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经济新时代
副标题：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作者：吴敬琏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86042
出版时间：2018
页数：464
定价：78.00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论坛”每年推出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品牌读物，汇聚了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研究专家，对中国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解读与分析，涉及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风险、汇率改革、产业政策等多个经济热点话题，为公众解读中国经济多领域改革与政策。 书中既有对继续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宏观政策分析，把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又包含了对“三农问题”、中国制造业以及金融监管等关系到整体经济安全运行的具体问题的真知灼见，并在大量宏观经济数据的支撑下，给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创中国经济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陈锡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许善达，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顾问、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解读中国当代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国际环境产业等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归根结底，需要持续创新，需要持续改革，需要市场化减弱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需要放松国家垄断资源，需要竞争。由量到质的转变是历史趋势，这会影响一切。 解读中国当代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国际环境产业等领域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归根结底，需要持续创新，需要持续改革，需要市场化减弱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需要放松国家垄断资源，需要竞争。由量到质的转变是历史趋势，这会影响一切。 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作者：朱云来 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一路增加到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就是现在国家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在2002年约9%，2016年达到6%了。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 2018-04-15 12:30  4人喜欢 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作者：朱云来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一路增加到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就是现在国家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图1.5 经济结构中的货币规模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在2002年约9%，2016年达到6%了。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改革，也许可以称为“改革红利”，股本回报不断上升，但2007年以后，就开始系统性下降了。资产收益率原来是3%，现在降到2%。资产周转率从2002年的50%降到目前的30%，投资多了，资产大了，显然周转率就下来了。杠杆率从2002年的260%增加到280%，相当于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65%。这反映了整个经济的趋势性问题。 图1.9 不同行业的资产总表（单位：万亿元）各行业公司整体的利润率是6.6%，我们计算的“中集公司”为7%，二者相当接近；各行业公司回报率是7.2%，我们算的“中集公司”是6%，因而上市公司回报率稍微好一点。奇怪的是，工业利润率只有3.6%，回报率只有5.1%，而金融回报率却是12.5%。我们计算的金融负债和资产基本相等，差了一个国际头寸。2002年金融资产是48万亿，根据部分统计数据和我的估算，目前金融资产应该是510万亿。金融资产膨胀了10倍，同样金融负债也翻了10倍。本质问题是信贷巨额扩张，货币/产值比从一倍到两倍，这种建设规模靠债务推动的模式，引起的结果一定是投资过剩。另外，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增速放缓，利润低下，资产价格通胀，币值压力，都是由此引起来的。房地产业，据我的研究，过剩非常严重。按房屋存量来看，城镇房屋建筑面积，加上现在还在施工的，以人均大约30平方米的水平估计，至少可以满足10亿人的住房需求，但是按夸张的城镇化统计，城镇人口也只有7亿多人。况且，事实上80%的城镇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只有25平方米，当然有些是人均60平方米，平均下来才是现在所谓城镇人均30平方米，并且每年都在增加。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倒过来想这个问题，50%基本上是做投资了，如果不去追求GDP，很多投资可以不投。保证居民基本生活开销，也就是70万亿里面的30万亿而已。如果让市场机制来起决定性作用，不该投的资全都停掉，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并不会比2016年差。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审查一下哪里投得太多了。不要老觉得是压力，总想一旦GDP掉到5%怎么办，再掉到3%怎么办？其实掉到一半都没关系，吃喝都够了，衣食住行都有了，只是暂缓一步改善，但是不会比以前差。保证了基本生活，然后是因地制宜。核心问题还是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靠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GDP。要真正推进改革，解决实际问题。要提高技术创新，这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果给地方官定下一个目标，要求当地跟全国的平均GDP发展水平一样，他只能去搞工业，而当地发展工业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实际上地方有旅游等其他资源，为什么不能让地方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老百姓也需要夏天出去消暑，冬天去看冰花，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方式。只有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他才有钱去消费。现在不是不想消费，而是因为挣的钱太少。居民的薪酬收入占GDP的一半都不到。在G7（七国集团）国家中，日本国民收入占GDP 60%~70%，是七国中最低的。我们收入占比太低，很多变成了国家的收入，由国家拿去大量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很容易出错。如果钱到了老百姓手上，老百姓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家去消费就会产生需求，企业就会根据需求去投资，完全让市场来决定，使得市场经济运行更加良性化。 “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韩文秀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最早提出的，报告认为，“在缺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将很难维持其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下降，基于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持续恶化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的典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东... 2018-04-16 00:35  2人喜欢 “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作者：韩文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最早提出的，报告认为，“在缺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将很难维持其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下降，基于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持续恶化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的典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复兴》第17-18页）。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所谓“高收入陷阱”，是指有的国家虽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和持续发展动力，长期在高收入国家的底部徘徊，属于二线水平，没有能够持续上升到如美、日、德那样的一线高收入国家水平。如希腊，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14万美元，10年后的2015年为2.03万美元；葡萄牙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81万美元，10年后的2015年为2.05万美元。而美国、德国等本来已是一流高收入国家，却仍在持续增长。如美国人均国民收入2005年为4.47万美元，到2015年增加到5.5万美元；德国由3.48万美元增加到4.58万美元。历史经验表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始终存在，从未停止或消失。这包括经济博弈和政治博弈等。20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出现经济博弈。1979年曾有一本名噪一时的书《日本第一》，由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所著。曾几何时，日本经济似有超越美国之势，日本的汽车大量出口到美国，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难以招架，日本的外汇储备遥居世界第一（1979年，日本外汇储备达到319.26亿美元，而那时中国只有87.08亿美元），1990年日本银行在全球前10大银行中占据7席，并垄断前6位。然而好景不长，1985年美国通过七国集团会议，达成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政府应对失当，股市、楼市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失去的N年”，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威胁基本消失。从政治博弈看，持续几十年的“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告终，但美俄之间新的政治角力并未停止，今后还将延续。而现在，中国则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试图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迟滞、消解是必然的、长期的，有时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还是比较激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非典型“修昔底德陷阱””是存在的，甚至是常态，对此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表5.2 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分类表世界领导力不仅是极为稀缺的，需要能力和愿望同时具备，而且培育这种能力需假以时日。现实中，一国世界领导力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要有足够的智慧，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协力有效实施（即集众智、汇众力）的解决方案。无论缺乏能力还是缺乏意愿，都会使世界陷入特定公共产品供给空白或世界领导力缺位，因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和今后几年，应对气候变化就可能出现新的变数，美国主动放弃领导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很高，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能力和意愿如何呢？欧盟等国想推中国举起大旗，我们如何选择？全球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演变史（如20世纪20—30年代），也显示了同样的道理和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治理的某种失序恐难以避免，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塔西佗陷阱”是政府失信行为不断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政府失信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事后尽快补正，通常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如果政府失信现象接连发生，而且主观宣示与客观效果截然相反，那么就容易被人贴上政府没有公信力的标签，一旦标签化、妖魔化，则恢复原来形象、重拾社会信任就非常难。而且，在现代信息网络社会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征很明显，少数地方政府的失信行为可能被反复炒作，使各地政府都蒙受失信恶名和实际代价。政府公信力关乎政策执行力，一旦政府失去公信力，则政策再好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造成政府失灵。造成邻避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府缺乏公信力，你再说确保安全无污染无危害，群众就是不相信。就如同凯恩斯所讲的“流动性陷阱”一样，当利率降至不能再低时，再增加多少货币都没有意义，不会对需求产生刺激作用。 经济增长的平台、周期与动能 作者：刘世锦 “二战”以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大部分不是很成功，有些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历了大概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国际元是一个购买力评价指标，我们采用的是麦迪森数据核算方... 2018-04-15 23:52  1人喜欢 经济增长的平台、周期与动能作者：刘世锦“二战”以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大部分不是很成功，有些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历了大概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国际元是一个购买力评价指标，我们采用的是麦迪森数据核算方法），无一例外，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下降的幅度大概是一半。日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增长速度大概是9%以上，到了70年代初期直接下降到了4%。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都同样出现了这样一个下台阶的过程。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事实已经发生了。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认识不一，分歧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迄今为止对这种现象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解释框架。