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变革中国
副标题：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作者：徐尧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35101
出版时间：2013
页数：304
定价：58.00
内容简介：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跟踪观察和研究，从毛泽东时代谈起，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市场...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基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跟踪观察和研究，从毛泽东时代谈起，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的国度，成功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的全球经济重镇，以及这个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波澜，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诊断和预测。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的创始人，科斯教授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大师之一，是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国内众多的顶尖学者也深受其影响，诸如张五常、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盛洪、向松祚等，从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2008年，科斯遍邀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如蒙代尔、诺斯、福格尔，以及中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等，组织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张五常著名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即根据这次研讨会的主题论文整理而成。 可以说，《变革中国》是经济版的《论中国》，文字通俗，可读性极佳。相比于国内作者，科斯教授的立场更独立，叙述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相比于国外的其他经济学家，科斯教授长期以来跟踪研究中国经济，他的叙述更全面更深刻。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 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经济学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经济学家，包括张五常、周其仁、盛洪等众多知名经济学家。 科斯酷爱历史，孩提时代因为读到《马可·波罗游记》而醉心中国。科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慷慨出资，主办学术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 王 宁 湖北江陵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赴美求学，获芝加哥大学博士，自1998年起担任科斯助手，现执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兼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 · · · · · 第四章 笼中之鸟：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第五章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第六章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后记 致谢 参考文献 · · · · · · 这本书是挂着科斯的名头才卖这么贵的吧！值得没有经济学专业背景的人买过来普及一下知识，对新制度经济学派稍有了解的人而言，这本书大多时候在炒冷饭，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创见，不过，最后一章对自由开放思想市场的讨论挺有意思。此外编辑/译者的水准应不值58元/本，就冲他们把“汪荣祖”写成“王荣祖”…… 2013-01-06读毕，斯密式的经济学著作，（1）书中对区域竞争的分析感觉很精彩（其他理论有张五常县际竞争、大前研一出租）。（2）作者分析了中国将来发展的两大契机：1）农村人城市化；2）思想市场的形成（其中提到大学考核体系是按件计酬，一针见血呀）。（3）中国改革的逻辑是二元改革：1）下层先实践，政府鉴于形式被迫认可；2）上层推广地方经验（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很多政策只所以有效，是因为学习机制形... 2013-01-06读毕，斯密式的经济学著作，（1）书中对区域竞争的分析感觉很精彩（其他理论有张五常县际竞争、大前研一出租）。（2）作者分析了中国将来发展的两大契机：1）农村人城市化；2）思想市场的形成（其中提到大学考核体系是按件计酬，一针见血呀）。（3）中国改革的逻辑是二元改革：1）下层先实践，政府鉴于形式被迫认可；2）上层推广地方经验（不同领域、不同地区）。很多政策只所以有效，是因为学习机制形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4）但是书中只介绍了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好象从来没有出生过，敏感事件那一年应该存在大量删节（P131）。（5）翻译尚可，阅读障碍较少，但是P152最下一段时间有问题，P238倒数第二段翻译有问题。（6）该书最好和参考文献中杨继绳、吴敬琏的书以及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块读效果更佳 分总结构所以重点都在最后一章啊（传说中的考纲必考总结版）/总体还是顺畅的，等我回家重新对照梳理一下时间线/最后一章很有意思了/我要去看英文版听说有删节啊嘻嘻嘻：） 忽然想到一句话，任何制度要与国民性相适应。就像毛主席的马哲是中国版的改造，那么国民性来自哪里？我个人认为来自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以及那些难以抹去的骨子里的东西。 关于中国的经济变革，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包括其中意识形态和思想的影响，制度的形成，讲的特别有逻辑，有理有据。从经济变革的角度讲述了中国自建国来的历史。难得的讲经济而不枯燥无聊的。个人认为比吴晓波的激荡十年讲的太清晰了。 因他对中国有一丝真诚的好奇 ——为科斯教授102岁生日所作 李华芳 1991年，罗纳德·科斯因对产权和交易费用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我家人开始在一个落后小岛上兴办社会主义养鸡场。十多年后，我在浙大的课堂上听周其仁教授讲述科斯其人其思想，对界定清晰的产权对... 科斯和王宁先生对中国变革之路的描述和分析，是比较精准和客观的。从毛某某时代开始，中国走上一条模仿前苏联的计划经济道路，这样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政治权利集中以及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之上。实践证明，这样一种经济体系是不合理的，社会经济难以健康发展下去。 中... P27 哈耶克曾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这其中的深奥含义还远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但是，除非当事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从而寻求信息来帮助解决问题，信息自由化没有实际意义，甚至看起来是一种浪费。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 变革中国是去年出版的。它的主旨是谈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市场化过程，亦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化过程。 作为坚定的市场主义者，本书的两位作者——其中一位是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得主，以严谨而通俗的笔调，论述了中国过去取得的经济奇迹以及原因。 内容繁多，但主线鲜明。本书的看... 刚刚看完邓小平时代[完整版]，手上正在读《甲骨文》，中间加读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科、王直接分析了80年代中国改革的动力在边缘改革（而非国家主导的大型国企改革），把握改革的真正实质，让人以能感觉到，但没有实际意识到的方式重新审视改革。 如果新中国以后，有些精神遗... 作者把笔墨重点放在了分析毛时代和邓时代的经济发展史上，援引了较多知名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分析得鞭辟入里，可惜对江时代和胡时代的刻画就少了很多，很多历史政策确立的来龙去脉研究得也不够深入，剖析得不算犀利。总的来说是本值得看的好书，从宏观上把握了历史脉络，以客观... 1、罗纳德•哈里•科斯（Ronld H.Coase）,是依然健在的，横跨两个世纪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荣获诺奖。尤令人感动的是，他对中国始终怀抱着巨大的热情与关切，曾多次自费邀请中国的学者、企业家赴美研讨中国经济制度。... 变革中国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五 2014-03-13 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其战时经验影响。但他没意识到，在战争时期，每一个根据地都要为其行为负责，因为一个严重的差错很容易并且往往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即便在实行了地方分权之后，这种... by钟蓓 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罗纳德·哈利·科斯（Ronald H.Coase）以《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讲述了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因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 昨天在从南京到杭州的火车上翻完了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的确是至少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从头翻到尾的书，不管能懂多少。不能说我全读懂了，不少涉及较多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税制改革等，我读起来还是觉得比较困难。但不管如何，翻完这本书，对这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国发... 制度是多层面的，由于太过复杂，任何单一的纬度都不足以衡量其优劣。因此保证制度的多...   2013-02-14 22:44  26人喜欢 市场经济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毛泽东讨厌中央集权，行政体制。在推进地方分权而又不让地方自治的过程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政治改革中，人事的变化与体制改革同样重要。改革开放中的“边缘革命”带来的意外惊喜制度是多层面的，由于太过复杂，任何单一的纬度都不足以衡量其优劣。因此保证制度的多元性是更为可取的方式。在一个社会中，实力最强大的要素一般都不是变革的最佳推动力。