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革命 终结大政府之路 [美]亚龙·布鲁克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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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自由市场革命
副标题:终结大政府之路
作者:[美]亚龙·布鲁克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ISBN:9787532765300
出版时间:2014
页数:330
定价:¥42
内容简介: 人们不会从香港去往中国大陆,人们不会冒着生命风险从韩国去往朝鲜,人们不会趴在小破木筏上,从佛罗里达去往古巴,人们不会翻越柏林墙从西柏林逃往东柏林。然而,人们却成群去往美国。这不是因为美国的生活更容易,而是因为在那里,他们有自由,有机会繁荣兴旺。 《自由市场革命》一书秉承市场经济的理念,以美国为蓝本,多面剖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以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为基础,阐明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兴衰相伴而生的国家权力的消长,提出只有转变理念,认识到要为经济的腾飞和财富的创造扫除障碍,就必须在根本上限制国家权力对经济自由的侵蚀。 《自由市场革命》将带领读者见证如何成就廉洁和高效的政府,领悟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繁荣。 亚龙•布鲁克(Yaron Brook),安•兰德机构执行董事,《华尔街日报》、 《投资者商业日报》和CNN撰稿人 ,《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曾是圣•克拉拉大学金融学教授。 唐•沃特金斯(Don Watkins),《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安•兰德机构研究专员。 原本只是想了解一下安兰德,开始看了才觉自己想太多。公知从来不是哪个国家的特产,不学无术也就只能写写这种电视节目风格的了… 写的比较浅,但是在启发伦理学上(比如“自私”的证明 人的幸福)等等很有启发。看只有7.2分,就打5星吧。 看到天则研究所的推荐和里面拼命鼓吹安兰德那一套到一字不可更改的地步,这本书谁信了谁用了准备亡国吧。 里面的自私还是统一翻译成利己比较好,否则中文自私怎么解释也难有正面的意思。笔者将自由绝对化了,觉得监管就是限制资本逐利的障碍,在书中先画靶再射箭,将反对意见窄化成对逐利的道德批判,然后再举例子证明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来说明逐利是道德的,是不应该被限制的。而监管其实正是为了给市场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让那些恶意逐利的人被清楚而留下那些所谓的道德的逐利者。其实监管对于那些用聪明才智辛苦劳作的正当逐利者来说... 里面的自私还是统一翻译成利己比较好,否则中文自私怎么解释也难有正面的意思。笔者将自由绝对化了,觉得监管就是限制资本逐利的障碍,在书中先画靶再射箭,将反对意见窄化成对逐利的道德批判,然后再举例子证明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来说明逐利是道德的,是不应该被限制的。而监管其实正是为了给市场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让那些恶意逐利的人被清楚而留下那些所谓的道德的逐利者。其实监管对于那些用聪明才智辛苦劳作的正当逐利者来说是必要的,否则劣币驱逐良币,哪还有道德逐利者生存的空间呢。所谓市场是道德,那是假设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信息是共享的理想状态。买的没有卖的精,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单纯的没有监管的逐利必然导致道德的缺失。所谓的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监管法律是保证社会容忍的底线,底线之上你才是自由的。 写的比较浅,但是在启发伦理学上(比如“自私”的证明 人的幸福)等等很有启发。看只有7.2分,就打5星吧。 安兰德离世已经30余年,影响力丝毫不见衰退,反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在美国,当人们意识到政府在扩张,自由传统受到威胁,就会以安兰德的思想当作对抗“大政府”的武器。在总统竞选辩论中,她的观点和言论会被引用。右方常常会质问左方,你读过安兰德吗?左方不敢怠慢,说... 一 市场在大约30年时间里,就可以让一个城市变成国际性大都市,可以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变成富裕国家。但如果干预市场,也可以用同样的时间,让一个大都市破产,让一个国家陷入金融危机。《自由市场革命》一书,挖掘了致富和致贫的密码,它就是自由。 ——毛寿龙教授 中国行... 标题是我能对本书的最文雅的总结。因为豆瓣不能说脏话。 本书的核心是安兰德的“理性的利己主义”,我把它总结为“(实现达成)个人成就的利己主义”便于理解。 全书花了两到三章的篇幅描绘“理性的利己主义”是什么,它有什么道德力量。对,是道德力量而不是经济力量。它以为... 看到过不少对此书的评论,说这本书的论证不够有说服力,我本人也不喜欢哗众取宠缺少说服力的书,但这本书的最大优点不在论证,因为它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书,而是面向普通读者,强调对理念的革新,倡导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而且书中提供了非常详实的数据。用数据来说话,本身就... 政府是如何使医疗保健变得低效并昂贵的 在医疗保健方面,美国人对于不断提高的成本以及不断恶化的质量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常常被告知,这场医疗保健危机是医药行业的自由市场化导致的。正如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卫生部助理部长在2004年所说,“我们国家对于市场不计代价的痴迷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教训了,当今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是,市场并不会带来膨胀的官僚体系和飙... 2014-09-02 09:50 政府是如何使医疗保健变得低效并昂贵的在医疗保健方面,美国人对于不断提高的成本以及不断恶化的质量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常常被告知,这场医疗保健危机是医药行业的自由市场化导致的。正如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的卫生部助理部长在2004年所说,“我们国家对于市场不计代价的痴迷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教训了,当今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是,市场并不会带来膨胀的官僚体系和飙升的价格——市场会带来不断提高的用户满意度和稳步下降的价格。我们没有电脑危机、美发沙龙危机或兽医危机,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我们确实有过的房地产和金融危机,也不是偶然。与房地产及金融一样,医药也是美国国内最受管制的行业之一,这些管制在导致医疗保健危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和金融危机一样,医疗保健管制也是思想僵化而繁杂的产物,对于医疗保健今日的病态,我们并不打算给出全部的因素,我们甚至不打算给出全部重要的因素。我们只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最明显的、政府行为不当的例子上,因为正是这些不当行为在拉高医疗保健成本的同时拉低了医疗保健的质量。