无论外部情况好或者不好，都会依赖内需。第二，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见底。第三，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已经见底了。第四，从实体经济来说，上游是资源、中游是技术，下游是市场，继续使用依赖内外部市场的现存体制的可能空间也见底了。P275 有学者认为出路还是在城市化的发展上。因为城市化有巨大的内需市场空间。一方面，城市化可以提高对过剩金融资本的需求空间，有利于缓解当前产能过剩和对金融资本低需求的形势。另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化被压制了60年，如果把这个需求释放出来，中国仍然可以再增长20年。P276 对此，另外有学者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落入“城市化陷阱”已经是重大教训。只有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特点与态势和西方的根本不同，才能谈城市化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就是我国城市化的另一种补偿形式。实际上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工业化、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不是非此即彼的东西，不能割裂开来。加速城市化进程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而且我们最终应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P277中国要与美国保持一定的安全缓冲空间，就如当年拒绝苏联的控制那样，中国亦要在经济上制定策略，以改变为美国政治危机买单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周边国家战略合作，增强国家政治经济外围保护屏障。附录——温铁军归来P307 在大型发展中国家中，我的确没有看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很高，比如巴西、委内瑞拉等，但都出现了“空间平移集中贫困”的规律性现象，也即大量出现贫民窟。那是社会的灰色地带，黑势力滋生，黄赌毒泛滥，正规的国家制度那一有效执行。P308 决策层强调中国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但我们的城市化是通过城镇化来实现的。县域经济发展，要依托于两大内容——中小企业发展和城镇化。城市化其实是一个资本集中和风险同步集中的过程。《八次危机》中提出，以往遭遇的八次社会经济危机凡属于能够向农村转嫁成本的就都实现了“软着陆”，凡属不能向农村转嫁就会“硬着陆”。当我们把农村彻底“化”掉的时候，危机实现“软着陆”的条件就没有了，而“硬着陆”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一定会引发社会政治动乱。P310 当产业过剩的时候，产业领域的投资者不可能获得社会平均收益率，于是资本就离开产业，变成一个异化于产业和社会的金融资本，这种异化的金融资本最可能直接结合的就是地产资本，而地方政府由于从来拒绝跟中央政府分享土地变现收益，从而鼓励这种结合。因为，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P310 中央因为要承担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责任，因而要保证粮食安全、农村稳定等，所以三令五申禁止滥征滥占农民土地，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长期亲资本政策已经成了“路径依赖”，再加上金融和地产之间的结合在任何体制下都是天衣无缝的，中央实际上没有手段去控制这种紧密结合。由此，出现宏观调控的两难：现在中央如果强力控制地产价格暴涨，那地方政府圈地套现获取世纪资金额度和收益就会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累积债务危机就会爆发；但如果不调控地产价格，那就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90年初遭遇泡沫崩溃的结果。因此，今天的土地问题根不是私有化不私有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打破金融资本和地产资本结合的国际性难题。P311 中央想增加政治权威、想要号令公司化地方政府的条件目前不具备。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按西方体制如何重构的问题，而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是中国当今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这其实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不断发生的中央失控，根本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就能解决的。这是对十八大后新的领导集体的真正考验。P313 在我们国家，个人所得税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六点几，即我们的中产阶层不同于西方通过纳税来表达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因此就不构成公民社会的基本条件。P313首先要靠中央政府下决心推行税制改革，改变间接税占92%的税收结构，让中产阶层成为纳税人，由此演变成为所谓的社会责任担当者。其次，要开放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要允许人们以自己的剩余来搞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P315 不还帐的话，社会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5年前我首次装电话的时候，除了要好烟好酒送给那些来装电话干活的人，还要去电话局交5000元装机费，为什么？电话局明确告诉我们是因为进口了设备，这个设备钱老百姓就得出。那我除了这部分钱，就应该成为电信企业的出资人。但现在电信的原始积累阶段过去了，变成国有大型垄断公司了，那么它的收益都是自己出的么？当年它形成资本的时候，那些普通出资人的付出就能被否认么？（让改革的红利惠及人民） 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 2014-01-23 15:16  2人喜欢 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 过去30年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产业资本，这虽然是中国取得的经济上的最大的成就，但也前所未有的在政治上积累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何使之缓慢释放，这个度很难掌握，比改革开放都难。 现在劳工群体中的“80后”劳工95%以上都达到了初中文化程度，不用外部知识分子像早年共产党在白区发动工人运动那样去动员， 劳工群体中的政治精英就会清楚的的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服务于所处群体自觉反抗。   