条块监管。毛的分权运动使地方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在横向系统中话语权很大。国企不仅要接受纵向的指令，还必须接受横向的监管。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现实中人们的思想确确实实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种思想或知识的改变往往会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让我们重新发现自己，重置自己行动的目标，重绘对与错之间的界限。利益是思想的奴隶。当我们最初制定或选择某个制度的时候，我们看重的是它的实用功能；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认同该制度，把它当成我们身份的标志。这种实践先于制度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缺失甚至是失职。但是，如果没有实践先做出尝试，监管者又如何知道该怎么去监管呢？政府必须要有耐心，要保持思想的开放，并要学会迅速的采取行动——建立利于实践发展的规章制度或能在情况恶化时及时叫停。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者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组织生产。发生在中国的重复投资及其造成的资本投资的低利用率，使得产业化得以广泛传播，并引起了人力资本在现代制造业的爆炸式增长。改革二元论如果要讨论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大转型中的作用，那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逐步从经济活动中撤离，而不是它无处不在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国家所有制本身，而是那似是而非的假设，总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包括官僚政府在内的阶层组织结构经常陷入权力与信息双重不对称的陷阱中。顶端的决策者大权在握，但掌握的信息不仅有限，而且都是经过多次过滤、反复挑选而又带有偏见的；权力金字塔底层的看门人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却无权采取行动。知识是不完整的、临时的、推测性的、时时可以修正补充的。 “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有些境况无疑比另一些境况优越，但是没有一种境况值得怀着那样一种激情去追求，这种激情会驱使我们违反谨慎或正义的法则，或者由于回想起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感到羞耻，或者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而产生懊悔，从而破...   2012-12-21 17:46  12人喜欢 “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有些境况无疑比另一些境况优越，但是没有一种境况值得怀着那样一种激情去追求，这种激情会驱使我们违反谨慎或正义的法则，或者由于回想起自己的愚蠢行动而感到羞耻，或者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正行为而产生懊悔，从而破坏我们内心的平静。” 各个公社之间相互独立，彼此间几乎没有横向经济往来。因此，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 各经济单元独自为战，谋求自给自足，不需要时时刻刻依赖中央计划，更不需要市场调节。分权管理机制也意外地促进了“大跃进”的发展。由于管理分散，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地方政府的精力几乎都耗在无止境的浮夸竞赛中。 农民被大量调离去炼... 2014-11-12 18:46  11人喜欢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罗纳德•哈里•科斯.中信出版社.2013各个公社之间相互独立，彼此间几乎没有横向经济往来。因此，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 各经济单元独自为战，谋求自给自足，不需要时时刻刻依赖中央计划，更不需要市场调节。分权管理机制也意外地促进了“大跃进”的发展。由于管理分散，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地方政府的精力几乎都耗在无止境的浮夸竞赛中。农民被大量调离去炼钢，农业生产无暇顾及。最近有研究表明，1958年到1961年间中国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正是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转移。由于粮食运输、人口转移及信息沟通都被禁止，政府在饥荒面前一筹莫展。“大跃进”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分权改革宣告失败，中国经济重新回到了中央计划的老路。中央计划至少能够结束“大跃进”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恢复经济秩序。 中国经济在60年代中期得以复原。这个经验让许多中国领导人把中央计划奉为发展经济的金钥匙，对陈云而言尤其如此。众人争论的重点过于局限在对政策制定者的问责上，对问题的本质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致使中国经济和政治中一直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在此后得以延续，根植在了整个社会主义体制当中。成为众矢之的的却是地方分权政策。对于曾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人而言，“大跃进”的失败恰好验证了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中央计划经济因此再次被奉若神旨。哈耶克曾强调说，市场最为关键的优势并不在于它的分配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市场经济建立在两个深厚的认知基础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要让中国有这样的认识绝非易事到1982年，超过300万人被平反，许多前“右派分子”和“走资派”都回到了政府工作岗位上。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官员也因此而重新洗牌。在新一代的省级领导中，广东省的任仲夷和福建省的项南脱颖而出。作为经济改革的急先锋，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的南大门推行了轰轰烈烈的市场经济大试验。因为华国锋相信只有保护毛泽东的声望，才能确保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华国锋的班子里有人提出“两个凡是”，宣布凡是毛泽东做出的决策和指示，都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而这种极端的口号甚至与华国锋所提出的改革政策也是自相矛盾的。1977年6月，胡耀邦创立了《理论动态》刊物，其主要目的在于组织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来批评、质疑深深扎根于人们思想中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毛泽东的一些极端政策。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论动态》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挑战中国共产党当时奉行的盲目崇拜毛泽东的政策。文中指出，任何理论教条都不可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包括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理论教条。引发真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是以政治思想和人事的巨大变革拉开了序幕，这场变革让大量赞同改革和对改革充满希望的官员掌握了政府的要职。华国锋1976年重启四个现代化计划的努力并没有阻止邓小平占得先机。1975年1月，尽管“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邓小平就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林彪之死却为政策和人事的改变创造了契机。尽管没有打算完全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是毛泽东同意延缓革命的步伐。1973年3月，邓小平被重新召回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年之后，毛泽东不顾江青的反对，将邓小平提拔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1974年到1975年间的纠正经济运动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这是经济实用主义面对极端意识形态取得的一次短暂胜利。在这两年间，政府执行了大量的实用性政策。其次，邓小平认为，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坚信“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动荡必须加以控制。第三，邓小平在拒绝毛泽东激进的阶级斗争观的同时，和毛泽东一样对中央集权缺乏信任，竭力拥护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基本精神。华国锋成功地让中国的发展方向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激进主义转到了经济建设上。在华国锋经济小组对十年规划的预测中，他们明显地高估了中国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尤其是石油；同时他们低估了从国际市场上融资的难度，导致十年规划的两大融资渠道双双受阻。因此，整个计划迅速陷入了资金困境。更重要的是，整个改革几乎完全着眼于工业化的硬件建设，例如生产设备和厂房。很少有人去关注硬件设备的管理与使用，或者说国内的生产环境是否有能力来消化这些先进的技术。与此同时，十年规划忽视了对新工业项目的产业链的建设，导致与上下游产业脱节。1979年4月，在资金困境和令人失望的效果的双重压力下，中共中央在陈云主持的一次工作会议中终止了“洋跃进”运动。 “洋跃进”对其后经济改革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个先例，中国第一次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108]尽管这并不是全新的创举，华国锋的经济小组还是将这种思路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在对外资的运用上。1978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决定选择性地利用外资振兴中国经济，并获得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肯定。尽管“洋跃进”是华国锋短暂的任期内最引人瞩目的经济政策，但现代化建设中还实施了其他更有效的改革举措。[114]首先，“商品的生产和自由流通”，换句话说，商品交易，在1976年底正式合法化。允许个体工商业者重回经济环境之中。其次，政府再次将货币报酬奖励体系引入中国经济。1978年5月，奖金和计件工资的方式再次回到薪资体系中。尽管劳动力的流动依旧被严格限制，但市场化的劳动力定价体系已经融入人事管理体系之中。最后，在经历10年的政治混乱之后，城市中的工厂成了经济调整的首要目标。之前被废弃的工作纪律重新启用，开始发挥效力，生产秩序逐渐恢复。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的一点是将现代科学、文化和技术引入中国。