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主要解释后起经济体的“起飞”，对起飞后的可持续性，何时以何种方式“降落”，“降落”后的前景等缺少关注，更未形成有较好解释力的理论。近年来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内在原因也展开了一些分析，简单地说，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基础设施等终端需求和重要的工业产品，包括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在这段时间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某种产品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速最高的那个点。经济学界好像很少强调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某种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了，出现后需求增长将会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二是人口和劳动力总量与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典型的是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每年大概减少200万人。劳动力总量减少了，农民工进城数量就不多，工资就要上涨，刘易斯拐点就出现了。这样的分析还存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讲这个变化出现了。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边界的临近。最突出的就是雾霾。如果国家注重推动经济增长，注重增加GDP，到最后人们都不能出门了，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相当多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底线，这样的高速增长还可能维持下去吗？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消费通常是相当稳定的。比如，大家都要吃晚饭，通常吃一碗面条就够了，如果没吃，就会饿得发慌，但如果多吃了，吃了两碗、三碗面条，也不舒服。消费通常是相当稳定的，即便出现升级，也会是比较平稳的，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过去这么多年，凡是经济大起大落，主要原因是投资在发生变化。如果消费出现大的问题，就意味着可能会有很多人吃不上晚饭，那就是很大的社会问题了。从高投资来看，主要有三大来源，即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过去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20%左右，房地产投资占比20%~25%，设备投资大概占30%以上，三者加起来在80%以上。而设备投资又直接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相关，投资主要是靠这三大来源支撑。高投资逐步触底，通俗地说就是三只靴子要落地。过去几年，出口已经触底了，基础设施投资的高点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也在回落。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有很强政策背景的变量，政府要稳增长，最容易抓的就是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当政府稳增长的动力强的时候，基础设施投资就上来了，反之就会朝下走。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以后，房地产开始出现历史需求峰值。构成中国房地产投资70%的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1300万套住房，这个峰值大概在2013年就达到了，以后是逐步回落的态势。2016年第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又有所回升，原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带动了房地产投资。这是暂时现象，房地产投资总体回落的态势不会改变，将逐步达到一种常态，这个常态是2%~3%的增长速度，将来甚至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房地产投资已经过了峰值期，会在一个地方找到均衡点，进入新的常态，这个常态能有2%~3%的增长就很不错了；如果在一个时期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是正常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大体如此，历史需求峰值也出现了，总体上呈现回落态势，下一步要看底部均衡点何时出现。从供给侧来看，当三大需求逐渐往下走的时候，供给侧也在调整，但是调整得比较慢，于是重化工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利润下滑。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叫PPI，也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54个月出现负增长。从2015年8月以后工业企业利润也是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不增长，情况很严重。企业不赚钱，能不能可持续？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中央强调去产能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产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一方面是运用了行政手段，另一方面市场也开始发挥作用，这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PPI和企业盈利两个指标由降转升，一段时间向上的力度还很大。这里要强调两点。一是产能到底有多少，通过统计很难搞清楚。要求下面往上报数字，如果是奖励性政策，下面就会多报，如果是惩罚性政策，就会少报。举个例子，前两年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重，中央要求各地上报一下负债情况。刚开始地方政府估计是要有惩罚性的政策，因此想办法少报一些。后来才知道中央出台了一个政策，把地方债务置换，把短债调成了长债，将利息也调低了，实际上成了奖励性政策。有些地方政府一看才知道自己少报吃亏了。究竟是选择胡萝卜政策还是大棒政策，很重要，这是经济学中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的煤炭、钢铁产能到底有多少，不同统计口径的差别很大。二是要更多地关注市场信号。同时，还需要关注的一个概念是有效产能，统计产能与有效产能有重要区别。有些产能被统计了，实际上已经不生产了，或者生产出来后卖不出去，成了库存。有效产能是那些能卖出去，而且能卖个好价钱的产能。市场信号反映的是有效产能，市场机制的奇妙之处，就是把数量统计说不清楚的供求关系，转换成价格信号后清楚而又动态地表现出来。产能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更多地要关注和相信市场信号。大宗商品价格是人们所关注的，近期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升，以后会有波动，但这个阶段的最低点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供给侧调整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正在做的一项研究，是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增长阶段转换的新的分析框架，该研究提出一个概念叫GFP，即终端产品。GDP是一定时间内增加值的总和。但是GDP中间有一些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还要再次回到生产过程中去，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最终产品。有些产品在GDP中被划为投资，比如住房，住房一直被称为投资，但是它和机器设备是不一样的，房子是用来住的。尽管住房有一些金融属性，但是它本质还是用于住的，实际上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基础设施中的很多部分，如建一个大剧院，建一个公园，是用来消费的，只是通常以公共产品的方式提供。修一条高速公路——上面跑的越来越多的是私家车——也是用来消费的。