3如果你想要找出价格飞涨和质量下降的原因,最基础的经济学知识*会引导你去看政府对供需规律的干预。如果你去探究,那么必有所发现。以赋予美国人医疗保健“权利”的名义,政府人为的推广“医疗保健应当免费”这种丧心病狂的观念,这拉高了对医疗保健的需求,而与此同时,政府又管制那些提供此类“免费”保健的公司或机构,这又限制了医疗保健的供应。下面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一些例子。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早在奥巴马医改之前,全美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医疗保健开支来自于政府开支。(还有一些属于自由市场)其中最主要的驱动者,是旨在为穷人提供医疗补助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和旨在为老人提供补助的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医疗补助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正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BJ)的伟大社会的产物。“你们可以帮助建立一个社会,”约翰逊说,“在这个社会里,对精神和道义的需求,可以在民族的生命中得到体现。” 利他主义道德所需要的,是从某些美国人的口袋里拿出钱来,再将其给予那些不劳而获的美国人。我们默许了这一行为。就在医疗保险计划计划通过后不久,美国人被告知这一计划1990年度的开支是120亿美元。但实际开支呢?980亿美元。美国人同样被告知医疗补助计划在1992年度的开支将会少于10亿美元。但实际开支又是多少?170亿美元。开支一直在膨胀。在分析师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写于2011年的文章中,她提到: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享受[政府]福利,医疗保健开支也持续超过GDP增长,两个福利项目[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的开支也在加速增长。仅过去10年里,医疗补助计划的实际开支就增长了两倍,计划总开支在2010年达到了2730亿美元。在过去的43年间,医疗保险计划的受益人人均实际支出已经增长了25倍,这使得计划的总开支远超(10倍于)当初所想……针对政府在医疗保健开支中所起作用的那些怨恨中,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政府在医疗保健上的开支消耗了8.2%的GDP,而50年前,这一比重只有1.3%。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种方式是不能持久的。米克尔还说道:“根据国会预算局(CBO[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数据,到2025年,福利连同其净利息的支出”——最主要是医疗保险计划——“将会耗尽全部的——没错,全部的——[联邦]财政收入。” 为了降低数千万美国人的直接医疗保健成本而实行的大规模政府开支,导致了对医疗服务需求的巨幅增长,同时还导致了医疗保健成本的巨幅增加。 以医疗保险计划的最主要支出项目——生命晚期护理为例。在自由市场上,你对自己的医疗保健负责,你可以选择所有你愿意付费的生命晚期护理服务。当然,有些人选择多存些钱用于医疗保健,从而可以多活几个月。不过还有些人不乐意这么做,他们宁愿在健康的时候享受更好的生活。但医疗保险计划却告诉人们,不用做类似的选择了——及时行乐吧,以后你的邻居们会负担起你的医疗账单**的。这个账单是巨额的。重症加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一天的开销是10000美元,大约有20%的美国人在那里度过生命最后的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意料之中的是,25%的医疗保险计划支出,产生在病人生命最后的那几年里——其中将近50%的支出产生在病人生命最后的30天里。顺带一提,据估计这些开销中相当一部分,对病人的福祉都没有实际影响。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当人们在花自己钱的时候,都会仔细考量这些开销是否真的物有所值*。当人们花别人钱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会这么认真考量了。这中问题,并非只发生在选择生命晚期护理的时候。当人们越少对自己的医疗保健开销负责任的时候,对于高效的医疗保健的需求刺激就越低。 政府对于医药卫生行业大规模的入侵已经直接影响到了医药的成本,同时还影响了医药的质量——而且这些影响并非良性的。 起初,医疗保险计划只不过是政府提供的健康保险。据此项目的发起人之一,罗伯特•鲍尔(Robert Ball)称,“我们最初的立场是,支付全部的开销,但不过多的干预医院的运作——至少是不过多干预那些好的医院的运作。”不过这个初衷根本没有坚持下来。随着政府开始支付账单,它也不再允许医疗系统不受监督的运作。就像鲍尔后来承认的那样:“我们不得不进行干预。” 此类干预所包含的诸多事物中,有一种叫做诊断相关分类系统(diagnosis-related group[DRG] system),它实质上也是一种价格管制。在1980年代以前,政府就一直在以一种成本加利润的方式向医院支付医疗费用(即,政府向医院确保一个能够包括全部成本和一部分额外利润的价格),不出意料,这种方式导致医院尽可能的多开账单。现在在诊断相关分类系统下,不论病人的治疗成本是多少,医院都收取一样的费用。于是,又一件意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的医院都给病人提供尽可能少的医疗救护。诊断相关分类系统被标记为医疗保健支出的“市场化解决方案”,这是对不明所以的人们进一步的侮辱。 今天这些不断在医生和医院之间上演的戏剧性冲突,我们已经看了不少了。因为医生们想要给病人尽可能好的医疗救护,而医院出于控制成本的考量则只对病人承诺最低限度的医疗救护。这类冲突是如此的现实,我们此前描述的那些政府管制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当然,市场总是趋向于削减成本,但是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质量为前提的(比如,找到核磁共振仪更便宜的生产办法)。但是诊断相关分类系统所体现的,是一个受管制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削减成本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奥巴马医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奥巴马医改给了政府更多的权力去决定医生可以如何治疗病人。在《阿特拉斯耸耸肩》这本书里,一位脑外科医生对他拒绝在政府管制的医疗行业里行医的解释,形象的表现了这种政策的意义和最终结果: “你知道执行脑外科手术都需要些什么吗?你知道执行脑外科手术需要什么技能吗?你知道这些技能需要多少年热情、残酷而又折磨人的投入才能获得吗?我不愿意用这些技能为那些人服务,那些人能够管理我,只是因为他们能信口胡诌些大道理来骗取选票,从而拥有了以武力来施行他们企图的特权。我不会让他们操控我多年学习研究所致力的目标,也不会让他们操控我的工作环境、我对病人的选择以及我的酬劳。我发现在那些即将奴役医药行业的讨论中,他们什么都提到了——唯独对医生的愿望只字不提。他们只考虑病人的‘福祉’,而丝毫不去考虑那些提供这些‘福祉’的人。如果医生想要在这些事务上享有权利、愿望或选择的话,将被视为自私自利,尽管这种所谓自私自利与之毫不相关。他们说,医生不该去选择,而应该去’服务’。那些凭冲动行事的人是危险的,所以冷酷的人才适合在屠宰厂工作——而当那些人提议以牺牲健康者的生活来帮助病人的时候,他们却避而不谈这种冲动行事的危险。那些人宣称他们有权奴役我,有权控制我的工作,有权强迫我的意志,有权践踏我的良知,有权禁锢我的思维,他们的这种自命不凡让我觉得费解——当他们躺在我的手术台上的时候,他们想依赖什么呢?……让他们见识见识他们的体系将会培育出来的医生吧。让他们意识到,不管在手术室还是在病房,把他们的性命交到被他们钳制的人手里是毫无安全可言的。” 医疗保险计划,医疗救助计划,以及其他的那些计划并非简单的拉高健康保健的成本——它们扼杀了那些最优秀、最聪明、最理智的人才:那些从不甘愿听命于官僚的人才。