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明确了这个目标：“要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还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对于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认真学习，拿来为我所用。”198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给中国的政府高官们上了一周的价格理论课程。中国在思想上的孤立也即将结束。后毛泽东时代的政府迅速结束了毛泽东“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同时开始增进与亚洲邻居和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1978年成为中国的“外交年”。在一年内出访二十余次，走访了五十多个国家，包括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法国、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等。与此同时，中国也接待了三十余国的代表团来华。这两年频繁的出访让代表团找到了一些带领中国脱离贫困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线索。例如，正如邓小平在新加坡了解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让中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将中国推上工业化的阶梯。日本和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高速发展，也让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对中国对外开放、引进现代科技之后赶超日欧的前景充满信心。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间人”。[126]1978年8月31日，香港商人曾光彪在广东省珠海签订了一项投资建厂的协议。[127]这件事迅速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条，也是后毛泽东时代接受的第一笔境外投资。两年之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为来自港澳台以及其他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让中国获得了资本、技术与连接全球市场的通路。出口促进的新模式奠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基础。在“洋跃进”下，引进的西方科技仅仅只在部分国营企业手中；而在改革开放的模式下，现代科技以进口消费品和资本引入的方式呈现在全社会消费者和所有生产企业面前。在外贸促进的政策下知识得以迅速在全社会范围内自由传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到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的最后一天，这份公报诞生了。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和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序曲。这份文件虽然回避了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但明确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也坦率地陈述了经济改革的目标。《公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迫切要求。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考虑到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和人民大众中的长期威望，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将会削弱后毛泽东时代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并可能撒下政治混乱的种子。在精心的设计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通过赞扬毛泽东，从而迅速埋葬了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并转向了经济发展。重申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政府逐步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意识形态枷锁放了下来。但归根结底，中国市场转型的伟大成就并不是此次会议精心策划的结果。相反，是市场经济转型本身提升了会议的历史意义，使其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转折点。中国访问团在国外的所见所闻，也让他们意识到放弃行政分权而走企业自治的路子是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决定重点抓企业改革，并将其作为振兴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某些地区便已经开始了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四川省最早进行试点改革，他们对国营企业进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40]这次改革有效地削弱了各大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掌控，将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了企业本身。例如，企业能直接任命中层管理者（但不能解雇员工），能有一定的利润留成，能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产量等。首先，企业缺乏最基本的经营自主权，它们就像棋子一般受各种国家机构的控制和约束。它们无法决定生产的产品和数量，没有自主招工权，在生产投入上没有话语权，甚至连雇员（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职工）的工资都由国家决定。支离破碎的产业结构，是国营企业的第二个制约因素。由于毛泽东强烈主张地方（从地区到省到县）自给自足，中国的国营企业在规模上都比较小，但数量庞大。通常情况下，企业之间完全相互隔离。甚至同产业中的上下游企业之间都几乎没有直接联系，相互的沟通基本上完全经由政府机构中转或代办。作为“国家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首个试点城市，沙市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城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有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在沙市率先实行的从策略层面看，工业改革最重要且最深远的成就，是终结了中央计划对工业生产的垄断。 “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是中央计划与市场一同协调国营部门生产的共生物。[150]因此，虽然国营企业继续占据着主导地位，也没有尝试私有化，但市场机制仍然能在中国经济中破土而出。然而，当时中国的经济仍然没从“洋跃进”的财政消耗中恢复过来，面对如此脆弱的经济，无论是赤字还是通胀，都非常容易失控， 从而危及社会稳定。为了稳定局面，中国政府被迫寻求引进新的调整政策，改革也因此中止。就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轮改革以失望告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国家主导的改革陷入停滞之时，真正有突破性的改变却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潮涌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最为重要的发展并不发生在其中心，而是在它的边缘，在受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在这一系列“边缘革命”的带动之下，中国逐渐步入了现代市场经济。 在这些“边缘革命”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农业中爆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即农业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下而上展开的。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是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一个名为 “九龙坡”的小山村。小岗村改革的发起人不是地方干部，而是农民自己。1978年底，村里的18位农民秘密签署了一份包产到户协议。在利用地方资源发展农村经济的运动中走在最前面地，是贵州、安徽和四川。整个1979年，万里都在不厌其烦地向北京解释包产到户的好处。一年之后，北京的立场开始转变。1980年春末，包产到户的优点得到了陈云、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首肯，但并未被全盘接受。9月，党内达成一致并发出了一份决议文件，允许包产到户的存在，但仅限于“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和当地生产队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地区”以及“群众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的地区”。换句话说，去集体化的改革只能在集体经济已经失败的地方进行。去集体化被认为直接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因为集体所有制普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在1982年1月正式批准了包产到户。去集体化将农民从生产队和公社的体制下解放了出来。 因为农民失而复得的自由生活选择权，商业和私营企业也很快重返农村。去集体化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在中国农业改革过程中及其重要，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农民重新获得的经济自由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意义要重大得多。所以，即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会在某些地方遇到阻力，但它所带来的经济自由依然是人心所向。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乡镇企业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们当中有许多是从原来的社队企业发展起来的。许多社队企业都是从“大跃进”时期的“后院高炉”演变而来的。这段经历，让负责工业政策的中央政府官员对乡镇企业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并且，这些官员与国营企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行政关系以及直接的经济关系，对他们而言，乡镇企业的崛起是个很大的威胁。除此之外，由于大部分乡镇企业所用的一般是国营企业淘汰的过时设备和技术，因此，它们的崛起也被视为落后的竞争者对先进企业的挤兑。[175]基于这样的看法，为了遏制乡镇企业的发展，北京方面“打造”了一些专门针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断绝它们获得银行贷款和原材料的途径，并禁止其进入消费市场。尽管未能享受平等地获取原材料、能源和银行信用及进入消费市场的待遇，同时还受到许多歧视性政策的打压，但不论在生产能力还是增长速度上，乡镇企业都超过了国营企业。乡镇企业最重要的优势，也许是它们没有受到那么多来自政府的官僚控制。