我们提出的GFP，有一个严格的经济学定义，即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是从经济活动的自然过程来分析的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是国民经济运行最终“留下来的东西”，因此称它为终端产品。GFP包括全部消费，即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再加上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投资中直接与消费相关的部分。这就是GFP的概念。GFP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我们构造了一套新的分析架构，形成了一个数字时代经济活动实时在线分析系统，包括宏观产业和区域经济。在这个框架内，存在着三种周期性变量。第一个是GFP，即长周期变量，与库兹涅兹周期有重合之处，涉及房地产投资周期，但内容更多。正如前文提到的，除了房地产投资外，还有基础设施投资、其他服务业投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等。在GFP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它会有周期性波动，这一点与库兹涅兹周期是相似的。但需要强调的是，GFP的结构性变化，在过去7年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主要是由GFP中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比重的下降造成的，这种变化是增长阶段转换的主要原因，与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变动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第二个是OPL，即生产性投资，是中周期变量。OPL是GDP中不属于GFP的部分，或者说是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主要是设备投资、厂房等，这一变量的波动，相当于经济学中的朱格拉周期波动。第三个是存货，即短周期变量，经济学也称其为基钦周期。要高度关注存货周期，因为这个周期变动是最剧烈、最灵敏的，也最能反映人的情绪。当需求发生变化，一个工厂或一个企业家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率容易吗？去招人容易吗？或者增加投资再买一些机器设备容易吗？这些都需要时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存货变动：需求下降了，就把产品放进仓库，需求上升了，就把仓库里的存货拿出来。此外需求还涉及价格的变动，因为企业家轻易不会调价，除非需求变化已经稳定，才会调整价格，否则客户就会跑掉了。在企业家所做出的生产决策中，最快的是存货决策。存货变动在中国是很有规律的。从2009年2月到2012年2月，是一个周期，再到2015年2月，是第二个周期，下一个存货变动的低点应该在2018年的第一季度，基本上是3年一个波动周期。存货是影响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做经济预测很大程度上要看存货变动。近期有人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会大幅回升，理由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上升态势。从下面这张图可以发现终端需求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存货，一直在上升。有个现象值得关注：存货、PPI、进口和企业利润，这几个变量基本上同向波动。存货下下降，其他几个变量也都下降，特别是企业利润，在一段时间增幅较大，以后还是要回落的。现在民营企业有呼声，说制造业成本过高。福耀玻璃集团的老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时候算了一笔账，说在制造业的土地、能源、物流、环境、通信、融资等成本，中国大概高于美国1倍到2倍。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资料，表明这种判断是能够成立的。图5.6 中美工业用地价格对比图（万元/亩）图5.7 中美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对比（元）图5.8 中美工业用电价格对比（元）图5.9 中美汽油价格对比（元）图5.10 中国移动与英国运营商O2价格对比（元）图5.11 融资成本：贷款利率在以上中、美（英）制造业成本对比图中。中、美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基本上相差两倍，工业用电价格的基本相差一倍，汽油价格相差将近一倍。中国移动与英国运营商之间的通信成本，相差将近两倍。融资成本比较，最高的线是中国的，下面的是其他国家的。中国还处在追赶期，人均收入8000美元，为什么他们人均收入四五万美元，生产成本反而比我们还低？有人说美国土地比中国多，地价更便宜，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在与这些要素相关的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问题。比如，在石油领域，虽然“三桶油”表示油价要随行就市，国际油价变了就要及时调整，但是上涨时调整得很快，当全球油价往下跌的时候，只下调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往下调了，说企业受不了。问题是，国外那些石油公司就能受得了吗？如果把国内原油、成品油市场和国际打通，让国内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竞争，让国际石油公司参与国内竞争，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关于通信费用，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通信消费群体，有最大的电信公司，市场是最大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但为什么资费水平降不下来呢？还是因为竞争不够。我们多次提出，能不能让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组建一个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仅仅是做虚拟电信运营商，还要进入到通信市场去冲一冲，情况就会有变化，那时通信公司一定会主动降价，不是要它降，而是它要降，因为降价才能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关键是要把实体经济的能源、通信、物流、土地、融资五大成本降下来。这些仅靠一些口号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是降不下来的，必须通过啃硬骨头的改革才能实现。图5.12 三大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美国东西海岸分布着都市圈，人口也比较多。日本三大都市圈，特别是东京、横滨都市圈，大约集中了日本人口和GDP的三分之一。大都市圈人口和GDP的占比，在日本、英国、法国、韩国都相当高，中国的大都市圈目前的占比还很低。这意味着我们的都市圈人口和GDP的比重还要往上涨。因为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的相关性还是相当强的。图5.13 城市经济密度（单位：亿美元/平方公里）城市经济密度，是指一平方公里产生多少亿美元的产出。纽约18亿多美元，北京才2亿多美元，上海3亿多美元，广州2亿美元，深圳2亿多美元。北上广深在中国已经算很发达了，单位土地的产出也已经很高了，但是和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比还差很多，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长时间在25%以下，最近几年有所提升但没有超过3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0%以上，韩国首尔达到了60%以上。因此这个比重需要调整。改变城市结构也非常重要的。在已有的城市结构中，人口、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核心区，带来了人所共知的诸多城市病。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加快城市结构调整，要在大都市圈外围发展起一批中小城镇，把城市核心区过度集中的一部分功能疏解出去。这些外围的小城镇大体在核心区20~50公里范围内，由疏解出去的功能形成产业支撑，实现职住结合，也就是尽可能使工作和居住在同一地区；通过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使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到位，这样人们才愿意住进去。核心城市主要发展高端服务业，周边城市更多发展制造业。