不当的税收刺激 我们不用经由我们的雇主购买食物、尿布或者车险,可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要经由雇主来购买健康保险呢?并不是说,让每个汽车销售商和纸巾制造商去了解一份健康保险的来龙去脉是有效率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经由我们的雇主以税前收入购买健康保险*。你若想自行购买你的健康保险,就没这么好运了。在这个设定下,我们的雇主支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的保险年金,这一行为对我们——消费者——隐瞒了医疗健康成本中一个非常大的部分、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相比于被告知的情况,我们要求更多的医疗保险,并使用更多的医疗服务。请留意那些用保险做定期检查的奇怪行为,之所以称其奇怪,是因为保险的本意是保护我们应对那些不可预料的、开销巨大的不幸之事。管理我们这种“用保险支付一切的”系统,其成本是巨大的。我们不用车险来更换机油是有其原因的。总体来说,今天的病人们平均只要为每1美元的医疗保健支付14美分。请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只要为每1美元的食物支付14美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去逛街买便宜货吗?还是说他们会玩命的吃牛排、龙虾和鱼子酱?他们还会小心的节约吗?还是说他们会在明知道吃不了的情况下,把他们的冰箱和储物柜装满?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学者麦克•卡农(Michael Cannon)和麦克•特纳(Michael Tanner)注意到,当医疗开销是隐蔽的时候: 病人们没什么必要去权衡医疗保健的支出和收益。他们最终使用那些没什么实际价值的医疗保健服务。既然病人们都不太在乎成本和收益,那么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者们就更不在乎了。他们也没有动机去专注于创造更好地满足病人需要的方法,也不会完善价格和质量的资讯。在这种市场里,成本就不可抑制的提高了。许可证政府对医生颁发许可证的行为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尽管在1830年到约1850年期间,行医许可被大面积的废除或忽略了。这导致了美国人盲目地被庸医*坑害了吗?几乎没有。名声才是重要的,人们选择信任那些花费数年赢得他们信任的医生。实际上,19世纪废除执照法的部分理由正是为了保护质量。正如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说,任何职业都不被允许“由其业内的人和规定来做出最好的评判。” 换而言之,许可证被看做是建立反竞争行会体系的一种方式。 但是最终,基于贪婪的论证站住了脚,并让人们相信,如果没有政府管制,贪婪的庸医就会充斥整个医疗行业。他们转而支持早已准备好进行干预的政府。因为毕竟,这确保了美国人在医疗保健上的“权利”将不仅仅局限于支付账单。这“权利”延伸到,可以定义什么是“合适的”医疗保健。 今天,如果缺少某些许可证或资格证明,你是没法在医药行业里工作的。甚至有些常规医疗服务都必须由执业医生操作,而护士、医务辅助人员和内科医生助理都不行——尽管不断有研究表明,医疗效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你为什么不能找护士做你的咽喉炎检查或者骨折固定呢?那费用可少多了。对于这种问题,从没有让人满意的答案。 越多人必须获得许可才能从业,同时发放许可的过程越困难,那么结果就会越糟。根据前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主席威廉•艾伦•普西(William Allan Pusey)所说,“当你提高医药从业许可的成本时,你也实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价格,同时你也相应的降低了有能力购买这种医疗服务的消费者的数量。” 一项估计指出,医疗执照的成本一年是65亿美元,其中47亿是以执业医疗从业人员高工资的形式支出的。解开医改失败的谜团要结束大政府,有三个至关重要的步骤:定义明确的目标(到底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制定实现自由市场的纲领(我们如何把政府和市场分离?),并且对市场自由化改革制定强有力的保障措施。那么如何在医疗保健行业实行这一方法呢?如果美国医疗保健的问题在于,以医疗保健是“权利”的名义进行的政府干预,那么解决办法就是经济自由,在其中,人们必须认识到医疗保健是通过生产和贸易挣得的。并且,如果目标是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在其中,每个理性和生产的个人都可以最优化生产并追求健康保健,医生和病人的权利都可以受到保护。那么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医药行业的完全自由市场化。 在讨论自由市场化的医药行业时,有一个独特地困难:如我们所知,医药行业是在那个更自由美国的末期兴起的,尽管是自由导致了科学和科技的进步,进而才有了现代医药,但是现代医药并没有进入它自己的自由时代,而是进入了 一个充满了渐进式改革者,社会主义者,商会会员,俾斯麦式社会保险推崇者的时代,他们联合起来,坚定的致力于建设形式上平等的社会公正,并坚信中央计划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人类问题。如果能够摆脱今天这些无所不在的监控、管制和政府再分配项目,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到底会是什么样?历史也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既然自由市场是创新的核心,那么如果将今日医疗保健系统里的种种束缚除去的话,我们也只能大概看到一个真正自由市场化的医药行业是什么样的。不过,以下的这些特性是一个自由市场里所不会出现的:•自由市场里不会要求医疗供应者获得政府许可,因为这类政府许可会因为限制医疗从业人员的供给而拉高成本,同时对消费者们也毫无益处。•自由市场里不会有如此大面的,基于雇主的健康保险,因为这类健康保险,连同其他一些问题,将很多人和他们的工作捆绑在了一起。•自由市场里不会有任何导致健康保险包含常规检查和低价医疗程序的刺激性措施。因为这样的保险设置,就如同用车险来更换机油一样。•自由市场里,人们可以自由购买那些不那么昂贵的,只承保重大医疗支出的保险,只有政府的强制性保险条例会强迫人们去购买从体外受精到按摩无所不包的保险。即使在今天这个受到严重管制,被严重扭曲的市场,重大医疗保险也只要29美元一个月——比大多数人一个月的电话费都便宜。•自由市场里不会有诸如医疗保险计划、医疗补助计划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这样昂贵的、官僚主义的再分配计划。•自由市场不会强迫急救中心无视病人的支付能力而接纳所有的病人,因为这一强制规定给医院造成了巨大的成本,很多医院甚至因此关闭了急救中心。•自由市场不会导致不断飙升的价格和不断下滑的质量。如同个人电脑一样,在自由市场里,医疗服务会改进,而价格则会下降。一个自由的医疗保健市场将会和我们现在熟悉的那个完全不同。创新将大量出现。价格并不会不受节制的攀升,相反,价格会稳步下降,因为利润追求者们会寻找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而削减成本的新方法。我们的选择会暴增: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特殊需要来选择保险计划,有明确定价策略的医院与(自愿)认证公司之间的竞争,将会推动医疗标准的不断提高。如果你不幸丢了工作,你也不用担心会同时丢失你的医疗保险。也许更重要的是,医疗保健将不再会有官僚主义的色彩。我们将不再是一堆数据;我们的医生会为我们,而不是保险公司服务,同时去医院也不会感觉像是去车管局(DMV)一样。竞争将会使消费者重新获得主导权,更好、更友善、更人性的服务将指日可待。如果我们看重医学,以及医学所带来的更长久健康的生命,那我们的长期目标应该是:没有再分配计划;没有管制;完全自由的贸易,同时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和病人都可以完全自由的签订合约。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如何才能改变现状,达成目标呢?