由于不受国家工业生产计划的限制，乡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并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做出迅速的反应。乡镇企业产生的积极影响远不止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它们将竞争引入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强效催化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各大城市突然涌现出大批返城知青，其数目估计在2 000万以内，大约占所有城市人口比重的10%。1979年初，有超过21个省份的失业青年发起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例如阻断铁路运输和包围政府大楼等。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重视并认可“个体经济”；这是对私营经济一种委婉的说法。[188]三个月之后，即1979年11月30日，第一个正式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在温州诞生。自此，中国城市私营经济复兴的大门被完全打开。曾被谴责为社会主义对立面的个体经济如今被正式重新接纳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附属和补充”。中国政府仍然笃信公有部门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接纳私营经济的态度上，他们仍然表现得极不情愿。然而，在面对大规模失业及潜在社会动荡的挑战下，中国政府只能让步。于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三不”政策——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作为折中措施开始 盛行。在1949年以前，温州的商业和制造业（主要是手工制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有着这样的传统，再加上国营企业的缺位，使温州的私营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相反，在改革开放前曾获投大量政府拨款的地区，例如改革前夕工业化最发达的东北地区，私营经济的发展则不尽如人意。将整个广东省作为一个试验室，对曾经成就了香港和台湾繁荣的各种措施进行试验。他们相信，与香港及澳门毗邻的广东，应当成为即将到来的经济改革的先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经济特区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首批经济特区取得初步成功后，中国政府在1984年决定开放另外14个沿海城市，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真正让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并得以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不是那些由国家主导的“洋跃进”或企业改革，而是这些民间的“边缘革命”。当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之时，中国政府便已经将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效益好的企业并不能继续增长，而效益差的企业也不会破产。此外，国营企业仍然受到各种来自国家的干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原则，同时也被众多的“婆婆”盯着。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改革继承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分权化的管理结构，导致地方政府制造了各种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地企业，以此换得自己控制企业运作的权力。从全国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几乎将中国推向了各自为战的封地经济。首先，所有的地方工业部门都需要同时向当地政府和更高级别的部门主管以至国务院下属的部委负责。其次，国营企业经营的不同业务经常接受不同部门的监管，包括人事（晋升、调动和招工等）、工资体系、财务、生产计划和投资计划等。第三，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层也有着不同的级别划分。最后，也是最复杂的，监管职能的划分模式随着企业和行业的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特别受放权与收权的周期影响。在1981年国营企业改革之前，中国国营工业体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定价机制或者市场纪律。消费品和资本商品的价格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决定，无法通过价格来区分商品的质量高低。这意味着企业没有动力来改进产品，更不要说研发新产品了。由于各个国营企业都面临着蜘蛛网一般的监管机制，即使一个国营企业有足够的积极性来改善自身条件，它也会最先把力气花在监管机构身上，与他们搞好关系，而不是致力于提高生产效率或者改进产品质量。此外，由于工人的收入和生产效率并不相关，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很低落。更糟糕的是，企业没有辞退或者自主招聘的权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再次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他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论述成为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改革的指路明灯。陈云将市场机制和私营经济引入社会主义的理由相当实际：来自中央的经济计划无法全面覆盖国民经济的各个角落。因此，这些中央计划经济无法填补的空缺将由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来填补。整个80年代，中国政府始终无法走出意识形态的困境。虽然中国领导人依旧坚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中国经济远远地落在西方发达国家之后，对此他们非常尴尬。这种困境让他们在政治上极其脆弱和敏感。这种脆弱感，加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使中国政府万分警惕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始终怀疑境外的敌对势力会不停地利用“意识形态毒草”和“文化毒药”来削弱社会主义，并且最终颠覆这个社会主义国度。因此，抵制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诱惑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在浙江温州，中国私营经济的起源地，那里的商人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217]在那里，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运动变成了针对私营经济直接的攻击。1982年夏，8个在不同行业经商的个体商人，被指控为牟取暴利遭到逮捕1982年底，全国共计处理了超过1.6万件经济犯罪案，超过3万人因此被逮捕。[218]在如此恶劣的经济环境下，许多私营企业将自己注册为集体企业或者乡镇企业。企业的所有者往往需要向集体企业、国营企业或者有关主管政府部门支付一定的“管理费”，才能在他们下面挂个名，取得一个非私营的名分。这种做法被称为戴“红帽子”，在视私营企业为社会主义经济敌人的政治环境下，这是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保护伞。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拥有的一大优势来自于，政治上的强势集团没有固化的经济既得利益。邓小平和陈云的分歧并非主要来自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观察家们都注意到两人的意见不合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速度，但并不了解这种分歧反而有助于维持当时宽松稳定的政治气氛，这和毛泽东时代形成了鲜明对比。邓小平和陈云，以及他们代表的不同思想的共存，意外地让中国政治摆脱了“独角戏”的局面。虽然两人的思想有差异，观察家们往往忽视了邓小平和陈云都推崇实用主义。陈云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改革精神的重要部分。大部分中国领导人愿意在事实面前改变自己原有的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和立场。他们愿意对曾经深信不疑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抛弃被事实证伪的信条，这为改革与新思想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环境。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陈云以及其他领导人比他们的前任更有智慧，而是“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他们不再盲目接受任何教义。如果社会主义可以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那么所谓全能的思想只不过是致命的自负而已。正是因为都有着这样坚定的想法，邓小平和陈云才会走到一起，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和试验的手段改革中国。尽管邓小平、陈云等人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改革年代的中国再也不是毛泽东时代，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这种政治氛围让思想开放的态度逐渐盛行。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在80年代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显示了党内的政治变化。在与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国营企业令人失望的表现使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有所松动。计划经济逐渐变成了允许“指令性经济计划”和“指导性经济计划”共存的模式；前者延续了传统的国家计划，而后者只是建议，没有约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给予了国营企业更大的空间和经济自由。在不改变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国营企业对市场力量的反应越来越灵敏，中国经济中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部分也在继续增长。1984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著名的“第四号文件”。[223]这份文件概述了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态度，尤其是对农村家庭建立的私营企业，同时承认乡镇企业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和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作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重要力量，当时的乡镇企业取得了除烟草之外所有行业的经营许可。同时，乡镇企业也享受到了税收优惠、银行贷款以及其他财政上的激励措施。从现在来看，乡镇企业的税收负担确实比国营企业要低一些。