2013-12-07 19:28  1人喜欢 过去30年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产业资本，这虽然是中国取得的经济上的最大的成就，但也前所未有的在政治上积累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何使之缓慢释放，这个度很难掌握，比改革开放都难。现在劳工群体中的“80后”劳工95%以上都达到了初中文化程度，不用外部知识分子像早年共产党在白区发动工人运动那样去动员， 劳工群体中的政治精英就会清楚的的使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服务于所处群体自觉反抗。总体上，中国新工人阶级这个具有自觉特征的阶级，已先于资产阶级完成了政治化进程，大量劳工群体的政治组织正在社会上形成。所以，我们在上一次讨论中提出“要想政改先还账”：如果不先下大力气安抚原本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劳工群众，就走不成资产阶级精英的结盟政治之路！以现在这种普及化的通信手段，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可能爆发出全面政治危机。正如我们在2008年9月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初就指出的，在外部发生危机时，中国从经济层面可以应对，但要警惕经济危机社会化。国内这一轮积累起来的坏账约20万左右，集中还贷时间应该是在2012-2013年。据此，新一届政治领导人完成接班之后的2013年， 中国很可能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债务型的金融信用危机！那时，中国的外部，特别是欧美，很可能也是由债务引发的金融危机大爆发之时！而中国一旦发生俄罗斯式的剧变，结果会比俄罗斯惨的多，因为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弱到与苏东国家没有可比性。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通过对内（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嫁发展成本和经济危机的风险。 P004 中国人虽然在1949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不可逆。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1953年这4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1959年这后6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P005 1956年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 2014-07-21 03:26 自序P004 中国人虽然在1949年提出的是新民主主义战略，试图建立多元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的上层建筑，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性作用的规律不可逆。在城市经济领域中，1949-1953年这4年主要搞的是民族资本主义；1953-1959年这后6年主要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P005 1956年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P005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计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P007 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P007 越是在导致很大代价的时段，如大炼钢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央财税占比就越低，甚至低到不足20%；往往是地方自战争年代客观形成的“土围子”们各行其是，而造成的代价和责任却由中央来承担。P008 真正的比较优势在于中国的基本制度——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和“土地均分制”的基本财产关系制约下，乡村中内在形成的“农户理性”和“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使数以亿计的农民打工者以聚落于村社的家庭为单位，既以非市场化平均分配得到的无风险资产土地来承担“非农就业”风险，又无形之中拱手把风险收益让渡给了企业家和发达地区的政府。P009 新生代打工者——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器催生为国际公认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P011 渐生态文明之进改变战略目标，顺资本过剩之势改造发展模式，急应对危机之需改良发展政策。概念提示P013 人类在西方特色的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制造出来的两个最为“异己的产品”——代价高昂且反制人类自身的——在经济基础方面是资本，上层建筑方面是政府。P014 鉴于资本积聚与风险集中不仅等量而且同步，遂有追求城市资本“泛政治化”制度收益的政府在促进城市化的同时，不自觉地造成城市积聚资本与生俱来的风险集中危机，并呈现出周期性爆发的特点。P015 能够跳出“发展陷阱”的国家，大都可归因于有某种条件对内转嫁成本。P015 中国作为后发的、资本极度稀缺的国家，为了建设集中在城市的国家工业，在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都采行了不同名义的“亲资本”政策；在完全没有规模资本投入可能性的个别阶段，则采行过“劳动力集中投入替代资本”政策。中国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几年增加了数万亿投资，吸纳了数千万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因而在遭遇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才能成功应对。第一部分 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引言 P003 在原住民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发展中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并顺势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产业扩张”和“结构调整”阶段。P004 新中国的工业化初期，其原始积累始于外资，旋即中辍，继而在外部资本趋零条件下维持工业化的过程可谓举步维艰。P004 在进入工业化之初，还面对两个非常窘迫的基本制度方面的矛盾：其一是农民高度分散。其二是资本绝对稀缺。