有很多选择,也有一些可行的步骤。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这项被普遍称为奥巴马医改的法案,可以立即完全废除。医疗保险计划鉴于人们已经在围绕着医疗保险计划规划他们的生活,所以这项计划应该被逐步废除。其中一个办法是由众议院预算委员会(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保罗•瑞恩(Paul Ryan)提出的。在瑞恩的美国未来的蓝图中,目前55岁以上的美国人可以继续使用医疗保险计划。55岁和55岁以下的退休者,将会收到一笔固定费用,供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他们可以保留所有结余,也可以自掏腰包去购买额外的保险。但是,和瑞恩的计划略有不同,我们主张逐步的减少这笔固定费用。比方说,假如退休者收到的第一笔用于购买健康保险的费用是11000美元一年,那么这笔费用将每两年减少一次,直至这一费用为0。另一种可能的改革办法是,人们可选择不加入政府提供的计划。经济学家托马斯•伍兹(Thomas Woods)建议说:“在达到65岁时,人们应该可以选择(1)加入社会保障和健康保险计划,或者(2)终其余生,都可以完全免交收入税、赠与税和遗产税。” 至于是否会有足够多的人选择第二项,从而让这个建议可以实行,则是另一个开放的问题。许可证政府可以立即取消那些最不合理的许可限制。病人们应该可以选出一些最基础的医疗程序,由训练有素的非医师的执行。政府可以开始允许在许可证获得上的竞争,并允许特许行业在5年内完全私有化。这个过渡期让企业家们可以有时间制定志愿性医疗许可的私人标准,并允许消费者们开始评估获得这一类认证公司的可靠性。(就是我们今天评估汽车安全的方式)那些对此类新型认证公司怀有疑虑的消费者,还可以自由选择那些由美国医药协会认证的医生。健康保险政府可以立即废止跨州购买健康保险的限制政策,并且通过允许个人以税前财产购买健康保险的方式,来停止以雇主为基础的健康保险刺激政策。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允许保险公司提供任何他们觉得合适的保险计划,不用再附带那些昂贵且毫无意义的强制条款。医疗补助计划我们主张的最后一项改革就是废除医疗补助计划。只有当其他的改革开始降低医疗保健成本的时候,这项改革才有可能实行。不过,一些即时的改变也是可能的。医疗保健专家约翰•古德曼(John Goodman)*对于医疗补助计划改革提出了10条建议,其中包括转型为一个巨型系统:相比于现在联邦政府按州政府医疗补助支出以一定比例补贴的方式,州政府将会收到一笔针对医疗补的固定金额的拨款,以鼓励节俭。对于如何让政府对医疗保健放松管制,有无数的选择,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建议就必须是最好的。我们的目的是指出什么才是最终目标——医疗保健和健康保险行业的完全自由——并提供一些能帮助实现此目标的,可能并可行的步骤。 在当地的一次艺术节上,七岁的朱丽开了一个卖柠檬水的摊子,为艺术节的赞助商们服务。一般人看来,朱丽•墨菲应该不会是那种会对公众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的人,可是,该县的健康检查员却把她的摊子给关掉了。这似乎是由于她没有花120美元办理一个临时的食品安全许可证——销售零食和饮品需要它。 监管和法律并不是同义词。恰当的法律通过惩罚施暴者,保护个人免遭暴力和欺诈。例如,当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因... 2014-08-20 10:07 在当地的一次艺术节上,七岁的朱丽开了一个卖柠檬水的摊子,为艺术节的赞助商们服务。一般人看来,朱丽•墨菲应该不会是那种会对公众健康和安全造成危害的人,可是,该县的健康检查员却把她的摊子给关掉了。这似乎是由于她没有花120美元办理一个临时的食品安全许可证——销售零食和饮品需要它。 监管和法律并不是同义词。恰当的法律通过惩罚施暴者,保护个人免遭暴力和欺诈。例如,当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因欺诈客户而被政府送进监狱,或者当一家公司因为损害了邻居的财产而受到法院判罚时,这叫做法治。但是监管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目的在于控制或阻止市场参与者自发的决定。 在上面朱丽的例子中发生的就是监管,而不是法治——为了销售一种水和酷爱(Kool-Aid)的混合饮料,朱丽必须得到政府的许可,如果她没得到,那些想从她手里买柠檬水的人——即便他们知道政府不准许——也被强行阻止。我们得知,如果没有监管,这个世界差不多会被商人毁掉:•如果没有健康和安全监管,商人们会为我们送上有毒的食品,卖给我们危险的产品。•如果没有金融监管,商人们会疯狂冒险,要么损失(要么偷窃)数吨的钱财,把经济搞垮。•如果没有劳动监管,商人付给工人的报酬会比“最低生活工资”还少,会让他们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加班加点。 所有这样或那样的担心,都可以归结为:不受限制的利润动机创造了一个自相残杀的世界,而唯一可以保护我们避免这种谋利动机的办法,是实施强制监管,无视人们的自愿选择。或者,既然商人的行动由自利驱动,那么就该给他们带上镣铐。这就是的“源自贪婪的争论”。 我们已经讨论过,为什么这种关于自私(selfishness)及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在这一章,我们将把这些认识运用到两个领域。在这两个领域,我们经常被告知监管是必须的,这就是保护消费者和工人。我们会看到,这些监管并没有保护到消费者或工人,却确实压制了生产者,限制了每个人的自由。消费者保护 “消费者监管”,其范围很广,包括了从价格控制到反垄断立法的所有事情。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聚焦在以下这些方面就足够了,例如,旨在提高产品(或服务)的安全和质量水平的监管,又如,保证消费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购买决定的监管。当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告诉医生,他们能开什么药的时候,这是消费者监管。当联邦贸易委员会告诉玩具制造商,他们的包装标签上应该注明什么信息的时候,这是消费者监管。当发型师被告知,他们必须获得证书才能理发的时候,这也是消费者监管。 让我们先解决一个明显的问题:没有人想有毒的食品,不胜任的医生,或随时会爆炸的汽车。那么为什么自由市场不能够让你买到你所需要的,安全且有质量保证的产品呢?让我们想象一个没有政府食品监管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去烤杯型蛋糕,或者去种胡萝卜,而且可以放到任何一家愿意销售它们的商店去卖。那你会怎么做?你会:a. 随意地购买任何听起来诱人的食品,并且期望吃下它们不会要了你的命?b. 从此停止购买食物,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夫?c. 运用常识,从有声望的商店购买食物? 在一个没有食品监管的世界,“买方负责”原则将支配杂货店。这远不同于给食品供应商们发执照,使他们吝啬于安全,这样做将给他们强有力的激励,使他们为了获得声誉,而去追求完美的质量。 以下是在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出现之前美国所发生的事。让我们把阿普顿•辛克莱尔的社会主义宣传放在一边,历史学家加百利•科尔克注意到食品生产商“很早就知道……毒害他们的客户并不利于他们赚钱,尤其在一个竞争的市场,消费者还可以到别处去。”这并不是某位自由市场的辩护者所下的结论——这是一位反资本体系的历史学家的直白承认。 同样,在更广泛的安全和质量范围内,这些也是真的。因为声誉具有竞争价值,那种认为利润的追逐者,会铁律般吝啬于高质量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意义。或许你还记得经典的“星期六夜晚实况”小品,在那里,丹•阿克罗伊德扮演一家玩具公司的头,他的品行看起来有点可疑,被指派到他们公司危险的产品线负责。这个产品线是一个罗马万神殿*,包括“漂亮佩吉刺耳套装”,“特朗将军秘密警察招供工具包”,和“一袋玻璃”——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是一包参差不齐的玻璃钉。(阿克罗伊德在为他的产品辩护时说,“看啊,我们在每一个袋子上都贴了个标签,上面写着,‘小朋友!