要形成这样的结构，都市圈容量还可以扩大，生产率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服务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大概占到服务业的25%，中国目前还不到15%。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还有社会服务业，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发展的空间很大，相应地，开放的空间也很大。世界上排在前十位的互联网企业，只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为什么呢？人多。人多了商业模式才能够推广得开。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产业配套条件比较好，美国有的创投企业也要到深圳去找零部件配套。中国在历次技术革命中都落在后面，而且差距很大，但这次有很大的不同，差距已经在缩小，有些方面开始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中国在这些领域，将会出现一批新的增长点和一批世界级技术、产品和企业。从改革方法上来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方向不能搞错；另一个是划底线，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二是基层试验，大的方向清楚了，底线清楚了，还要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要让大家敢于去试错。改革就是创新，创新充满不确定性，只有通过大量试错才能找到对的办法。 Bloomberg "China’s economy slows to weakest pace since 2009 amid trade war" China’s economy, which contributes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rowth, is on a long-term slowing trajectory as it shifts from the investment-led model of the past while carrying a heavy debt loa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ith targeted stimulus measures is also being tested by the standoff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 2019-01-22 00:05 Bloomberg "China’s economy slows to weakest pace since 2009 amid trade war"China’s economy, which contributes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rowth, is on a long-term slowing trajectory as it shifts from the investment-led model of the past while carrying a heavy debt loa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ith targeted stimulus measures is also being tested by the standoff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ver trade at a time when the global expansion is already looking shakier. 序言 作者：樊纲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完全是一个非官方的学术组织，其目的是使一些学者能够经常地相互交流与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一起讨论一些大家正在进行着的研究课题，相互启发一些研究思路。它不像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也不像法国总理府搞的“经济40人”，德国科学院的“智人团”等，多少有些“官方色彩”。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完全像是一个“同人会”，尽管它的一些成员有政府职位，尽管在最初的成... 2018-04-15 12:29 序言作者：樊纲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完全是一个非官方的学术组织，其目的是使一些学者能够经常地相互交流与沟通，定期或不定期地在一起讨论一些大家正在进行着的研究课题，相互启发一些研究思路。它不像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也不像法国总理府搞的“经济40人”，德国科学院的“智人团”等，多少有些“官方色彩”。中国经济50人论坛完全像是一个“同人会”，尽管它的一些成员有政府职位，尽管在最初的成立阶段，国家信息中心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方面的支持，但它本身不是一个（也没有意图成为一个）正式的机构，而只是一些经济学者自发组织进行交流的平台。“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以来，搞了不少“封闭式”（没有媒体报道）的研讨会，但“长安讲坛”，则是一个面对公众的政策论坛，对任何参加者都不收取任何费用，每次活动请一位经济专家或学者，就自己近期研究的一个问题，做40~60分钟的演讲，然后听取听众的批评、提问，并答疑、讨论30分钟，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可以将一个问题相当深入地讨论一番。对听众来说，可以从专家的演讲和答疑中获得大量的信息、知识，可快捷地了解到这一方面问题目前研究的前沿状况；而对讲演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发布自己研究成果的讲坛，也是一个直接听取批评、发现问题、得到反馈，以便改进自己研究的绝好机会。中国经济50人论坛多年来坚持每两个星期搞一次“长安讲坛”，几乎所有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领域里有所建树的学者、专家，都到论坛上宣讲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涉及范围广泛，讨论问题深入。回顾起来，已颇为壮观。也正因如此，出版界和我们论坛的组织者觉得，将“长安讲坛”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公共论坛上大家的发言或发言的论文收为文集，或许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得以使大家的研究成果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 Bloomberg "China’s economy slows to weakest pace since 2009 amid trade war" China’s economy, which contributes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rowth, is on a long-term slowing trajectory as it shifts from the investment-led model of the past while carrying a heavy debt loa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ith targeted stimulus measures is also being tested by the standoff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 2019-01-22 00:05 Bloomberg "China’s economy slows to weakest pace since 2009 amid trade war"China’s economy, which contributes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rowth, is on a long-term slowing trajectory as it shifts from the investment-led model of the past while carrying a heavy debt loa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ith targeted stimulus measures is also being tested by the standoff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ver trade at a time when the global expansion is already looking shakier. 