P005 1949-1950年建国初期的那一次高通胀危机，应该属于民国政府在遭遇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不得不于1935年全面实行纸币改革后所引发的长期通胀危机的延续，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进入当代工业化这个历史阶段之后所发生的6次内生性周期危机以及纳入全球化之后所发生的2次外生性危机，并无直接关系。P005 1958年以后发生的8次周期性危机之峰谷交替，可归因于不同政治家先后四次引入“外资”造成外债和赤字压力。本书概述的这种经济周期的现象和规律，其实也只不过归纳了后发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进程。P006 本书所追求的，仅在于通过更多地证伪那些意识形态话语而逐步体现我们的理论创新——“成本转嫁论”之一般性——城市工业化的危机代价对乡村转移，是在城市实现“软着陆”的条件。P006 “核心——边缘——半边缘”这种结构已经恶化为“双输”博弈：像中国这样的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亦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不成比例地以各种方式向核心国家作双重输送——既输送实物产品，形成对西方的贸易顺差来推动其货币增发，又反过来以不断积累的贸易盈余购买西方政府增发的国债，输送器贸易盈余回到西方资本市场来促进金融资本愈益泡沫化。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P010 两个观点——第一，后发国家如果真要以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目标和样板，就不得不考虑是否具有以同样条件“复制”其发展历程的可能；如果没有复制条件，则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没有普遍意义。第二，核心国家应对全球危机仍将延续既往有效地向其他国家转嫁制度成本的制度路径。这是一般后发国家堕入发展陷阱的成因。P010 对外开放对中国从来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被中国政府在资本短缺时期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加剧国家对外负债导致其后数年国内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P011 1.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路径：对内剥削+对外负债P011 工业化不仅是一个不断追加资本和技术投入的经济过程，更是一个首先需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因此，任何发展中国家只要不能像其西方宗主国那样搞殖民化掠夺、向外转嫁矛盾，就只能从“三农”领域或资源环境提取剩余。P011 因此，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P015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求工业化，一般都会因国内资本和急速稀缺而陷入“外资依赖”，其主权债务主要是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形成的。……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可能是大祸临头的开始——不仅无法如发达国家那样向外转嫁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成本，更严重的是，一旦国际地缘格局变化下其外部投资援助中断，国内不仅往往会爆发经济危机，更有可能蔓延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亦即陷入各种“发展陷阱”。P015 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主要靠内向型积累，边推进工业化原始积累，边还债。这就是六十年代的“艰苦奋斗”。P015 既然中国也同样发生过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何以能在危机发生时避免了各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发，而免于堕入“发展陷阱”。——中国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P017 中国九十年代中期转向外向型经济为主之后由外部因素诱发的“输入型危机”。1997-1998年以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的六次经济危机，其主因与一般后发工业化国家相同，都是内生性的资本短缺。…..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对外引资或全面开放所造成的国家负债密不可分。P018 中国事实上可以依托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来分散转移各种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其间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依靠国家内部的为了成规模提取农业剩余而人为形成的二元对立体制结构，还是在总体上维持住了工业化进程的不中断。P018 危机发生时对城市乃至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城市多大程度上能将危机成本向农村和农民转嫁。P018 纵观当代中国60年的国家工业化史，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产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工业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的危机，就在城市“硬着陆”，也就导致了国家的财税体制乃至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P018 从整体的社会稳定来看，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60年来，特别是30年改革期间，已经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平均起来大约10年一次）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P019 实际上，中国的分权改革本身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不利局面，之所以没有对中国造成像苏东那么大的破坏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破坏作用。P019 史无前例的增加了4万亿规模的“三农”投入。这些战略性调整，也许还能够使“三农”继续成为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厚基础。P020 本轮危机及以后的全球化中，核心国家仍会通过各种方式对外转嫁制度代价，从而最大化其制度利益。P020 如果这个易于浮躁的社会还允许我们“去价值判断”地讨论问题，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也许值得重新认识。