请小心——里面有碎玻璃!’”)在小品中,阿克罗伊德被描绘成“一个无情的追逐暴利者”,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利润是这样一位商人最后才能获得的东西。 消费者们知道,在自由的市场,并没有政府的监察者来检验各商家,因此,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可靠的商家,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从那里采购。如果您开车经过堪萨斯州的纳西斯威尔,您可能很乐意花50美分买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而不是去玛丽联合折扣牛肉店用餐,因为你知道,麦当劳通过数十年的时间,证明了它是干净、可口和可信赖的。(这也是中间人的一个作用。我们可能无法跟踪哪家公司在一直生产优质的牛肉馅饼**,但是麦当劳可以做到,从而我们也就知道了麦当劳拥有销售安全食品的能力。)以上情况,加上来自竞争的不断压力,引导企业去保护他们的品牌;大家可能还记得强生 强生公司迅速召回“泰林罗尔”,以挽回他们声誉的那件事吧。 你可能会认为,“这还不够好,我希望那些随意贩卖危险商品的人得到制止。”——他们会被制止的,请记住,自由市场有着严格的法律反对暴力和欺诈。 你可能会想,“这仍然不够好,我希望有公正的第三方,帮助我在他们的冰箱里面和工作台下面查看一下,以确保我是安全的。”很好,这正是一个自由市场会提供的,私人和自发的服务。自由市场导致私人认证机构的大量出现。这样的认证机构到处都有。比方说,对于体育明星签名的爱好者,可以找象“专业体育验证者”这样的公司,以确保他们自己买到的球,确实是1927年纽约洋基队队员签名的,而不是来自肯塔基的拉尔夫。在自由市场,对自发的私人认证服务的需求量很大,这些公司的检查质量,对他们的声誉影响很大。餐馆、医生、飞行员、管道工和技工们期望达到独立检查员的标准,以竞争客户。并且请不要忘记,客户们还可以做很多以鼓励商户保持高标准。市场越自由,大型的服务行业评价刊物,像《安之名录》和《哇塞》这样的,就越是不可或缺。 在无处不在的监管出现之前,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 店主们站在那里,为客户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与现代观点,认为客户们不够专业,无法判断产品的安全和质量形成对比的是,在“买方负责”的原则下,商户们尊重客户们,认为客户们有能力辨认出伪劣产品。与“买方负责”原则同时存在的是,法律清楚地表明,人们可以起诉由于产品缺陷而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安全和质量,并不是仁慈行善的政府,不故逐利商人们的抗议,馈赠给我们的好处。质量和安全恰恰是逐利者在期望战胜对手时创造出来的价值。正是逐利者们发现和创造了长效的保鲜剂、对易腐败食品更好的储存方法、更干净的宰杀动物和运送肉类的方法、更安全的建造汽车、飞机和建筑物的方法、更加有效的药物、杀虫剂和医疗程序。监管型国家的一个最大的不公是,我们没有把荣誉归于那些进步的锻造者——追逐利润的人,而是给了那些跟着而来的官僚,他们宣称,哪些才算是“安全”和“质量”。 因为人们看不到正是市场改进了安全、质量和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们也无法重视由监管型国家带来的真正伤害。 对于企业的初创者,一个监管型的政府并不鼓励私人的认证机构(他们提供“免费”的类似服务),而从总体上,冲淡了声誉的价值。既然购买者被告知,他们不用小心,那他们也就经常是懈怠的——商人们的声誉被对监管者判断的依赖所代替。所以,只要西装盖上了政府批准的章,一家皮包公司的运作基本上就与有可信历史的公司有着同样的地位。(就像任何一个在住房市场繁荣时,看到了可疑的房屋抵押贷款公司迅速增生的人,可能宣称的一样,一个繁忙的监管型国家,根本无法防止皮包公司。)由于没有污点的声誉不再是一个竞争优势,这意味着取得和维持声誉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监管型国家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 在生活中,人们经常需要在他所追求的其它价值的背景上,评估安全和质量的价值。例如,一个人可以很简单地将他在车祸中死亡的几率降到零——只要不开车就行了。而他不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判断车祸的风险是值得的,驾驶使他生命中众多的价值成为可能,比方说,上班更容易,或者可以探访远处的朋友。但是他仍然会重视安全。快乐和成功所要求的就是思考这些事,多花500块钱放在防抱死刹车和电子稳定系统上,对于我来说值得吗?多花一千美元买汽车气囊,对我来说,值得吗?政府监管消灭了这些思考过程。不是让你自由决定新增的安全特性值多少钱,而是由政府强迫你为这些东西买单。(如果你不能支付这些额外的费用,那好吧,你就只能别开车。)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信息公开上。奥巴马保障计划强迫所有超过20家分店的连锁餐饮机构,列出他们菜单中每一项餐点的热量,这时很多人就想:谁会拒绝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信息?但信息并不是不要成本的。不论是测量每一块奶酪所包含热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打印新的目录,为客户们提供信息给商户们带来了真实的成本。一个小规模的生意人注意到,在奥巴马的热量指令下,每次他们公司更改一个配料,都必须花费数万美金去更换所有门店的目录、册子、和免下车服务处的招牌。食药局也将自己的初始总成本定在了3.151亿美元,而后期的兼容成本则是4420万美金。9作为对比,在自由市场,公司们会努力竞争,为他们特定的客户找到最佳的信息/成本组合。 基于我们的价值和判断,不断做出以上这些评估,是我们追求自身快乐的一部分。因为政府监管让每个人都背负上统一解决方案的重负,从而阻止了消费者和生产者,寻找到以最佳的方式去追求他们的个人价值。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单一化的团体,并把监管者提升到精英的地位——认为他们会“知道”我们将优先选择什么。在《福布斯》2011年的一篇专栏中,小企业主沃伦•麦尔谈起,他试图在他的营地码头旁建一个新的组合式办公室,该营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文图拉县。顺着路的某处是我们的新办公室(当时还未合法),大清早,我的一个努力的雇员在里面为渔夫们煮咖啡。我们很快发现,要继续提供咖啡,我们需要安装一个三件套的清洗槽,这将一定程度上地增加当地腐物处理系统的负荷,然后,会触发县里的监管,要求我们修建一座新的,250万美金的厨余处理设备。啊,您可千万别在意那杯咖啡。在自由市场,那些渔夫们可以自由决定是买还是不买煮咖啡,完全不用考虑一个三件套的清洗槽。而在今天的监管型国家,决定权在一个官僚的手中。你可能会想,单单一个水槽的风险是可以忽略的(甚至不存在)。你也可能会想,生活中很少有什么事比早上一杯热腾腾的煮咖啡更重要,但是在一个监管型的政府,你想什么并不重要。你的判断不相干。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食药局仅仅允许“非常安全的”药物上市,那唯一能够通过批准的“药物”可能会是水——其实,太多的水也是致命的。现实中,食药局做的是,它决定你能接受多少风险。例如,人们发现服用高剂量的关节炎药Vioxx一年半后,有百分之1.5的患者发生过一次心肌梗塞或者脑中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有百分之0.75的比例),于是,这种药物被从市场上撤出。11为什么一个关节炎患者应该被禁止做出这样的决定——Vioxx足够治疗他的症状,因此值得那个额外的风险。监管者们唯一能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说不。 有时,干涉我们按自己的判断行事的“正当理由”是,因为有人不够理性。但是,当政府干预到我们的个人事务,去保护人们所谓的非理性的时候,其结果却往往是理性的人付出代价。2009年,华盛顿通过了“信用卡责任和信息公开”法案,声称法案将通过限制罚金额度和利率调整范围,保护消费者免受信用卡公司侵害。其实消费者一直受到保护,不会受到罚金和利率调整的影响,原则是只要他们按规定支付了他们的信用卡账单。