作者：朱云来 第8页： 2000-2016年建筑总规模跟银行债权（国家统计局其他存贷款性公司各类债权合计）比值一直在100%左右。建设靠的是债务，银行系统收取存款后贷款，贷款之外再买入别人的债券，还是债务，所以银行债权代表的是总债务规模，跟建筑总规模这么相近，很明显建设是靠债务支撑的。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是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是国家所面临... 2018-08-28 06:59 作者：朱云来第8页：2000-2016年建筑总规模跟银行债权（国家统计局其他存贷款性公司各类债权合计）比值一直在100%左右。建设靠的是债务，银行系统收取存款后贷款，贷款之外再买入别人的债券，还是债务，所以银行债权代表的是总债务规模，跟建筑总规模这么相近，很明显建设是靠债务支撑的。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是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是国家所面临最核心的问题。第10页：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率在2002年约为9%，2016年到了6%。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改革，也可以成为'改革红利‘，股本回报不断上升，但2007年以后，就开始系统性下降了。资产收益率原来是3%，现在降到2%。资产周转率从2000年的50%降到目前的30%，投资多了，资产大了，显然周转率就下来了。杠杆率从2002年的260%增加到280%，相当于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65%。这反映了这个经济的趋势性问题。第13页：各行业公司整体回报率是6.6%，我们计算的“中集公司”为7%，二者相当接近；各行业公司回报率是7.2%，我们算的“中集公司”是6%，因而上市公司回报率稍微好一点。奇怪的是，工业利润只有3.6%，回报率只有5.1%，而金融回报率却是12.5%。我们计算的金融负债和资产基本相等，差了一个国际头寸。2002年金融资产是48万亿，根据部分统计数据和我的估算，目前金融资产应该是510万亿。金融资产膨胀了10倍，同样金融负债也翻了10倍。 本质问题是信贷巨额扩张，货币/产值比从一倍到两倍，这种规模靠债务推动的模式，引起的结果一定是投资过剩。另外，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增速过缓，利润低下，资产价格通胀，币值压力，都是由此引起来的。 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作者：朱云来 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一路增加到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就是现在国家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在2002年约9%，2016年达到6%了。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 2018-04-15 12:30  4人喜欢 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作者：朱云来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一路增加到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就是现在国家所面临的最核心问题。图1.5 经济结构中的货币规模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在2002年约9%，2016年达到6%了。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改革，也许可以称为“改革红利”，股本回报不断上升，但2007年以后，就开始系统性下降了。资产收益率原来是3%，现在降到2%。资产周转率从2002年的50%降到目前的30%，投资多了，资产大了，显然周转率就下来了。杠杆率从2002年的260%增加到280%，相当于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65%。这反映了整个经济的趋势性问题。 图1.9 不同行业的资产总表（单位：万亿元）各行业公司整体的利润率是6.6%，我们计算的“中集公司”为7%，二者相当接近；各行业公司回报率是7.2%，我们算的“中集公司”是6%，因而上市公司回报率稍微好一点。奇怪的是，工业利润率只有3.6%，回报率只有5.1%，而金融回报率却是12.5%。我们计算的金融负债和资产基本相等，差了一个国际头寸。2002年金融资产是48万亿，根据部分统计数据和我的估算，目前金融资产应该是510万亿。金融资产膨胀了10倍，同样金融负债也翻了10倍。本质问题是信贷巨额扩张，货币/产值比从一倍到两倍，这种建设规模靠债务推动的模式，引起的结果一定是投资过剩。另外，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增速放缓，利润低下，资产价格通胀，币值压力，都是由此引起来的。房地产业，据我的研究，过剩非常严重。按房屋存量来看，城镇房屋建筑面积，加上现在还在施工的，以人均大约30平方米的水平估计，至少可以满足10亿人的住房需求，但是按夸张的城镇化统计，城镇人口也只有7亿多人。况且，事实上80%的城镇人口平均住房面积只有25平方米，当然有些是人均60平方米，平均下来才是现在所谓城镇人均30平方米，并且每年都在增加。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倒过来想这个问题，50%基本上是做投资了，如果不去追求GDP，很多投资可以不投。保证居民基本生活开销，也就是70万亿里面的30万亿而已。如果让市场机制来起决定性作用，不该投的资全都停掉，全国老百姓的生活并不会比2016年差。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审查一下哪里投得太多了。不要老觉得是压力，总想一旦GDP掉到5%怎么办，再掉到3%怎么办？其实掉到一半都没关系，吃喝都够了，衣食住行都有了，只是暂缓一步改善，但是不会比以前差。保证了基本生活，然后是因地制宜。核心问题还是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靠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GDP。要真正推进改革，解决实际问题。要提高技术创新，这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果给地方官定下一个目标，要求当地跟全国的平均GDP发展水平一样，他只能去搞工业，而当地发展工业一定是没有出路的。实际上地方有旅游等其他资源，为什么不能让地方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的老百姓也需要夏天出去消暑，冬天去看冰花，还有许多其他的消费方式。只有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他才有钱去消费。现在不是不想消费，而是因为挣的钱太少。居民的薪酬收入占GDP的一半都不到。在G7（七国集团）国家中，日本国民收入占GDP 60%~70%，是七国中最低的。我们收入占比太低，很多变成了国家的收入，由国家拿去大量投资，但是这种投资很容易出错。如果钱到了老百姓手上，老百姓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家去消费就会产生需求，企业就会根据需求去投资，完全让市场来决定，使得市场经济运行更加良性化。 Bloomberg "China’s economy slows to weakest pace since 2009 amid trade war" China’s economy, which contributes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rowth, is on a long-term slowing trajectory as it shifts from the investment-led model of the past while carrying a heavy debt loa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ith targeted stimulus measures is also being tested by the standoff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 2019-01-22 00:05 Bloomberg "China’s economy slows to weakest pace since 2009 amid trade war"China’s economy, which contributes about a third of global growth, is on a long-term slowing trajectory as it shifts from the investment-led model of the past while carrying a heavy debt load.