P020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这个作为中国应对历次经济波动的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其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和外部宏观环境都发生着根本性变化——人力资源的自我资本化以保留收益用于维持风险内部化机制的主要条件正在衰减趋零。P021 中央、地方间财权和事权的更不对称而形成了中央财政盈余及地方的财政赤字同步年年攀升的局面。P021 只有在资本不再属于稀缺要素和国家债务压力下降成为客观具备的外部条件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才可能真正贯彻“亲民生”政策。P022 中国在此之前一直延续的依赖从农村提取资源和剩余来支撑发展，同时又依赖向农村转嫁成本来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内涵性地具有发展中国家高负债压力下的政府一般行为特征。P023 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实质政策导向，只会是愈发单一“亲资本”的“发展主义”，恰与中央政府倡导的“亲民生”政策相对立。P023 新世纪以来各地的地方政府在资本短缺的压力下，近乎疯狂地违规违法从农民手中征占土地以从银行套现，并不及破坏生态环境的代价去招商引资，以追求GDP。P023 在2004-2006年中央政府完全取消了本归地方政府占有的农业税之后的“后税费时代”，征地、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便取代农业税费征收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农村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P025 无论是这些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还是劳动力价值在遭受了“多阶剥夺”后回到乡村的“残值偏低”而必然难以“被资本化”。P026 2003年中国实施新修订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宣布，新增人口不再分地——农民不再武昌获得村内土地财产及其无风险收益的预期，农村社区长期存在的“村社理性”中最主要的、能够靠内部化来降低外部风险的机制，就被极大削弱了，从而促使农民流动打工者行为取向发生实质性改变。P027 这些情况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促使中国农民打工者群体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加明确，这与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政策高度一致。P027 发生在2008-2009年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中国正式进入全球化的第一次“危机”，时代背景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经济危机冲击、企业倒闭、大批新工人失业对全局稳定的严重影响，是不可能靠一般的反危机措施来解决的。…..之所以历次发生经济危机都是广大农村地区成为国家实现“软着陆”的载体，其中很重要的基本原因就是，农村之能够作为5亿劳动年龄人口的“蓄水池”，在于其池底——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还没有被完全打破。不仅中共的农村基本制度没有改变，2.4亿农民家庭大多数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而且300多万个村社也还有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内部化处理严重负外部性成本的回旋余地。P028 客观来看，“三农”对中国工业化发展的稳定器作用正在迅速减弱。P028 因此，面对危机的巨大压力，最关键的仍然是在“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贯彻中，强调以“更加关注公平”的社会政策和扩大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带动非农就业的农村基建投资，来缓解危机。P029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P029 重点是，第一，以中央政府掌握的垄断金融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组建能够统筹县以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基本建设投资机构，赋予其承担维护乡村稳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和拉动内需的政策职能；第二，在国家投资方向从“排斥性”向“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调整的大前提下，最关键的步骤是进一步深化以“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为内涵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通过对内（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嫁发展成本和经济危机的风险。 原文开始 纵观60年的中国当代史，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其余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专家成本之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 2016-05-05 13:06 原文开始 纵观60年的中国当代史，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其余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专家成本之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遂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原文结束 （1956年）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自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利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以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的基本问题。 2014-01-23 15:14 （1956年）的农业现代化，其实质=集体化+机械化，目的是以乡为单位建立高级社，实行土地规模经营，以承载城市资本品下乡、完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提取农业剩余用于内向型原始积累。