但自从政府禁止信用卡公司对不是那么勤奋的消费者征收比较高的费用后,节俭的信用卡用户们发现,他们的借款利息上升了,其它的费用也上涨了,并且他们的信用额度也降低了,以弥补其他人带来的损失。12管制并没有帮助消费者——它仅仅是牺牲了理性消费者的利益,给了那些不理性(或不负责任)的消费者。 其实监管型国家最严重的代价,可能也是最不易被察觉的。虽然我们很容易看到监管的明显好处,但我们看不到的是,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将会如何发展。 在理论上,假如不全是在实践中,监管就是尝试通过政府指示处理实际问题。那么如何办到呢,比方说,我们能安全且高效地把燃气管道通到家中吗?不是让建造商自由地去寻求最好的办法,监管以非常详细的细节指定谁被允许铺设燃气管道,他们能用什么样的材料,而且必须遵从什么样的步骤,哪些批准是必须的,以及如此这些。(如果你有几个月的空闲时间,请试着浏览一下《国际燃气守则》,你就会惊异于这些监管会有多么的详细。) 在上面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如何防止我们的房子起火爆炸的指导守则。那么什么是我们没看到的?我们没看到的是,如果建造商们可以自由地使用他们自己的判断,他们可以发现多少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比方说,可能可以用一种非常便宜的材料,并且,它与守则中指定的那些材料一样安全。或者,可能有一种更可靠的方法测试燃气管道的安全。但是在这个监管型的国家,利润的追逐者并不被容许去发现新的方法,或去尝试新的材料(不管怎么说,没有政府的允许就是不可以)。无论如何,他们必须遵照守则。这完全堵住了财富的创造者们,通往实验、竞争和创新的通道。 试想一下,回到上世纪70年代,如果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方法去对待计算机。如果政府也出一个计算机守则,指示计算机该如何接线、供电,以及内存该如何设计,结果将会怎样?或者,如果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命令手机该如何设计,结果又会怎样?毫无疑问,我们将失去数十年的创新发展——而这些发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自然的事。美国经济的主体不如高科技那么有创新的原因是,它被戴上了监管型国家的镣铐。 更广范围的,在我们今天的监管型国家看不到的是,所有那些因为监管成本而决定不开企业的企业家们。我们看不到那些,因为不愿意寻求(或者不可能得到)官僚们的许可,而没再进行创新的创新者们。我们看不到那些没被生产出来的药品,那些没被建造的工厂和发电厂。很难预测,如果不是监管的致命影响,生活会好多少。 事实是,生产更安全和更高质量产品的能力不是依赖于监管命令,而是依赖于经济中知识、技术和财富的数量。当经济发展,而且变得越来越富有时,人们就能够买更安全和更高质量的商品——他们买得起新的福特福克斯,装载了最新的安全特性,而不是一台40岁的大众甲壳虫。可能这不是巧合,富裕国家的交通事故死亡率远远低于较穷的国家。13监管不仅拖慢了经济的发展,使我们更穷,实际上也使我们更不安全。 没有什么制度能够消除生存的风险。只有在资本主义下,你才能自由,理智地评估和管理生活的风险。 但是分工并不能存在于任意的经济体系里。它与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志愿结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人们可以自由思考,可以拥有私产,并且可以自由地贸易的时候,分工才能蓬勃发展。 2016-03-23 16:16 但是分工并不能存在于任意的经济体系里。它与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志愿结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人们可以自由思考,可以拥有私产,并且可以自由地贸易的时候,分工才能蓬勃发展。 财富的根本源泉是理性的人类思维。为了通过发展和改善自然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锻炼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张知识的储备。能够被我们应用于生产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富有,生活水准也就越高。 2016-03-23 16:11 财富的根本源泉是理性的人类思维。为了通过发展和改善自然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锻炼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张知识的储备。能够被我们应用于生产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富有,生活水准也就越高。 我的哲学,其本质是对一类英雄人物的描摹:他自己的幸福就是他此生的道德目的,创造价值是他最高尚的活动,理性是他唯一的绝对准则。 2016-02-02 22:19 我的哲学,其本质是对一类英雄人物的描摹:他自己的幸福就是他此生的道德目的,创造价值是他最高尚的活动,理性是他唯一的绝对准则。 在法律规则的一连串进化发展过程中,单个步骤其诱人的貌似合理性往往察觉不到,直到第三、第四或第五个“合乎逻辑”的延伸步骤出现。每一步在发生时都显得是合理的,跟它之前出现的有关,但其总和或最终结果是永远不会在一开始就受到严肃审视的。 2016-03-21 16:25 在法律规则的一连串进化发展过程中,单个步骤其诱人的貌似合理性往往察觉不到,直到第三、第四或第五个“合乎逻辑”的延伸步骤出现。每一步在发生时都显得是合理的,跟它之前出现的有关,但其总和或最终结果是永远不会在一开始就受到严肃审视的。 政府制造的住房危机 2008年10月23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国会现身。就在几个星期前,金融危机已经一跃成为头条新闻,格林斯潘的出现引起了轩然大波。格林斯潘,这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卓越捍卫者,承认这场危机暴露了他自由市场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从而使人相信2008年住房危机最为流行的解释,即它显示了自由市场如何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 但格林斯潘没有提及的是,导致危机在市场上发生的原... 2014-08-13 16:05 1.政府制造的住房危机2008年10月23日,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国会现身。就在几个星期前,金融危机已经一跃成为头条新闻,格林斯潘的出现引起了轩然大波。格林斯潘,这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卓越捍卫者,承认这场危机暴露了他自由市场思想中的一个“缺陷”,从而使人相信2008年住房危机最为流行的解释,即它显示了自由市场如何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但格林斯潘没有提及的是,导致危机在市场上发生的原因,可以是任何事情,但一定不是自由。为了推行“经济适用房”,政府除其他方面外,对市场进行干预。在信贷危机前一年出版的自传中,格林斯潘评论道:我知道,(政府支持的政策)为次级借款人放宽抵押信贷条件增加了金融风险,政府补助购房计划扭曲了市场结果。但我相信以后,就像现在一样,扩大置业的好处值得我们冒这个风险。 格林斯潘并不总是抱有这样微弱的信念。年轻时,对于早期的金融危机归因于自由市场的常规观点,他就提出了挑战。在1966年的文章“黄金和经济自由(Gold and Economic Freedom)”中,格林斯潘解释了美国的大萧条为何不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美联储制造的信贷繁荣造成的。1927年美国的商业遭受了轻微的紧缩,美联储印制了大量纸币储备,以防范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美联储”成功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世界经济。美联储向经济注入的超额信贷蔓延到股市,触发了一个梦幻般的投机热潮。随后,美联储官员试图吸入超额储备金,终于成功地打破了热潮。但一切为时已晚,到1929年,投机失衡已经变得无法抵挡,美联储的做法加速了急剧紧缩,商业信心也随之受到打击。