中美关系的改善同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施加了微妙但又同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尤其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美国取代苏联成了新的学习榜样。从80年代开始，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们把赴美留学看作他们求学道路的最好机会把西方的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深圳经济特区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1984年1月，邓小平自建立经济特区之后第一次视察深圳。在目睹深圳的高速发展之后，邓小平称赞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样板。邓小平的南方视察和他对改革开放的肯定，向西方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将坚持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不动摇。深圳因此经常被认为是“精神污染”的来源，在1982年和1983年遭到了大量的攻击。直到1992年，邓小平找到了堵住这些攻击的方法：“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与香港相邻的广东，有着与香港相同的方言和地域文化，使其迅速成为香港对内地投资的首选地。与此同时，广东也获得了科技、管理思维和联系国际市场的通道。许多早期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因为低廉的生产成本而选址于广东，它们的业务集中于服饰、鞋帽和玩具的生产。格里希的改革措施过于领先于那个时代，大部分措施在1986年随着他的离开而被终止，武汉柴油机厂最后也难逃破产的命运。但是在他之后，中国的国营企业雇用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在中国人探讨价格体系改革的时候，产生了两种思路迥异的改革方式。一种观点被称为“调”，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力量来调节物价，最终引导物价水平趋于正常；另一种观点被称为“放”，认为政府应该彻底放开对物价的限制，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234]在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二种思路逐步被人们接受并实施，但前一种思路依旧存在了很长时间。两种改革思路的并行逐渐形成了“双轨制”定价系统，这是中国经济改革中被广为认可的创新之一。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1985年强制征购系统的废止标志着计划经济的结束，开拓了市场经济与经济自由的新时代。由于政府或者相关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原材料可以轻易地以较高的市场价格卖出，许多同政府官员或者国营企业管理者关系密切的人可以轻易牟取暴利。因此，当时中国出现了众多的“皮包公司”，这些公司除了一份可以证明其存在的文件外别无他物，但其拥有的各种关系使其可以毫无风险地在黑市上高价销售国家控制的原材料。尽管这些行为拓展了原材料市场，却严重扰乱了整个经济的物价环境。为了支持横向经济联合，中国政府同时启动了人事管理上的改革。[240]终身受雇于一个雇主的社会主义“铁饭碗”体制开始改变。合同工被引入企业并被迅速推广，许多地域性劳动力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壮大。1986年12月，国务院允许国营企业在总工资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根据员工的效绩调整工资与福利。由于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灵活，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国营企业之间的整合过程。1984年4月，北京的一个国营百货商店获准向公众发行股票募集投资。[241]同年11月份，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开始同时向公众和自己的员工销售股票，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242]到1986年底，中国已经有超过6 000家股份制企业。[243]由于具备公开募集资本和多地运营的能力，股份制企业有效地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自主权。1979年2月，负责处理农业相关业务和农村地区业务的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成立；同年3月，负责对外贸易与投资的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1979年8月，负责处理固定资本投资的中国建设银行脱离财政部的管辖，自立门户；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负责处理其他三家银行未涉及的所有商业交易。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后，第二轮银行业改革开始了。改革的目标是给四大专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方面更多的自主权，提高银行业的自主性与竞争力。中央银行规定每家银行每年的贷款额度，然后由银行自行决定发放贷款的具体形式。[248]中央银行计划1985年放贷额度将参照1984年实际放贷情况。而这个消息在1984年第四季度被泄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银行都尽最大可能地发放贷款。 更糟糕的是，与此同时，劳动部正在筹划工资改革。劳动部决定将1984年的工资作为此后几年工资增长的基数，因此国营企业纷纷向银行借钱涨工资，而此时各银行正抓紧一切机会发放贷款。最终，12月的银行贷款发放数量比1983年12月增长了50%，而国营企业向员工发放的奖金增长了100%，工资总额因此增长了38%。仅1984年第四季度，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60%多。从全年来看，货币供应增幅比1983年超出50%，比经济计划中设定的数额超出了45%。[249]投资与消费同步增长，通货膨胀的条件已经全部具备。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到1985年，通胀率已经从1984年的2.8%增至9.3%。之后的1986年和1987年，通胀率依旧居高不下（分别是6.5%和7.3%），并且终于在1988年达到了两位数。在承包责任制下，国营企业管理者对短期收益高的项目充满了积极性，将长远的问题留给了他们的下任，最终将所有的问题推给了国家。1988年，当中国政府宣布价格体制改革时，通货膨胀迅速加剧。物价指数从1月的9.5%，增长到6月的16.5%，7月的19.3%，最终在8月达到38.6%。这是共和国历史上闻所未闻的状况。1988年2月，恐慌性购买已经在全国主要城市中蔓延。根据报道，武汉的一个消费者购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则有人买了500盒火柴。物价改革在政治上风险太大，而不得不被束之高阁。物价改革的失败带来了广泛的冲击，经济改革全面停滞，甚至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9月，政府提出了经济紧缩计划，中国经济因此进入了长达四年的“治理整顿”时期。80年代的企业改革给予了许多政治特权阶层轻松赚钱的机会，许多人认为控制国家原材料分配的政府官员与国营企业的管理层利用了价格双轨体制中的套利机会大发横财。政治权力的滥用让反对改革的声音此起彼伏。因此，尽管改革在绝对意义上没有输家，但社会上依旧可以产生广泛的挫败感，很多出人头地的梦想会破灭。此外，经济政策中的失误，尤其是自1985年起货币政策的处理不当，最终导致了1988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社会上对改革不满的情绪在快速蔓延。1989年的政治风波至少从短期来看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外商直接投资裹足不前，国际贸易急剧下跌。许多改革措施因此停滞，许多领域甚至有所倒退。私营经济经历了改革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无论如何，中国政府并未关上面向西方的大门，中国经济改革并未脱离自己的轨迹。同时，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了自主创业的阵营。但中国依旧在等待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视察来重燃市场经济改革之火。中国领导人在处理政治争端上变得越来越耐心，对于辩论中输掉的一方也更加宽容。在整个80年代，中国政治变得更为理性化。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下列两大机制的发展，它们的存在缓解了政治辩论中的紧张气氛。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政治。第二种机制的发展来自中国法律体系的重建。同时，中国领导人对于法律和秩序的理解与西方的法治 （rule of law) 有着本质性的不同。法律民主在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中国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情绪进一步加剧。对于刚刚从一场政治危机中缓过来的中国领导人而言，这一系列的政治变故让他们备感震惊。他们认为，市场化改革在造成经济困境和政治风险上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一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1989年之后，尽管中国政府中止甚至撤销了许多改革计划，但它坚持对外开放的态度始终如一。在改革被普遍质疑为背叛社会主义的政治环境下，把改革和开放政策区分开来是明智之举，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相比而言，对外开放的政治敏感性较低，因此也没那么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攻击。中国渴望并且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进入西方资本市场，在这点上，即使是社会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会有异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外开放政策的持续实行，使一小部分经济改革在无常的政治环境和财政紧缩的双重冲击下得以幸免。1990年4月成立的上海浦东开发区是中国对外开放在90年代初期最为显著的发展标志。上海便是从这时起开始复兴，并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中国面临再一次陷入意识形态困境的危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形势空前严峻。在这种情形下，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出手介入。那时的邓小平已经没有任何正式的党政军职务。他也失去了改革初他赖以依靠的左膀右臂，不能再直接给党和政府下命令。为了拯救改革，邓小平不得不另辟蹊径。1992年1月17日，在家人和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邓小平坐上了开往南方的专列，他要去亲眼看看市场化改革最为深入、与北京紧缩政策抵触最大的地方，如今是一片什么样的景象。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开放的制度，应当要“懂得利用一切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身上学习”。社会主义不再仅仅只是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代名词。