……自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利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以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的基本问题。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通过对内（即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嫁发展成本和经济危机的风险。 【阅读本书】 第一次看这类书，非常非常好。不是太好读，中途有很多扫盲的、震撼的地方，忍不住找人分享聊天。300页，阅读加做笔记、聊天，3天，10小时。读得超累。历次危机，都在向农村进行代价转嫁，它接得住就软着陆，接不住就硬着陆。可能我这类读得少，觉得温铁军话说的很耿直了。我真的对农村懂得非常少，但这个理解又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那么多人的命运，而且那是个比我所处的圈子，庞大得多的阶层，不应该不懂。第一二... 2018-09-06 17:57 【阅读本书】第一次看这类书，非常非常好。不是太好读，中途有很多扫盲的、震撼的地方，忍不住找人分享聊天。300页，阅读加做笔记、聊天，3天，10小时。读得超累。历次危机，都在向农村进行代价转嫁，它接得住就软着陆，接不住就硬着陆。可能我这类读得少，觉得温铁军话说的很耿直了。我真的对农村懂得非常少，但这个理解又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那么多人的命运，而且那是个比我所处的圈子，庞大得多的阶层，不应该不懂。第一二章做的纸质笔记，懒得电子化了，最精彩的还是最近两次。果然很多历史会轮回啊。 【全书评论】如果关注民生和当前社会各种问题与矛盾、关注农村问题、关注当下的贸易战，关注宏观上的资产配置、炒股关注大趋势的，可以硬着头皮读下去，对我是刷新三观的。尤其后面的大事年表，时间罗列，非常有冲击力。温铁军是90年代“三农”问题的提出人，这本书缘起于1988年，磨了30年，“用脚做学问”，按他的说法，“这本书很贵”。这本书开篇提出，“以往遭遇的经济危机凡属能够向农村转嫁成本的都实现了软着陆”,凡属不能向农村转嫁的就会硬着陆。当我们彻底把农村化掉时……硬着陆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定会引发政治动乱”。而后论述8次危机则是沿袭这个思路。书最后提到，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政府承担最终风险责任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形成长期亲资本的路径依赖，中央政府实际上没有手段控制地方上金融和地产之间天衣无缝的结合，“因此出现宏观调控的两难：现在中央如果强力控制地产价格暴涨，那地方政府权力套现获取实际资金额度和收益就会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累积债务危机就会爆发；但如果不调控地产价格,那就会重蹈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遭遇泡沫崩溃的结果”。政治体制改制改革，面临的其实是两千年来延续的“条块分割，尾大不掉”。（P310） 第一部分 中国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C3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概述P79 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放权于地方。形成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核心。P80 1993，经济过热，14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 1994，大刀阔斧的紧缩政策。 流量调节。三大宏观领域改革：人民币大幅贬值（一次性约52%。当年 CPI 指数上升至24.1%）、汇率“一步并轨”，实现了外汇市场化；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强行紧缩银根和地根的宏观调控措施。 存量出售。两大“政府推出”：政府退出（不经济的中小型、非垄断的）国企，直接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国有资产市场化改革；政府“退出”公共福利，直接推进职工住房（相当于近年的公租房）市场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等。P81 全面推广以“大包干”为名的家庭承包：政府退出不经济的农业领域为实质的农村改革。危机四：1979-1980。借三农复苏P91 危机原因：在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高积累（加大工业投资）+高消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构建新领导班子的合理性。依靠财政赤字严重透支财政信用。P95 农村承包制改革：政府在土地、其他农业生产资料所有权上向村社集体和农民做出让步。来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农业超常增长：承包制、价格调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占三分之一。延伸阅读：阿来《大江东去》P99“任何体制条件下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的危机，都会在紧缩中首当其冲的抑制中小企业”。 1981年，国务院认定社队企业确实挤占了城市大企业的原料。重申只允许其在不影响城市大工业运作的前提下，主要以加工本地农副产品为主，同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为城市大工业配套零部件。 “随后，针对社队企业的加重税收、紧缩信贷等国家政策也相继出台”。P106 “开放先于改革，开放推进改革”。危机五：1988-1990。本质上，向乡镇企业转嫁P111 1988年价格改革。“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本次危机，“实际上是这政府为了甩掉价格双轨制的隐形制度成本而推出激进的价格闯关所引爆的。一是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的设租、寻租成本；二是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二者都必然造成高水平的通货膨胀，进而导致企业连锁负债。P113 城市利益趋向的应对方式，将成本转嫁给乡镇企业。表现为以发展沿海经济为由要求其让出原材料和市场，减少对乡村的公共投入。 结果是人为压抑了农村经济和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从此整个国民经济转向，由内需拉动到外向型经济。P114 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有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而已。P117 90年代初，民工潮。 1992年，取消粮票。对放松劳动力流动十分关键，农民进城只要有钱挣就不担心没饭吃了。 取消粮票的另一个结果：中国由此使货币真正还原为一般商品等价物，从此进入了货币化时期。1988-1994。