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
副标题：
作者：蔡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60123
出版时间：2014
页数：315
定价：48.00
内容简介： 本书科学地回答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后面临的问题，尤其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从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适当容忍6%-7%的经济增长率入手，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书对于反击“唱衰中国经济”，坚定中国经济将来中长期内健康发展的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员。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年以来，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并任研究室主任，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口学系主任，199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200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就业与劳动力流动、经济改革和发展、收入分配和贫困等。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员。1985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年以来，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并任研究室主任，1993年被评为研究员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口学系主任，199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200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著有《穷人的经济学》、《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合著《中国的奇迹》、《中国经济》、《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按书上的顺序说：目前处在刘易斯拐点和商业点之间。通过，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提高人力资本 3(制度)改革== 创造制度红利 - - 走上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高扬路线。咱觉得照这意思，该双十一给育龄人口搞个“创新周”。既表达了政府对创新文化的支持和鼓励，又可以获得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双丰收! 不是学经济的就不评分了 里面很多专业内容 对我这个工科生有帮助的不多 有以下：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理解 城乡二元理论的中国情况 新型政府更多提供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地缓慢改革和利弊 按书上的顺序说：目前处在刘易斯拐点和商业点之间。通过，1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提高人力资本 3(制度)改革== 创造制度红利 - - 走上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高扬路线。咱觉得照这意思，该双十一给育龄人口搞个“创新周”。既表达了政府对创新文化的支持和鼓励，又可以获得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双丰收! 人口红利渐失之后 改革，是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和经济规模居第二位的国家，为了避免长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改革是必要的。但防止混乱与倒退，改革又是必须慎重的，任重而道远。 《从人口... 现在农村最流行的不是跳小苹果，而是生小孩儿。当二胎为之放开的时候，也许城市里的大妈觉得没有跳广场舞重要，可是农村里的奶奶们可是喜见第二个孙子的降临——双保险。可是，对于宏观经济来说，这个消息也许并没有令它振奋的手舞足蹈，当然，也不会令它视若无睹。人口的增长... 在过去GDP增长速度低于8%的两年中，经济学家纷纷从需求角度建议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通过制度改革获得改革红利以提高潜在增长率是一回事，试图通过需求方的刺激手段拉高增长速度则是另一回事，超越潜在增长率是危险的。本书科学地回答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后... 人们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思维，他们最终什么也改变不了。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历来是众说纷纰莫衷一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和面临的挑战，传统观念流行甚广，误解与误读也大行其道。本书尝试采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把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纳入其中，给出逻辑严...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速发展，其实是依赖和伴随着巨大的人口红利的。但随着2010年起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直接表现就是GDP潜在增长率的降低。中国发展何去何从，关涉国家前进的方向，也关涉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蔡昉，作为人口与劳动经济学...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了劳动力、人力成本以及投资回报率等一系列的人口红利是我国保持高GDP增长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人口红利的作用正在逐步削弱，为了保持长期高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大转... 分享改革所带来的红利，我们前十几年一直在享受人口红利，那么还能享受吗？应该是还能享受一段时间，但接下来随着老龄化的发展，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那么就要进一步清除生产要素供给的制度性障碍，把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转到生产率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上，但这些都要依... 本书是全面深化改革研究书系的重要丛书之一，国家出版基金赞助项目，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作者蔡昉，经济学博士，书中写出了中国经济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表现，也恰恰因此，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有赖于通过改个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 人口红利看起来非常美，能够以充分的劳动力最大程度的激活社会，创造财富，也确实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上有着浓墨重彩的表现。然而，人口红利不会一... 二元经济模式：绝大多数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基本上是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其劳动力基本是无限，国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雇佣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以开展工业化，直到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低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刘易斯拐点），非农业部门工资自动开始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由于人口数目的极其庞大 并不是单纯的二元结构 大致可以说成三元，城市——乡镇——农村 以缓解城市压力） 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自身也就较难再回去... 