相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中国的领导层还在为姓“资”姓“社”之争而焦头烂额时，邓小平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地把那些毫无意义而扰人心神的意识形态争论撇在一旁，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邓小平南方视察之际，中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新的中国领导集体形成于1989年之后，他们谨小慎微，精神上饱受国内经济和政治动荡的困扰，同时也因苏东剧变而迷失方向。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阐释与儒家实用主义精神的契合，为身受桎梏的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脱身之道。邓小平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归纳为“实事求是”四个字，将原本晦涩的政治思想转化成了浅显易懂的真理。邓小平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得到了私营部门快速而热情的响应。在1992年到1995年间，私营企业总注册资金数增加了近20倍。复苏的私营部门沉浸在欢乐当中，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有部门人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当属“下海”——政府官员、国企员工和负责人以及科研院校的学者扔掉了手中的“铁饭碗”，弃公投商。中国人事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92年有多达12万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从商，而停薪留职从商的更是超过了1 000万人。到1996年，工业物资的价格双轨制彻底成为历史。为了应对价格扭曲及持续恶化的财政状况，中国政府在1993年决定对建立在旧有财税制度基础上的承包制进行全面修订。1994年实行的全面税改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334]此次改革措施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简化税制、税收分成及税收管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废弃了原来复杂的多层级营业税收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制造业公司统一征收17%的增值税（少数为13%）。对于服务业，则根据商业性质征收占其营业额3%~5%的营业税。新的税法对原来极为复杂的税收结构作了简化。税改的第二个内容是成立了国家税务总局，大大提高了国家征税的能力。政府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95年的约10%上升到2002年的15%，并在此后一直维持在15%~20%的水平；其中约有半数税款被收归中央政府所有。税改的第三个内容是结束了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分别协商的税收分成制度，转而采用一种新的统一分税制。在新税制下，消费税、关税及从金融机构中收取的企业所得税被划归中央政府征收。其他税种则被划分至地方政府，其中包括城市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财产税，以及增值税中未涵盖的营业税。有些税则由两者共享，其中包括增值税（中央75%，地方25%）。1992年的价格改革及1994年的税制改革都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为单一价格体系及全国市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新一轮的企业改革也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把国营企业转变成为独立、自主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这一决定超越了“放权让利”的基础及经营承包责任制，把中国的企业改革推上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建立一个脱离政府干预并由市场监管的现代企业制度，便成了企业改革下一阶段的目标。1994年，由9个国家部委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对上海、天津、沈阳和武汉等16个大城市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城市国企的亏损面已达52.2%。为了支持国企向现代化企业转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劳动力市场，以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还为退休职工及失业人员建立起了社会保障体系。该社会保障体系的第一个内容便是建立待业保险基金，并于1993年开始实行。1994年，由于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失业”的说法，原来的“待业保险”因此变为“失业保险”。[350]到1995年，失业保险在全国国企职工中的覆盖率超过了70%。与此同时，原来由企业负责的职工养老金逐渐剥离出企业，而是由国家养老基金统一接管。住房改革也于1994年开始启动，并在90年代末基本完成；国企职工允许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现在居住的企业福利房，意味着他们不需再为变更工作而丢失住房权利担忧。 “两个置换”模式。这个模式由两部分构成：首先，政府放弃国企唯一所有人的身份，自主降级为小股东，同时邀请外部投资人或企业职工作为大股东；其次，对在改制过程中丢掉“铁饭碗”的职工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金额以工龄为准——以置换他们的全民身份。前面提到的激励机制只是国企的一个败因，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主要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处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企业永远面对市场选择；经不起市场考验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其劳动力和资本将会释放到市场中进行重新整合。管理不善对国企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负有一定责任。然而，国企内部人员，包括管理者及其监管者，对企业资产的非法倒卖是导致企业失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乏外部监管，一些管理者私自建立个人买卖渠道从企业中攫利。这种大规模的资产倒卖行为肯定与公有制有关，而公有制本身也是造成企业难以倒闭的原因之一。股份制和股份化能带来的好处远不只是激励机制的改善。 首先，股份制能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提高生产力。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对资源进行分配实际上是个哈耶克式的探索过程。对一个国家来说，外商直接投资至少能为其带来三方面经济利益。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对于缺乏国内资本的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现成的替代品。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正是香港和台湾对广东的大力投资，才成就了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兴盛。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往往附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能，有助于促进接受国对现代科技及商业管理技术的吸收。第三，引进外资的同时，接受国还有机会接触到投资方所在国的市场，对发展出口大有裨益。邓小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在1989年的风波中幸存的主要原因，是此前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邓小平极力主张要把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可行之策继续推进。王震一度以为自己会在伦敦看到贫民窟以及贫穷与剥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工资仅仅是伦敦一个垃圾收集工的1/6。在访问结束之时，王震已经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坚守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387] 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到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的故事恰恰体现了亚当.弗格森指出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一个中国谚语将这个故事描述得更加诗意：“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sec1 中国改革的突出特征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始至今，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 一、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 1.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 2.原因 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 2017-10-30 20:31  2人喜欢 中国的故事恰恰体现了亚当.弗格森指出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一个中国谚语将这个故事描述得更加诗意：“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sec1 中国改革的突出特征 中国的经济改革，从始至今，从来都没想到放弃社会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 一、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 1.中国共产党在市场化转型的30年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发展得更加强大。 2.原因 这既非源于共产党本身的坚不可摧，也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体现出共产党在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后所展现出的组织灵活性与适应性。 3.隐藏的两个重要变化 （1）政府越发式微 政府逐渐从经济生活中撤离，而不是它无处不在的政治领导，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 改革之前，政府控制着经济的方方面面，从生产、零售到零售； 今天，私营企业已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对私营企业的规模优势已经大不如前。 （2）中共的去革命化 中国共产党如今不再将自己定位成革命先锋，“天命”或者说人心已经取代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依靠治国的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维持执政的合法性； 二、无意带来的市场经济 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国带来了市场经济。 