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P131 1990、1991年，沪深交易所先后开业。开启了中国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新时代。货币资本化。1992年经济过热：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1993年，3大赤字同时爆发。 1994年，CPI 高达24%，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 P140 1993年危机时期强力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都意味着这次是让城市利益群体直接承载了国家产业资本扩张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大规模引资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代价。由此，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地位。P142 1994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改制……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这些被一般性地认为属于社会性腐败的现象背后的潜规则问题则更为严重：这两个领域中的许多从业者十几年来已经顺理成章的凭借个体对信息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占有高额收益，且自觉地构建了维护其利益集团地位的公开制度和内生机制；这些领域中占据制度供给部门的权威、门派错综复杂，制度改进的空间几乎不存在。因而，尽管他们饕餮着，且继续占有着最多的公共资源，却大多不可能再提供低成本、普惠制的公共服务。P145 跟随1993年赤字危机的铁血16条，过半是金融政策。紧缩措施很大程度损害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对国有大企业则影响不大。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资源配置愈发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寻找利润的增长点，形成虚拟资本，变异为参与利润分配的工具而不是创造利润的工具。P150 第二轮圈地运动（1996）“如果以成本价为100元，则农民只得5%-10%，村集体经济组织得25%-30%（往往由村干部掌握），60%-70%为政府及各级部门所得”。相比较而言，八十年代农村自主的生产性占地的“以地兴企”时期，土地资本化收益较多留在了农村内部，主要用于社区福利、支农支出，同期带动农民非农就业和现金收入的增加。九十年代的“以地生财”收益主要为地方政府及结构化的产业资本所共享。C4 1997年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和影响概述P155 无独有偶，在10年之后2008-2010年的更大规模的救市投资中，以往那种为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加快资源资本化而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做法，被“政治软约束”到肆无忌惮的各级地方政府愈发采取“亲资本”政策而直接放大，造成以“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P156 中央控制的垄断性金融部门，出现了以普遍存差为表象和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为实质的流动性过剩。地方政府税收依赖的产业部门和农民生存依赖的产业部门，则普遍出现了以“贷款难”为表象的流动性不足。危机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P161 自从1971年尼克松颁布政令废除美元黄金挂钩，1973年采取“浮动汇率”的货币金融政策以来，欧美国家在布鲁赛尔货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净资产本流动率来维持实际消费的办法，产业外移和外部资本收益的大量回流，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危机性状。结果，欧美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P164 1992年放弃票证供应体系，才全面开始经济货币化过程。2002年才完成银行业对财政依附的脱离，中国有了独立的商业银行。P167 财政金融尚未分家前，只要不发生颠覆性政治危机、政府不垮塌，则国有银行还是不必按照西方市场化私人金融的制度来充实自由资本——不仅银行系统的呆账坏账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用国库的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就连整个银行系统出现的严重贷差，最终也是由国家信用作担保并以增发货币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来抹平的。P168 由于各种“好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包装都具有“政治正确”，遂使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承担主体的非一致性——这种改革的成败，客观上不仅在于制度收益被哪些既得利益集团获取，而更在于制度成本如何被获益的利益集团成功地转嫁出去。P177 199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2003年，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仅次于美国。P178 政府重新进入：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政府直接投资化解市场失灵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 负面效应：国进民退、粗放增长。有用未来更大的过剩来掩盖当前过剩的风险。严重的受制于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占比过高。P180 在治理劣化的条件下，每一次资源的重新分配和调整都可能引发冲突他。从长期看，征地补偿政策对农地功能的补偿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平的。P186 康晓光（200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精英联盟”，及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们的联盟。使得社会利益分配向精英群体倾斜，同时也形成国家政权总体稳定的基础。农村中的对抗性冲突，属于大众处于被剥夺状态而制造的局部反抗。精英联盟是内生的而且非常稳定的，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 杨鹏（2005）进入“精英间冲突”、“精英与大众冲突”的“双重冲突”时代。