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with targeted stimulus measures is also being tested by the standoff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ver trade at a time when the global expansion is already looking shakier. 作者：李扬 需要强调的是，讨论问题首先应当正确地提出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完全去除杠杆，不是认为不要负债，而是要保持杠杆和负债可持续性。 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风险，除了和全球风险有关联的方面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增加、企业困难加剧以及失业率上升等方面。这些表现在实体领域的问题反映到金融领域，就体现为杠杆率攀升、负债负担增... 2018-09-04 20:21 作者：李扬需要强调的是，讨论问题首先应当正确地提出问题，我们的目的不是完全去除杠杆，不是认为不要负债，而是要保持杠杆和负债可持续性。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风险，除了和全球风险有关联的方面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增加、企业困难加剧以及失业率上升等方面。这些表现在实体领域的问题反映到金融领域，就体现为杠杆率攀升、负债负担增加和不良资产增加。这意味着，在中国讨论负债、杠杆率等金融部门的问题，一定要联系库存、产能这些实体领域的因素，仅就金融谈金融是谈不出结果的，甚至经常会有误导。我国下一阶段的任务，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僵尸企业；体现在金融部门，则去杠杆是中心任务，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与杠杆有关。 谈杠杆需要正本清源地基于三个概念去谈：第一概念是杠杆率，其原始含义，指的是企业资产对企业权益的比率。它衡量的是，企业主自己掏了多少钱，干了多大的事，资产有多少，资产对权益之比，这是杠杆的原始含义。在其他领域运用杠杆率概念，皆属借用，可能有缺陷，在深入研究时需要辅助借用其他一些指标。第二概念是企业资产和负债比，它与资产和权益的关系是一个互补的概念。在资产负债表中，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权益和负债，在杠杆率的概念下讨论的是资产对权益的关系，在资产负债框架下讨论的是资产对负债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资产负债率只的是总资产由借债来支撑的比例。第三个概念是杠杆率，刻画的是某一个主体的债务对GDP的比例。用资产负债表分析的原因：就债务谈债务肯定是片面的，任何一个主体借钱都不是用来玩的，借钱总要还的。债务资金的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留下的资产，或者现金流等，就必须被纳入到框架里讨论。当今表现在宏观层面的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绝大多数并不是实体经济的问题，不是产品的供求问题，而是金融领域出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全新的分析概念和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解释危机，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个分析可以从任何一个点上进行，不妨从金融市场狂泻开始。由于金融市场下泄，于是，在企业方，其资产负债表失衡。大家知道，企业的经营状况，集中反映在它的资产负债表上。不管是实物产品还是金融产品，在市场狂泻之后，马上就会在资产负债表中产生一个失衡，即资产缩水了，但负债的一分钱也不少，于是就出现资产负债不平衡的问题。如果不平衡是短期的，问题还不大，可以在资产负债表内设法挪腾。但是，如果问题长期化，便一定要调整。出现资产负债失衡的时候，已经是技术性破产了。面对此状，可以对外筹资，增加负债，但这样做的本质是借新债还旧债，无非只是将问题向后推。也可以出售资产，用于还债。我们看到，不管继续更大规模筹资还是出售资产，用于还债，总之，企业的行为方式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这就是，企业的行为方式发生了从利润最大化，向债务最小化的180度转弯。就是这个环节，对传统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冲击，因为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企业无论何时何地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它的所有分析，都是以这个假设为前提的。如今，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当企业不得不从利润最大化转向债务最小化的时候，他们从各种途径以各种方式筹来的资金，首先的任务就是还债，是保命，基于此，经济运行的一切都发生了不同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巨大变化。不难看出，以上分析是构筑在非常坚实的微观分析基础上的——债务最小化就是为了保命，就是维持企业的生存，这是第一位的任务。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如果多数企业都是这样，整个社会经济就会急剧萎缩，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假设一个企业去卖资产抵债，有可能卖出个好一点的价钱，但若两个以上企业要卖，就卖不上什么价钱了。危机刚开始的时候，企业开始拼命卖资产，一旦市场供求逆转，资产没有人接手了，它们就开始贬值。这个时候只有国家出手。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的情况。在中国央行，有一个“有效贷款需求不足“的判断，说的是，在经济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会出现一种贷款不足现象：不是中央银行不放水，也不是商业银行不愿意贷，而是没有企业愿意来借钱。这个在情况在中国很普遍。民营企业自己养活自己，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当然不愿意借钱，国企虽有国家撑着，但作为企业它也不愿意借钱，勉强去借，那也是履行政治责任，经济上绝对不划算，于是其债务负担就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实行传统的扩大货币信贷供给的政策来救助危机，就会有大量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里，不可能进入实体经济。我们分析，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最大的变化就是资产里面增加了20%的现金。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面对经济下行，货币扩张是肯定需要的。央行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到了商业银行手里，逼着它往下贷，于是只能贷给三类机构：国企、地方政府和上市公司，这样比较安全。上市公司拿到钱之后，如果是真正的经济主体，它也不会乱投，于是这笔钱就记在上市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造成现金资产增加。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给企业，企业拿到手里还是保留现金形式，不愿意投出去，这就说明，仅仅从需求面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已经手足无措了，于是宏观调控整体地转到供给侧，这是必然。我以为，这正是中央近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原理。 作者：朱云来 第8页： 2000-2016年建筑总规模跟银行债权（国家统计局其他存贷款性公司各类债权合计）比值一直在100%左右。建设靠的是债务，银行系统收取存款后贷款，贷款之外再买入别人的债券，还是债务，所以银行债权代表的是总债务规模，跟建筑总规模这么相近，很明显建设是靠债务支撑的。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是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是国家所面临... 2018-08-28 06:59 作者：朱云来第8页：2000-2016年建筑总规模跟银行债权（国家统计局其他存贷款性公司各类债权合计）比值一直在100%左右。