sec2 中国改革中的二元结构 （一）70年代末到80年代（草根化） 中国市场化转型中的两种改革共存，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尤为显著。 一、政府的改革 1.华国锋主导的“洋跃进”（1976-1979） （1）详情 由政府引导的改革始于1976年华国锋重启四个现代化。 “洋跃进”希望利用外资来建设二三十个重工业相关的项目。 （2）结果 并没有持续下去，1979年就被终止。 （3）失败原因 一方面由于其内在的缺陷； 一方面则因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邓小平、陈云重新回到政治中心，华国锋逐渐失去了权力。 2.陈云主导的“八字方针”经济改革（1979-） （1）详情 随着陈云重新执掌中国经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79年4月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迎来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的第二轮国家引导的经济改革。 （2）主要内容 首要目标是调整农业，提高农产品采购价格，增加对农村地区的投资； 工业领域，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加速对轻工业的投资，减少在生产领域的资本投入，促进消费； 国营企业，“放权让利”，给予其更多的自主权和积极性； （3）效果 “八字方针”的总体效果实际上相当有限尽管所有的方法都指向了正确的方向。 （4）本质 本质上是经济紧缩，最优先的事项是“调整”。 3.邓小平主导的改革 （1）主要措施 经营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税收包干制 （2）作用 积极：成功推动了经济向前发展； 消极：对于割裂全国经济、造成混乱的定价环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阻碍了市场竞争，削弱了新兴的市场经济； 4.成效不大的原因 由政府主导并被严密监管，严重受制于僵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繁复的行政控制； 二、“边缘革命” 1.四种“边缘革命” 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经济特区 2.地位 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 3.特点 边缘化、草根化 都在政府所掌控的范围之外爆发，主角均来自社会主义中的边缘角色。 4.迅速发展的原因 政府较少干预，政治限制和官僚主义少，在更严格的市场竞争机制中脱颖而出。 三、总结 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但这种“增量改革”并非来自中国政府的战略。 （二）90年代（地方化） 中国市场转型中的二元改革体制在90年代以及之后也一直存在。 一、中央政府指引 1.主要措施及其意义 （1）建立统一市场 措施：1992年的物价改革、1994年的税制改革； 意义：解决了价格混乱的问题，促进了全国公共市场的形成； （2）国企改制 措施：发展城市住宅市场；养老金、医疗保险改革 意义：缓和了国企产权改造的进程，也提高了国企改制的政治接受度； 区域竞争新阶段：由中央、省市级政府管理控制的国企数量大大减少，国企不再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政府官员必须为当地经济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培养有利于经商的环境来吸引投资。 2.特点 在认真研究地方的成功经验后，将其纳入全国性的政策，决策更加科学； 二、区域竞争 1.原因 （1）国企改革与国企没落，私营企业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基础； （象征：1994年税改后，增值税和土地租赁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 （2）全国公共市场的建立意味着区域竞争将面对更为严格的市场纪律； 2.代表 90年代初期上海与深圳股票市场、90年代中期国企的股份制改造、工业园区的进一步发展。 3.意义 区域竞争自90年代以来开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最强推动力； 地方政府充分利用了中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密度，广泛的竞争让试错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散。（“内部经济”上的损失更多地被“外部经济”上的所得所补偿） 4.政府持续强势地位的原因 （1）经济为主的政绩制度 地方政府官员本质上是由中央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表现认命的，各级地方政府与现代企业极其相似 （2）掌握重要经济资源 中国政府掌握银行贷款和政府垄断行业等重要经济资源； （三）二元结构的意义 1.改革的二元结构和分权化的政治体系，对促进市场化转型中的集体学习起到了关键作用。 2.缓解了政治压力，降低了实施变革的成本，缓解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路所面临的压力。 sec3 中国改革前途的障碍 一、劳动力市场的障碍 1.中国的劳动力优势 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人口的人口红利； 改革初上百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国企股份制改造带来的中国劳动力资本向私营部门的转移，是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两个主要渠道，推动了全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发展，提高了生产力，也给农民带来了真正的经济利益； 众多的农村人依旧渴望着进入城市，追寻更好的工作与生活，这给中国继续城市化与工业化创造了空间，也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2.计划生育的弊端 计划经济的本意仅仅是一个紧急措施，如果实行时间过长，则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与严重的影响； 3.制度障碍 户籍制度和农民工面临的各种体制壁垒，是阻碍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垄断性国企 1.弊端 这些垄断性国企在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 它们获得了简单快捷的垄断性利润，悠然地活在市场纪律的管制之外，从而隐藏了它们的弱点； 虚假的高额利润迅速扩大了垄断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日子增长的工资差距； 削弱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深远影响 （1）政府与政治 当拥有巨额资产的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不可避免地会诱发公权私用，公产私分； 腐败的政治产生了掠夺与不公正，种下了社会不安定和政治混乱的种子； （2）社会经济政治 当国企凌驾于法律之上和市场纪律之上时，不仅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也将危如累卵； 二、结构性缺陷 1.制造业发达，“中国制造”，但缺少独立自主的品牌效应； 2.缺少全球知名的创新性企业； 三、自由思想市场的缺失 1.表现 （1）大学与高等教育 中国的大学与自由竞争渐行渐远，大学缺乏自主权，行政化，缺少真正的创新力，竞争力差，人才大量流失； 高等教育商业化与扩张速度迅速提高，但质量上存在严重不足； （2）法律和政治 法律体系依旧无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拥有独立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在中国却经常被贴上不同政见者或者其他标签； （3）科技创新力缺乏 成为中国制造业的软肋； （4）损害着中国对和谐社会与重建文化传统的努力； （5）国人对真理的思维定式 认为真理是完整的、永远的、权威的、颠扑不破的； （意识到没有绝对真理，才能够构建开放的思想市场，帮助人类接近真理） 2.开放的思想市场 （1）意义 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 由于人类自身易犯错误，而且求知过程中人类的无知不可避免，开放思想市场才成为最能帮助人类接近真理的工具； 开放的思想市场才是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所在，无论该体制是否是民主的。不是每一个民主社会都有真正理性的思想交锋，与此同时，历史上也有数个成为新思想大熔炉的非民主社会；自由思想市场的一大显著优势，在于它与多元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广泛兼容性。 四、高端人才的缺乏 人才的质量和构成是经济生产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所有的组织都是由人来管理与运营的； sec4 结语 我们主要是尝试对这个转型背后的一系列事件进行历史性描述。但如果没有恰当的理论支撑，我们也无法连贯地描述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事实需要筛选，其重要性需要评估。如果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引，我们既无法挑选事实，更无法评估其重要性。 在探求任何因果解释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实地把握中国是如何走上市场经济之路的，弄清我们究竟应该解释什么。 中式市场经济将继续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特色，将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和现代世界的多样性融入其中。毕竟，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终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体学习与自我转型的演变过程。 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政府能够容忍从草根阶级发起的经济试验，正是因为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紧急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政府认为其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由于这些边缘力量被政府视为经济中的次要部分，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些边缘化的革命就能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一旦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拥有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自由，他... 2013-04-26 23:31  1人喜欢 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政府能够容忍从草根阶级发起的经济试验，正是因为这些试验是在社会主义紧急的边缘地带进行的，政府认为其很难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由于这些边缘力量被政府视为经济中的次要部分，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些边缘化的革命就能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一旦农民和城市中的无业居民拥有了发展私营经济的自由，他们会迅速抓住这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比国营企业更加高效，让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些试验对社会主义更加有利，而不会造成危害。