于是,美国经济崩溃了。这又是一次信贷繁荣,是格林斯潘自己制造的,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在2008年毁灭性的金融危机达到了高潮。经济学家史蒂芬•霍维茨(Steven Horwitz)和彼得•波特克(Peter Boettke)很好地总结这场危机的原因。他们写道,那是“信贷推动和监管导向的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和破灭”。美联储人为地维持低利率,低息借款充斥市场,最终制造了房地产泡沫。政府的住房政策和高度管制的金融业加剧了泡沫,这个金融业能够承担可怕的巨大风险(因为在发生崩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将承担大部分的损失)。泡沫破裂是理所当然的。 本章勇敢挑战传统观点,提出政府干预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金融危机并非暴露自由市场的“缺陷”,而是雄辩地证明了为什么政府扩张。 住房政策使得情况恶化“山姆大叔希望你……拥有一个家。”这个信息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几十年。我们听到,拥有住房对大家都有好处,政府的职责是确保我们尽可能拥有住房,不管我们是否能真正买得起。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说,我们可以“让光明照进这个国家黑暗的地方,把希望带给沮丧的人们。其中一部分是一起努力,团结一致,鼓励同胞们拥有自己的家”。这不是空话。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联邦住房管理局,联邦住房贷款银行,联邦住房金融局,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与国会和总统一起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自由市场,个人不问政治家他们应该在哪儿生活,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样的生活安排最适合他们的需求。如果他们想买,他们就买。如果他们想租,他们就租,或与朋友、家人生活。在到来的危机之前,事实并非如此。房主收到各种特殊的纳税优惠。抵押贷款的付息可以减税。以房屋抵押资产也可以减税,拥有一个家是如此具有吸引力,从而鼓动业主们负债。而且从1997年开始,业主出售其首次置业可以获得50万美元的利润而无需缴纳所得税,这形成了投机房地产的额外刺激。 但是,华盛顿的政府官员想要提高住房拥有率,仍然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很多没有住房的人无法获得贷款。在过去,当住房市场一直相对自由时,专注于利润的贷款人想方设法努力控制风险,所以他们需要高额首付,优良的信贷历史和每月付款和收入之间严格的比例(通常约1:4)等等。那种专注于利润的贷款恰恰是政府旨在消除的东西。为了结束合理承保标准的专制,政府实施了一些法规,以鼓励非优质贷款,后来遭到了谴责。(假装更多的监管法规是解决危机的办法为何如此可笑,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降低贷款标准是政府的官方政策。)最为臭名昭著是“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这是在吉米•卡特总统任期内通过的,在克林顿时期复活了并得到加强,以补救(现在声名狼藉的)贷款中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指控。 “社区再投资法”迫使银行借钱给“服务匮乏的”社区,执行该命令的唯一途径是贷款给那些没有良好信誉的借款人,包括住房贷款。银行不得不放松贷款标准,而不考虑如果房价开始下降,这将意味着什么。但推动“经济适用房”的是两个政府资助的实体(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个罪魁祸首。正式名称为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房利美和房地美分别由政府成立,以创建二级抵押信贷市场,目标是使住房更负担得起。银行提供住房贷款,然后向这些政府资助企业出售贷款,给银行资金提供更多的贷款。虽然房利美和房地美最终名义上私有化,但他们是政府支持的受益者,其债务受到美国财政部的隐性担保。这个担保使他们能够以低于市场的利率借钱,并承担巨额的债务,用以购买抵押贷款。2008年6月,房地美以惊人的杠杆率67.9比1结束经营,大多数高杠杆对冲基金比率为其一半。这意味着在其资产中,仅仅1.5%的跌幅就会清除其资本。自由市场绝不会容忍这种规模的定时炸弹。而这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其隐性的政府担保下,没有人担心借钱给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世纪90年代,房利美和房地美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和国会的压力下,开始努力扩大“经济适用房”。房利美主席富兰克林•雷恩斯(Franklin Raines)发誓要通过“承保实验重新(定义)信誉度”消除“美国的住房差距” 。据经济学家拉塞尔•罗伯茨(Russell Roberts)分析,到2005年,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抵押贷款的22%用以购买“特殊优惠”的贷款,“通常为收入小于其所在地区中位数收入60%的借款人”。这意味着“资助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包括数量不小的次级贷款和其他不良贷款。 至少早在2003年,国会已提出风险警告,但对于这种忧虑,却无人理会。就像众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所说:我相信,在推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以满足经济适用房的目标、并设置合理的目标方面,我们的联邦政府有可能做得太少,而不是太多...... 依我的判断,夸大安全性和稳健性威胁的人越多,联想到严重财务损失可能性的人就越多,而我没有看到……压力越多,那么我认为在经济适用房方面看到的就越少。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到2008年初,房利美和房地美拥有或担保近一半的美国抵押信贷市场。不那么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到2008年底,房利美和房地美濒临崩溃的边缘,由政府接管。于是,他们的隐性担保成为公开的。没吸取的教训但是,金融危机的教训愈加深刻。为什么政府把干预市场摆在首位?为什么它成功地操纵利率,监管自愿行为,并建立不正当的激励措施,使得经济难以为继?总之一句话:道德。为什么我们有美联储?因为美国人不相信“贪婪的”银行家,像J.P.摩根(J. P. Morgan,美联储创建时美国银行业的领军者)行使的权力超越了金融系统,所以他们把难以置信的肆意的权力放在了像艾伦•格林斯潘这样的“公仆”手中。为什么艾伦•格林斯潘把利率降至1%?因为经济衰退总是会带来痛苦,且人民“需要”“软着陆”。为什么我们进行住房改革?因为人们“需要”他们买不起的住房,只有政府可以迫使“贪婪”的贷款人降低贷款标准。例如,小布什声明:“我们有责任……推动比我们自己更重要的事物。对我来说,爱邻如己是比自己更重要的。”以此证明政府房屋政策是合理的。为什么政府制定“大而不倒”的政策和存款保险?因为储户“需要”无风险的银行业务,以及从“贪婪”的银行家那里得到保护。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政策的出台都有各自的理由。但在根本上,它们的付诸实施都是为了克制贪婪,为需求服务。所以,当危机袭来,没有真正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关于华盛顿会如何回应。“华尔街已经背叛了我们。他们已经打破了资本主义和普通公民、工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这是过度、贪婪和腐败的结果。这就是今天困扰着美国人的东西。我们必须解决问题,我们必须革新监管制度。”不,这些都不是奥巴马的话。