2017-08-13 15:07 二元经济模式：绝大多数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基本上是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其劳动力基本是无限，国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雇佣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以开展工业化，直到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低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刘易斯拐点），非农业部门工资自动开始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由于人口数目的极其庞大 并不是单纯的二元结构 大致可以说成三元，城市——乡镇——农村 以缓解城市压力） 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自身也就较难再回去种地，所以城市持续稳定地提供非农业工作，对接纳转移劳动力以实现长期稳定是极为重要的。 在中国的大部分时期都是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所以，节约劳动力是没有市场的。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以减少使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反观21世纪，我们开始大力开展农业机械化以达到节约劳动力，也侧面说明了剩余劳动力的减少。 IMF用PPP预测中国2016年gdp倒是算的很准。 按照经济学家的计算，2004年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刻，与此同时，中国确实出现了用人荒，农民工长期以来因为近乎无限量的劳动力和户籍制度影响下难以上涨的工资，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引导下上升，有出台劳动合同法，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废除农业税，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尝试进行户籍制度改良。这是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 虽说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是要步入老龄化，但是不能以东部片区的问题看待整体，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比东部高出两个百分点，很适合产业转移。大部分农民工是不可能在东部落户的（户籍改革基本上是增快本省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外省人口大多还不在考虑范围），绝大多数都得回老家，这也是机会，与其把劳动密集型工作移到国外，留在西部也是一个好选择。 在保证军工电力等核心产业在中央领导下的同时，适当促使民企在一部分方面与国企开展竞争是有利的 高等教育的持续进行：即便是在高校扩招之后，从1990——2000，16岁以上人群受教育程度只从6.25年提到了7.56年，到2010年提高到了8.9年，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我们赞同提出 因为高校扩招中产生的教育质量下降，毕业难以找到工作的警示，但是绝对不能将其转变成要质不要量，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其经济没有像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90年代后继续前进，不仅和美国对其政策有关，也可能与其加强中等职业教育，阻止高校扩张有关。其相对于美国的学术水平是在逐渐下降的（这点倒是听了挺多留日同学说过）。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大部分地方的社会发展是与其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在2004年以前，因为劳动力的几乎无限，政府各部门注重的是资金引入；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所以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政府开始将对劳动者的保护延伸到农民工上。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减少自身对经济的干预，转而进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脚投票非玩笑）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是青年难就业的问题延伸，并不是扩招之后才有的，城镇青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为80%（这个数据我表示怀疑，有些太高了吧，但即使相差+-20% 我大概也可能理解为啥会有八平方这种事情发生了），只是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40岁以上的职工大范围失业，才让青年失业率变相降下来了，这是历史问题的回归。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就越强，越需要时间和努力以取得市场的匹配。 中国改革的核心：彻底结束城乡分割体系；创造人力资本涌动的制度环境；重塑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顺便一提，经济学家基本上只会考虑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大多看不到那个时代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点是看这类书籍需要注意的。 二元经济模式：绝大多数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基本上是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其劳动力基本是无限，国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雇佣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以开展工业化，直到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低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刘易斯拐点），非农业部门工资自动开始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由于人口数目的极其庞大 并不是单纯的二元结构 大致可以说成三元，城市——乡镇——农村 以缓解城市压力） 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自身也就较难再回去... 2017-08-13 15:07 二元经济模式：绝大多数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基本上是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其劳动力基本是无限，国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雇佣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以开展工业化，直到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低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刘易斯拐点），非农业部门工资自动开始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由于人口数目的极其庞大 并不是单纯的二元结构 大致可以说成三元，城市——乡镇——农村 以缓解城市压力） 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自身也就较难再回去种地，所以城市持续稳定地提供非农业工作，对接纳转移劳动力以实现长期稳定是极为重要的。 在中国的大部分时期都是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所以，节约劳动力是没有市场的。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以减少使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反观21世纪，我们开始大力开展农业机械化以达到节约劳动力，也侧面说明了剩余劳动力的减少。 IMF用PPP预测中国2016年gdp倒是算的很准。 按照经济学家的计算，2004年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刻，与此同时，中国确实出现了用人荒，农民工长期以来因为近乎无限量的劳动力和户籍制度影响下难以上涨的工资，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引导下上升，有出台劳动合同法，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废除农业税，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尝试进行户籍制度改良。这是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 虽说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是要步入老龄化，但是不能以东部片区的问题看待整体，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比东部高出两个百分点，很适合产业转移。大部分农民工是不可能在东部落户的（户籍改革基本上是增快本省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外省人口大多还不在考虑范围），绝大多数都得回老家，这也是机会，与其把劳动密集型工作移到国外，留在西部也是一个好选择。 