当这种非正统的实践被官方所认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影响，拓宽了政治思想的疆域。 VI （张曙光）从政府的放权让利开始，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大政府，强政府，富政府？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从包、租、卖和破产退出开始，现在却大规模的扩张和强势进入，其垄断地位是如何巩固和加强的？国有资产是如何资本化的，是如何从“为社会而生产”变成“为政府而赚钱”的？现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和怎样活动的，它们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什么作用？ VI （张曙光）从政府的放权让利开始，为什么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大政府，强政府，富政府？为什么国有企业改革从包、租、卖和破产退出开始，现在却大规模的扩张和强势进入，其垄断地位是如何巩固和加强的？国有资产是如何资本化的，是如何从“为社会而生产”变成“为政府而赚钱”的？现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和怎样活动的，它们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什么作用？ 中国政治理性化：原因1 更多学者参与政治，学者成为顾问，学者争论，很少直接干预政治，减少领导者的正面交锋. 原因2：中国法律体系的重建。 法律的发展代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利的下放。法律民主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 税改：简化税制、 成立国家税务局 采用新的统一税... 2013-08-29 12:59 大跃进的失败在于地方分权机制。急于听命于中央，信息不自由，言论不自由。家庭联产责任制：代表经济自由，为以后的革命做基础中国政治理性化：原因1 更多学者参与政治，学者成为顾问，学者争论，很少直接干预政治，减少领导者的正面交锋.原因2：中国法律体系的重建。法律的发展代表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利的下放。法律民主目标是维护政治稳定税改：简化税制、 成立国家税务局 采用新的统一税制 取消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只有盈利才收税企业改革：把国企变为独立，自主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具体做法：减少官僚机构，削减国企数量避免裁员：国转股（股份有限公司）国企失败的原因：1，没有好的员工激励制度2，没有竞争，不会倒闭3，缺乏外部监管注意：股份制的效用：它将多少经济资源释放到一个自由的资产市场中。资源分配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对资源利用的探索是必然相关的需要开发的市场和生产要素 幸福：在自由法制社会中的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 利益：活着当下，务实进取，利益会变成路上的向阳花。 2019-04-26 20:37 幸福：在自由法制社会中的一种平和谦逊的心态。 利益：活着当下，务实进取，利益会变成路上的向阳花。 官僚政府或任何大型组织的突出弱点，在于上层决策者往往要依赖下层提供的信息。因此，包括官僚政府在内的阶层组织结构经常陷入权力与信息双重不对称的陷阱之中。顶端的决策者大权在握，但掌握的信息不仅有限，而且都是经过多次过滤、反复挑选而又带有偏见的；权利金字塔底层的看门人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却无权采取行动。一个独立于政治力量的活跃的思想市场，则会为体制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使决策者可以获得有效的信息。汉朝的... 2019-04-09 09:16 官僚政府或任何大型组织的突出弱点，在于上层决策者往往要依赖下层提供的信息。因此，包括官僚政府在内的阶层组织结构经常陷入权力与信息双重不对称的陷阱之中。顶端的决策者大权在握，但掌握的信息不仅有限，而且都是经过多次过滤、反复挑选而又带有偏见的；权利金字塔底层的看门人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却无权采取行动。一个独立于政治力量的活跃的思想市场，则会为体制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使决策者可以获得有效的信息。汉朝的儒家学者王莽曾经指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一度守纪、高效、反应迅速的官僚政府瞬间沦为盲目的自我毁灭型政治机器，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和平时代里最严重的饥荒。 一些右派的思想“反动”并不能成为关闭思想市场的理由。一个理想的社会并不是一个完全杜绝骚乱风险的社会，考虑到控制和降低骚乱的成本，任何社会都不得不对有些潜在的威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进一步降低骚乱风险的成本要远高于因此获得的额外收益，而得不偿失。此外，正如“大跃进”惨痛历史所显示的，一台意图良好但被误导的政治机器会给民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脆弱有不完美的思想市场却能很好的补救官僚政府所面临的双重不对称问题。 虽然政治审查可以轻易的压制思想市场，致命的摧毁思想市场，但一个压迫性的政府却并非思想市场唯一的敌人。开放思想市场的另一个敌人虽然不甚恐惧，却同等危险。在中国，从小学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作为科学理论和人类历史与社会进步的最终真理向学生传授。在过去的30多年改革过程中，中国人民摆脱了极左意识形态的束缚。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世界上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理论，但国人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式却根深蒂固：认为真理是完整的、永远的、权威的、颠扑不破的。但是，所有的只是都恰恰相反，知识是不完整的、临时的、推测性的、时时可以修正补充的。除非思想市场的参与者认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否则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不可能正常运转，也不可能长存。思想市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在与无知和偏执的无尽无限的斗争中，真理才会展现其面目；并且，没有真理可以一劳永逸的赢得胜利，也没有权威能够作为真理的决断者。由于人类自身易犯错误，而且求知过程中人类的无知不可避免，开放思想市场才成为最能帮助人类接近真理的工具。否则，思想市场将会变得多余和浪费，甚至如同它的批评者所说的，危及社会稳定。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譬如，尽管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苏联的实践中都是基于全民所有制和中央计划，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这两大支柱却受到了不一样的对待。全民所有制的神圣地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私有产权会不断的受到攻击，而中央计划经济却仅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施了几年。全民所有制和中央计划在中国社会主义中受到的区别对待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基于全民所有制的理想社会的梦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生活的时代，而传... 2019-04-09 09:10 譬如，尽管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苏联的实践中都是基于全民所有制和中央计划，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这两大支柱却受到了不一样的对待。全民所有制的神圣地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私有产权会不断的受到攻击，而中央计划经济却仅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实施了几年。全民所有制和中央计划在中国社会主义中受到的区别对待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基于全民所有制的理想社会的梦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生活的时代，而传统的中国法律与政治思维方式对私有制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对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康有为重新定义为乌托邦式的大同社会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小康社会。在康有为的观点中，全民所有制是大同社会的基础，他的观点对毛泽东和中国其他的共产主义者有着深远的影响。两千年来，一国之君，作为中国政治独裁者的象征，无法事无巨细的管理中国这片广阔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在区域竞争中，地方政府最卓著的贡献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密度。政府的行为将中国的地域优势转化为极高的工业化速度。当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政府沿着这种方式发展地方经济时，无数不同的经济试验在同一时刻进行，多级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广泛的竞争让试错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展。地域之间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例如在90年代中期变得极具流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 2019-04-09 09:03 在区域竞争中，地方政府最卓著的贡献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的领土面积和人口密度。政府的行为将中国的地域优势转化为极高的工业化速度。当中国大陆所有的地方政府沿着这种方式发展地方经济时，无数不同的经济试验在同一时刻进行，多级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广泛的竞争让试错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优秀的经济发展方式得以迅速扩展。地域之间的竞争不仅发生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例如在90年代中期变得极具流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而且也在其他多个方面，包括提供地方公共物品，重构政企关系以及就地组织生产。在这个过程中，重复投资不仅不可避免，也是竞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重复投资，资本利用率比较低下，从而引起规模经济受损。但同时，区域竞争极大加速了工业化的扩展进程，迅速将中国在30年代转化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工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内部经济”上的损失更多的被“外部经济”上的所得所补偿。这是理解90年代以降中国市场经济高速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