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P198 20世纪末、21世纪初，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跨国企业的高端制造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层次高端化、产业链整体化、企业组团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转移过去。 但总体“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交易和双向选择过程。P201 2006年，中国对外依存度66%。计算:（进口+出口）/GDP。同期，发达国家大体稳定在20%内。P203 乡村治理危机主要归因于制度变迁中强势主体为最大化获取制度收益而逐层向外进行的代价转嫁。P204 2003年，制造业人均工资成本占人均增加值比重：发达国家35%-50%，其他类型国家20%-35%，我国9.3%。 最低工资占社平工资比重：世界平均40%-60%。我国珠三角一般30%。P206 2006年1月1日，在中国延续两千年多年的农业税成为历史。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财政给转移支付、工业反哺农业。2007年开始全面推荐新农合。2009年，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P216 现在，1990年代这个放弃对公共品承担责任的激进改革创造的短期需求释放为有规模的增量，并且得以同步消纳政府货币超额增发的特殊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 ……当时度过危机的制度收益，已经基本被利益集团短期吃尽，制度成本却不断积累，无人支付而常常表现为社会冲突。既然是输入性危机,就不可能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缓解;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形成巨大代价。第二部分 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的简报和会议记录选辑P248 （2010）中国当前百分之七八十的经济重心都在沿海岸线200公里以内，造成92%的外贸、95%的石油进口都是通过海上运输。P255 2008、2009年公共安全支出（维稳）分别占财政支出的11.5%、10.8%，已经逼近国防开支占比 占 GDP10%隐性收入与当前维稳经占财政开支的4%相对应，具有内在相关性。 ……隐形的和灰色的收入都会内在的导向和加强非规范制度，而不是规范制度。也因此,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治理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正规权力和非法手段（甚至黑社会）相结合,不断向弱势群体转嫁排斥性增长代价的牟利型治理,而不大可能感谢为有普惠制的阳光财政支撑的公共治理。 98年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98年到02年，由于东亚金融风暴的影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家马车同时出现疲软。内需方面：日用品滞销，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产业化改革增加支出预期促进储蓄提高；出口：工业支撑出口量增加，中国用了20年完成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应在经济危机的结构之中。 中美国是什么意思？ 首先是在全球产业过剩的压力之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一次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将制造业外移... 2018-04-28 00:11 98年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98年到02年，由于东亚金融风暴的影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家马车同时出现疲软。内需方面：日用品滞销，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的产业化改革增加支出预期促进储蓄提高；出口：工业支撑出口量增加，中国用了20年完成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反应在经济危机的结构之中。中美国是什么意思？首先是在全球产业过剩的压力之下，欧美日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一次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将制造业外移，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而且金融市场比较稳定，另外国家又由于与国际接轨的既定方针，扩大出口增加外汇为主要目标，所以降低了人民币汇率，吸引外资进入，在双方的相互影响之下，中国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受体，全球五百强企业在98-08年期间全面进入中国，在大部分战略性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时候中国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由传统的加工制造业转向新兴产业（品牌和销售利润在外）和高新技术领域（原材料的贸易和市场两头在外）。于是，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在国内普遍化。98年以前中国产业资本的扩张和欧美日的那种对外转移产业资本的金融自二本扩张正好同步，于是外资进入中国的越来越多，中国进出口贸易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长期维持在70%，于是受国际金融动荡的影响就越来越深。 与以往六次内生型危机的不同之处？ 以往六次内生型危机虽然都与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有关，不过这六次危机的本质都是国家财政、金融和外汇出现赤字的内生型的危机，97年经济危机发生在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内需下降的背景下，东亚金融风暴的发生使得国内出口增长率减小，导致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这是一场中国融入全球化之后，由于外部经济动荡而导致的危机，是为输入型危机。 为什么是一场输入型危机？ 94年国家开始宏... 2018-04-26 23:40 与以往六次内生型危机的不同之处？以往六次内生型危机虽然都与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有关，不过这六次危机的本质都是国家财政、金融和外汇出现赤字的内生型的危机，97年经济危机发生在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内需下降的背景下，东亚金融风暴的发生使得国内出口增长率减小，导致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这是一场中国融入全球化之后，由于外部经济动荡而导致的危机，是为输入型危机。为什么是一场输入型危机？