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改革的逻辑
副标题：
作者：周其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74490
出版时间：2017
页数：376
定价：58.00
内容简介： 《改革的逻辑》是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周其仁教授关于中国改革的力作！ 本书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回望、深察、预见改革之大势，揭示中国经济未来之走向，探索中国经济前行之方向与路径。 厉以宁、汪丁丁、胡舒立等鼎力推荐！ ----------------------------------------------------------------------------------------------------------------- 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步。... 《改革的逻辑》是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周其仁教授关于中国改革的力作！ 本书用清晰的逻辑、简洁的语言、浅显的实证、趣味的叙述，回望、深察、预见改革之大势，揭示中国经济未来之走向，探索中国经济前行之方向与路径。 厉以宁、汪丁丁、胡舒立等鼎力推荐！ ----------------------------------------------------------------------------------------------------------------- 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 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步。他善于从现实世界出发，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风趣、直白的文字，将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周其仁教授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方面，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同时，周其仁教授对未来中国改革之路提出了独特看法。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间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 1989年5月开始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院校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间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 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 ’ 1989年5月开始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访问学习。1991年秋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6年春季，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任教，并应邀为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长江商学院等院校开设课程。 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 著作有《突围集》《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货币的教训》《中国做对了什么》《病有所医当问谁》《世事胜棋局》《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挑灯看剑》《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方面，即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货币制度改革。私人产权的界定是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但仍未明确的地方也将成为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阻碍；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的激活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但城市用地由政府统征无疑又是当下改革的一大顽疾；央行既要保物价稳定，又要保汇率稳定，实则是矛盾的两难。最后一句话，妨碍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关键环节将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是经济的。 像我这种经济知识几乎为零的人，此书就是打开了一个新的次元。这大概就是我容易被经济学家圈粉的原因吧。哦，再黑一次中信出版社。 周其仁老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本文集，立足于考察制度变革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把制度经济学的各种理论，融汇到中国经济改革的众多现实议题当中，真正如他自己所说，探究“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对于产权制度、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这三大制度变革的论述，很见功力。虽然我并不是完全同意老师的所有观点，但这本文集带来的收益，仍然是非常之大。 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对归属还没明确的稀缺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是一件有人收益就会有人受损的事；在中国的改革中存在不少这样的雷区。 观点摘录： 改革实际上是将解决问题的方法合法化，释放制度红利，降低组织成本，核心之一是明晰和界定产权，但这一过程也产生了巨量的权力腐败。下一步更要以法治界定和约束国家的行政权力。 关于土地改革的一章比较成体系，值得深读，其他部分相当纷杂且时效性针对性强。 一本市场经济的杂文集。1.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改革的成功因素 ，产权界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 2.从货币经济学角度论证了改革存在的问题，货币超发是通胀的原因 3.另外对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有预先批判，汇率政策滞后带来了被动超发货币，土地财政带来了杠杆资产，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中必然滋生寻租。在这个打着右灯往左转的时代，改革进入了深水区 对归属还没明确的稀缺资源进行产权界定，是一件有人收益就会有人受损的事；在中国的改革中存在不少这样的雷区。 这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是作者曾经在不同场合发表过的，虽然如此，但勒成一编，省却读者翻检之苦，对我这种上班之后才关注经济学的读者而言，自然觉得十分方便。我从前只读过周其仁在经济观察报上连载的专栏，读的也不细，印象中写得很好玩，而且很喜欢吐槽。这次倒是拿着笔... 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以各种媒体经济学集子，给三星不是因为文章或者书不好，千万不要误会，只是觉得，嗯，似乎这种出书模式太“轻松了”。 本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属1995年的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尽管已经发表已接近20年，仍然不失为极好的理解195... 本书是十年以来周其仁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看法的文集。最近的是今年4月份，最远的是2000年发表的。说的是产权制度、土地制度、货币制度，个人感觉基本涉及到了经济改革的最核心的领域，这些领域都是周其仁的专业，看法还是非常深刻的。书中经常不经意间提到一些当代历史的问题... 自序对改革的整体思考较有见地，改革就是系统性的纠错。 越来越年轻的主体，期望值越来越高。 p8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合约，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的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p15 第一次价格闯关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 周其仁先生是为数不多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本书包括了早些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些文章，以及零零碎碎在报刊上刊登的文章。过去的篇章过于分散，所以这本书倒是比较系统的归纳成册，对于想要了解过去三十年天朝改革发展历程的读者而言的确值得一读。 如果说前面张维迎《市场... 无论用多么精致严谨的词汇来谈中国改革，都无法掩盖过去来自民间强大的力量。 周其仁这本《改革的逻辑》，有一部分是他之前放在科斯纪念会上的文章；一部分是接受媒体就热点事件采访的文章；一部分是他担任货币政策委员期间的一些观点和思考。 书中没有那些专业经济学主义的... 周其仁老师在“自序”中说，这本书是作者已有文字的重新结集。这体现了周其仁老师谦谦君子的形象，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看，在读过这本书后，还是有不同于以往的感觉。这主要得力于本书建立的框架结构，全书先从整体对中国30年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然后从产权划界、土地制度... 自序对改革的整体思考较有见地，改革就是系统性的纠错。 越来越年轻的主体，期望值越来越高。 p8 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合约，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的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p15 第一次价格闯关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 9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与世长辞。这位活了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学伟人终于没能踏上中国一步，尽管他访问中国的计划已经就定在10月。于是，科斯与中国的距离永远定格在两个月。 可是科斯与中国的缘份却从未因他没到过中国而减少，他的产权... #19年春经双周老师中改专课程阅读作业其一 本书是周其仁老师有关改革的文字编辑而成的一本文集。从整体的独创性贡献来讲，周老师的研究方法是首当其冲的，既有的关于改革的大部分研究，或是关注于社会与历史的社会变迁范式，抑或是关注于统计数据的计量经济范式，而周老师则融...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就够刺激。... 2018-08-13 12:34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额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见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7天之后，延安城管局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这样的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制度要发生变化，非要等到原体制的维护成本非常高，高到几乎转不动了，才有可能改。这样高昂的体制运转成本，还要广为人知，才能内生出变革的意识和实践冲动。 改革，有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力量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另外一个力量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 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 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 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就够刺激。... 2018-08-13 12:34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额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见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7天之后，延安城管局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这样的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制度要发生变化，非要等到原体制的维护成本非常高，高到几乎转不动了，才有可能改。这样高昂的体制运转成本，还要广为人知，才能内生出变革的意识和实践冲动。 改革，有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力量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另外一个力量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 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 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 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就够刺激。... 2018-08-13 12:34 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 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间形成的。总计20年时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额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额巨大的非法收益，可见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7天之后，延安城管局局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这样的官制不改，就不怕国将不国吗？ 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槛，就是自发的民间努力能不能得到国家政策的合法承认，这非常关键。 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并不需要什么人高高在上想出一套办法“指导”老百姓如何解决问题。政策制定者只要眼睛向下，各地自发的行为里就有足够多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制度要发生变化，非要等到原体制的维护成本非常高，高到几乎转不动了，才有可能改。这样高昂的体制运转成本，还要广为人知，才能内生出变革的意识和实践冲动。 改革，有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存在，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力量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另外一个力量在上层建筑里，就是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的制度。 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 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 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