这是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说的。2008年秋天在国会山,大家似乎都竞相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资本主义、华尔街和“贪婪”。当然,然后就以大量的政府干预 “解决”危机。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家和学者让我们相信,这种干预阻止了经济的世界末日。这是不正确的,但我们在短期内还有什么其他选择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法定货币制度下(相对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本位),银行倒闭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信贷收缩,像我们在大萧条期间经历过的那样。一旦政府创造了经济危机,它在短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很好的选择。然而,长期的解决方案,当然应该逐步开放美国金融业,完全废除政府的房屋政策。毫不奇怪的是,华盛顿给了我们最糟糕的情况。政府把经济问题归咎於经济自由和利润动机,于是加强经济干预,使得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随心所欲和不可预知。疯狂的顶点是监管机构的反应。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监管扩张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以两个政治家命名,他们致力于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恶性发展。解放不自由的市场几十年来,政府以遏制“贪婪”和为“需要服务的名义,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政策使市场反常,引发了房地产泡沫,并导致最终的崩溃。但是,因为关于自私的传统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受到批评的不是华盛顿“公仆”,而是追求利润的“贪婪”商人和“自由市场”。政府扩张必然紧随其后。金融危机真正的教训和专家们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传统的看法是,自由市场失败了。事实是不自由的市场失败了,并且解决办法是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回归自由经济,我们必须为利润动机提供道德辩护。利润动机的道德辩护是什么呢?它会抛弃商人贪婪的剥削者形象。这表明,大多数商人不是非理性的奸诈之徒,偷工减料,谋财害命,而是为自己谋生的生产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利润动机引导商人理性地去追求利益,这意味着一个富有成效的商人不会威胁到你的利益,而是一个盟友。它会表明自私的追求利润如何使人们更安全、更富有、更自由、更快乐。它会解释为什么以监管和操控约束利润动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利润动机的道德辩护要消除一个概念,即需要是一种道德权利,道德要求你交出劳动成果给任何想要不劳而获、伤痕累累的乞丐,或鼓励为了奖励不成功者而惩罚成功者。它会解释为何政府财富再分配方案是不公正的来源。利润动机的道德辩护不得不说,为了自己的快乐,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作为一个商人活着是高贵的。它会要求政府规模缩小到适当的大小和功能:保护个人的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利润、生活和幸福。在最深层次上,利润动机的道德辩护会表明它是自私的,而这是一件好事。 理性自私的人并不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其他人当作被利用的玩物,也不会把自己当作被他人利用的玩物。这种态度用兰德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句话来总结最好:“我以我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了他人而活,也不会要求他人为我而活。 2016-03-22 18:30 理性自私的人并不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其他人当作被利用的玩物,也不会把自己当作被他人利用的玩物。这种态度用兰德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句话来总结最好:“我以我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了他人而活,也不会要求他人为我而活。 但是分工并不能存在于任意的经济体系里。它与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志愿结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人们可以自由思考,可以拥有私产,并且可以自由地贸易的时候,分工才能蓬勃发展。 2016-03-23 16:16 但是分工并不能存在于任意的经济体系里。它与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志愿结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人们可以自由思考,可以拥有私产,并且可以自由地贸易的时候,分工才能蓬勃发展。 财富的根本源泉是理性的人类思维。为了通过发展和改善自然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锻炼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张知识的储备。能够被我们应用于生产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富有,生活水准也就越高。 2016-03-23 16:11 财富的根本源泉是理性的人类思维。为了通过发展和改善自然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需要锻炼获取知识的能力,扩张知识的储备。能够被我们应用于生产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富有,生活水准也就越高。 理性自私的人并不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其他人当作被利用的玩物,也不会把自己当作被他人利用的玩物。这种态度用兰德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句话来总结最好:“我以我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了他人而活,也不会要求他人为我而活。 2016-03-22 18:30 理性自私的人并不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把其他人当作被利用的玩物,也不会把自己当作被他人利用的玩物。这种态度用兰德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的一句话来总结最好:“我以我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了他人而活,也不会要求他人为我而活。 在法律规则的一连串进化发展过程中,单个步骤其诱人的貌似合理性往往察觉不到,直到第三、第四或第五个“合乎逻辑”的延伸步骤出现。每一步在发生时都显得是合理的,跟它之前出现的有关,但其总和或最终结果是永远不会在一开始就受到严肃审视的。 2016-03-21 16:25 在法律规则的一连串进化发展过程中,单个步骤其诱人的貌似合理性往往察觉不到,直到第三、第四或第五个“合乎逻辑”的延伸步骤出现。每一步在发生时都显得是合理的,跟它之前出现的有关,但其总和或最终结果是永远不会在一开始就受到严肃审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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