94年国家开始宏观调控，提出“必须加快对接全球化”的口号，采取的措施是降低内需和扩大出口，到97年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果，中央媒体宣布实现“软着陆”。降低内需的法子是遏制宏观经济过热，大体上而言是遏制投资过热，即使遏制以期货、股票和房地产拉动的投资过热。不过当宏观调控刚刚完成之际，97年下半年就遇上了东南金融危机。此时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次是投资），而且国内第一次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消费品卖不出去，国内的内需又不足，所以大量工厂纷纷倒闭，失业率暴增，由此产生了一场以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影响时间在98年到02年。国家的应对措施？有三条，一是金融商业化改革，二是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内需，三是进行房产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改革，以货币深化拉动此类消费品的增长率。首先是金融商业化改革，80年代国家为了应对巨大的财政负债，提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实行新的财政税收政策，中央充分放权让利，增加地方的行政权和经济权，“包干制”。分灶吃饭之后，财政金融的地方化一方面加快了地方的工业进程，使的在短短二十年中国就出现了产能过程的情况，另一方面，财政金融的地方化使得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严重，地方的财政金融系统成为地方政府的奴隶任地方政府随意透支。金融体系逐渐成为公司化的地方政府推动下的地方资源资本化积累和扩张的一个工具分灶吃饭的收益由地方获得，不过其巨大的外部性成本俨然由维护集中体制的中央政府来承担。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在金融和银行部门的呆坏账最终得由国库利用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分灶吃饭最初是中央对地方的甩包袱，不过最终的制度性成本，金融赤字和财政赤字还是由中央来承担，而中央通过各种改革将成本转嫁给社会来承担。所以这里面存在着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主体不一致的情况，制度受益者将成本成功地转嫁了出去。这样中央肯定不乐意，于是地方巨大的银行坏账导致金融体系无法消解客观上成为93年分税制改革的一个因素。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央认识到金融坏账的巨大风险，于是有了97年的全国金融会议，提出用三年时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侃监管体系。于是02年完成了银行业脱离对财政依附关系的金融市场化改革，这标志着中国有了独立运作的商业银行。国家财政对金融企业的改革和为化解风险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中央政府控制的超大型的金融资本集团，一方面有能力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进行竞争，另一方面使得地方小企业融资困难。经济权力的集中必定抑制民间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因对金融危机，第二个措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所以在这期间国家假设了大量的公路、铁路和城市基建。因对输入性危机的经验：政府积极介入经济，“政府进入”，98年政府大规律使用国债化危为机可作为因对输入性金融危机的范本而载入史册。中央政府进行了将近12年的基建投资，99西部大开发，01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05新农村建设，都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手段。增发国债拉动增长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政府干预过多导致中国私有化改革倒退，形成了粗放型增长的惯性增长模式。这是一次国进民退的措施。97-98年东亚金融危机对三农与三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再次成为危机软着陆载体，二是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下滑，三是乡村治理的环境恶化。首先要承认，此次危机，农村有一次成为软着陆的载体。东南沿海大量工厂倒闭，大量务工人员返乡，没有因失业问题而引发激烈的社会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再次发挥了作用。不过，因为增发国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此次基建主要在城市，在实施过程中，大量占用农村土地和资源，导致农村矛盾激化，大量群体性事件发生。在征地过程中有补偿，但是这种补偿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平的，类似于强拆。其次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先说说粮食，94-96年，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刺激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不过危机发生后，城市对弄产品的需求降低，农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价格大幅下降。再说说企业，由于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作用，乡镇企业生存环境更加困难，生产性贷款用于乡镇政府的消费开支，地方政府甩包袱，将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这样，乡镇企业也就脱离了社区属性，不再以扩大就业为目标，转而倾向于资本密集，排斥劳动，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的福利开支。最后说说金融，金融市场化改革使得银行业从不易流动的农村地区撤离，农村和农民从银行中借贷的款项越来越少。此次危机对三农还有一个影响就是乡村治理环境的恶化，原本自足自给的乡村治理生态瓦解。这里的因素有这么几个，首先是乡镇政府的硬性开支并未随着经济环境恶化而较少，而且随着乡镇企业的倒闭而使得供养人数增加，开支增加，另外国家分税制改革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将农村的基建、教育、医疗的供给责任依次下甩给了中国最弱势群体的农民，农民成为90年代改革中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很多农民无法缴纳农业税，导致大面积爆发冲突，乡镇政府劣绅化，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大量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