在保证军工电力等核心产业在中央领导下的同时，适当促使民企在一部分方面与国企开展竞争是有利的 高等教育的持续进行：即便是在高校扩招之后，从1990——2000，16岁以上人群受教育程度只从6.25年提到了7.56年，到2010年提高到了8.9年，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我们赞同提出 因为高校扩招中产生的教育质量下降，毕业难以找到工作的警示，但是绝对不能将其转变成要质不要量，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其经济没有像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90年代后继续前进，不仅和美国对其政策有关，也可能与其加强中等职业教育，阻止高校扩张有关。其相对于美国的学术水平是在逐渐下降的（这点倒是听了挺多留日同学说过）。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大部分地方的社会发展是与其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在2004年以前，因为劳动力的几乎无限，政府各部门注重的是资金引入；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所以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政府开始将对劳动者的保护延伸到农民工上。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减少自身对经济的干预，转而进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脚投票非玩笑）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是青年难就业的问题延伸，并不是扩招之后才有的，城镇青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为80%（这个数据我表示怀疑，有些太高了吧，但即使相差+-20% 我大概也可能理解为啥会有八平方这种事情发生了），只是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40岁以上的职工大范围失业，才让青年失业率变相降下来了，这是历史问题的回归。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就越强，越需要时间和努力以取得市场的匹配。 中国改革的核心：彻底结束城乡分割体系；创造人力资本涌动的制度环境；重塑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顺便一提，经济学家基本上只会考虑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大多看不到那个时代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点是看这类书籍需要注意的。 二元经济模式：绝大多数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基本上是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其劳动力基本是无限，国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雇佣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以开展工业化，直到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低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刘易斯拐点），非农业部门工资自动开始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由于人口数目的极其庞大 并不是单纯的二元结构 大致可以说成三元，城市——乡镇——农村 以缓解城市压力） 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自身也就较难再回去... 2017-08-13 15:07 二元经济模式：绝大多数国家在开始工业化时，基本上是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其劳动力基本是无限，国家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雇佣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以开展工业化，直到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低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刘易斯拐点），非农业部门工资自动开始增长。（但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由于人口数目的极其庞大 并不是单纯的二元结构 大致可以说成三元，城市——乡镇——农村 以缓解城市压力） 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自身也就较难再回去种地，所以城市持续稳定地提供非农业工作，对接纳转移劳动力以实现长期稳定是极为重要的。 在中国的大部分时期都是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所以，节约劳动力是没有市场的。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长期以来都是以减少使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反观21世纪，我们开始大力开展农业机械化以达到节约劳动力，也侧面说明了剩余劳动力的减少。 IMF用PPP预测中国2016年gdp倒是算的很准。 按照经济学家的计算，2004年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的时刻，与此同时，中国确实出现了用人荒，农民工长期以来因为近乎无限量的劳动力和户籍制度影响下难以上涨的工资，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引导下上升，有出台劳动合同法，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废除农业税，出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尝试进行户籍制度改良。这是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 虽说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是要步入老龄化，但是不能以东部片区的问题看待整体，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比东部高出两个百分点，很适合产业转移。大部分农民工是不可能在东部落户的（户籍改革基本上是增快本省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外省人口大多还不在考虑范围），绝大多数都得回老家，这也是机会，与其把劳动密集型工作移到国外，留在西部也是一个好选择。 在保证军工电力等核心产业在中央领导下的同时，适当促使民企在一部分方面与国企开展竞争是有利的 高等教育的持续进行：即便是在高校扩招之后，从1990——2000，16岁以上人群受教育程度只从6.25年提到了7.56年，到2010年提高到了8.9年，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我们赞同提出 因为高校扩招中产生的教育质量下降，毕业难以找到工作的警示，但是绝对不能将其转变成要质不要量，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其经济没有像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90年代后继续前进，不仅和美国对其政策有关，也可能与其加强中等职业教育，阻止高校扩张有关。其相对于美国的学术水平是在逐渐下降的（这点倒是听了挺多留日同学说过）。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大部分地方的社会发展是与其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在2004年以前，因为劳动力的几乎无限，政府各部门注重的是资金引入；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劳动力成为了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所以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政府开始将对劳动者的保护延伸到农民工上。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尝试减少自身对经济的干预，转而进入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脚投票非玩笑）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只是青年难就业的问题延伸，并不是扩招之后才有的，城镇青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为80%（这个数据我表示怀疑，有些太高了吧，但即使相差+-20% 我大概也可能理解为啥会有八平方这种事情发生了），只是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40岁以上的职工大范围失业，才让青年失业率变相降下来了，这是历史问题的回归。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也就越强，越需要时间和努力以取得市场的匹配。 中国改革的核心：彻底结束城乡分割体系；创造人力资本涌动的制度环境；重塑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顺便一提，经济学家基本上只会考虑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大多看不到那个时代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点是看这类书籍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