建设靠的是债务，银行系统收取存款后贷款，贷款之外再买入别人的债券，还是债务，所以银行债权代表的是总债务规模，跟建筑总规模这么相近，很明显建设是靠债务支撑的。建产比（建筑总规模/GDP）在2000年是100%左右，到现在是200%多，说明相对同样的生产规模，建设规模越来越大，翻了一倍，这是国家所面临最核心的问题。第10页：假如把中国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当成“中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集公司'，它就是一个800万亿资产的大企业，世界级的大企业。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权回报率在2002年约为9%，2016年到了6%。2002年后曾经有过一段系统性改革，也可以成为'改革红利‘，股本回报不断上升，但2007年以后，就开始系统性下降了。资产收益率原来是3%，现在降到2%。资产周转率从2000年的50%降到目前的30%，投资多了，资产大了，显然周转率就下来了。杠杆率从2002年的260%增加到280%，相当于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65%。这反映了这个经济的趋势性问题。第13页：各行业公司整体回报率是6.6%，我们计算的“中集公司”为7%，二者相当接近；各行业公司回报率是7.2%，我们算的“中集公司”是6%，因而上市公司回报率稍微好一点。奇怪的是，工业利润只有3.6%，回报率只有5.1%，而金融回报率却是12.5%。我们计算的金融负债和资产基本相等，差了一个国际头寸。2002年金融资产是48万亿，根据部分统计数据和我的估算，目前金融资产应该是510万亿。金融资产膨胀了10倍，同样金融负债也翻了10倍。 本质问题是信贷巨额扩张，货币/产值比从一倍到两倍，这种规模靠债务推动的模式，引起的结果一定是投资过剩。另外，杠杆过高，产能过剩，库存过量，增速过缓，利润低下，资产价格通胀，币值压力，都是由此引起来的。 “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韩文秀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最早提出的，报告认为，“在缺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将很难维持其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下降，基于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持续恶化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的典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东... 2018-04-16 00:35  2人喜欢 “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作者：韩文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最早提出的，报告认为，“在缺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将很难维持其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下降，基于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持续恶化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的典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复兴》第17-18页）。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所谓“高收入陷阱”，是指有的国家虽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和持续发展动力，长期在高收入国家的底部徘徊，属于二线水平，没有能够持续上升到如美、日、德那样的一线高收入国家水平。如希腊，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为2.14万美元，10年后的2015年为2.03万美元；葡萄牙2005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81万美元，10年后的2015年为2.05万美元。而美国、德国等本来已是一流高收入国家，却仍在持续增长。如美国人均国民收入2005年为4.47万美元，到2015年增加到5.5万美元；德国由3.48万美元增加到4.58万美元。历史经验表明，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始终存在，从未停止或消失。这包括经济博弈和政治博弈等。20世纪80年代美日之间出现经济博弈。1979年曾有一本名噪一时的书《日本第一》，由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教授所著。曾几何时，日本经济似有超越美国之势，日本的汽车大量出口到美国，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难以招架，日本的外汇储备遥居世界第一（1979年，日本外汇储备达到319.26亿美元，而那时中国只有87.08亿美元），1990年日本银行在全球前10大银行中占据7席，并垄断前6位。然而好景不长，1985年美国通过七国集团会议，达成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政府应对失当，股市、楼市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失去的N年”，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威胁基本消失。从政治博弈看，持续几十年的“冷战”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告终，但美俄之间新的政治角力并未停止，今后还将延续。而现在，中国则是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试图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迟滞、消解是必然的、长期的，有时在表现形式和手段上还是比较激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之间“非典型“修昔底德陷阱””是存在的，甚至是常态，对此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表5.2 国内公共产品和国际公共产品分类表世界领导力不仅是极为稀缺的，需要能力和愿望同时具备，而且培育这种能力需假以时日。现实中，一国世界领导力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要有足够的智慧，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协力有效实施（即集众智、汇众力）的解决方案。无论缺乏能力还是缺乏意愿，都会使世界陷入特定公共产品供给空白或世界领导力缺位，因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和今后几年，应对气候变化就可能出现新的变数，美国主动放弃领导权，国际社会对中国期待很高，但我们仍是发展中国家，能力和意愿如何呢？欧盟等国想推中国举起大旗，我们如何选择？全球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演变史（如20世纪20—30年代），也显示了同样的道理和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治理的某种失序恐难以避免，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塔西佗陷阱”是政府失信行为不断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政府失信如果只是偶尔发生，事后尽快补正，通常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如果政府失信现象接连发生，而且主观宣示与客观效果截然相反，那么就容易被人贴上政府没有公信力的标签，一旦标签化、妖魔化，则恢复原来形象、重拾社会信任就非常难。而且，在现代信息网络社会中，“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特征很明显，少数地方政府的失信行为可能被反复炒作，使各地政府都蒙受失信恶名和实际代价。政府公信力关乎政策执行力，一旦政府失去公信力，则政策再好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造成政府失灵。造成邻避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府缺乏公信力，你再说确保安全无污染无危害，群众就是不相信。就如同凯恩斯所讲的“流动性陷阱”一样，当利率降至不能再低时，再增加多少货币都没有意义，不会对需求产生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