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近代天津广播史
作者：冯帆
ISBN：978-7-5563-0842-2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08
天津在我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同时这里也是我国无线电广播事业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地之一。在1923年上海出现我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后的仅仅两年,天津的广播事业就在日租界起步。近代天津广播发展先后历经了民国期间的四个历史阶段,其间曾经历20世纪30年代中期民营电台的快速发展,遭遇沦陷期间广播事业的全面沉沦,也见证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对广播电台的独霸控制。发展曲折,道路艰辛。本书意在呈现近代天津广播发展的面貌,揭示其在天津近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加全面、客观认识和看待近代天津的广播事业。由于天津在1949年1月15日宣告解放,因此本书对近代天津广播事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25年1月到1949年1月这24年的时间当中。本书主要从政府对天津广播的管控、天津民营电台的创新发展、广播电台与报刊的互动、广播与城市的近代化以及天津广播历史贡献等多个维度论述近代天津广播的发展演变,进而探讨其规律,总结其特点。本书第一章对近代天津的广播发展进行全面的总结和梳理。根据时间发展以及政权更迭的情况,本章分为天津广播的起步、“黄金十年”中广播的快速发展、日伪时期广播沦为殖民统治工具以及抗战胜利后天津广播的短暂复苏与膨胀等几个部分。意在通过梳理近代天津广播的发展全貌,勾勒出几十年间天津广播事业清晰的发展路径,为后文的深入探究做好铺垫。本书第二章从法制和管控的视角分析影响天津广播发展的主因。在无线电广播诞生并传入中国以来,当时的政府采取各种法律和政令通过各种手段对广播事业进行限制和管控,目的就是为了对内实现“举国听一”,将广播这种新媒体技术驯服为政府的统治工具。而日伪当局更是直接将广播电台作为其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的利器加以使用。在当时政府的“专营统制”下天津的广播事业发展虽起步较早但颇受限制,特别是民营广播电台的命运则完全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民国时期传媒业所遭受的空前压迫。直至天津解放,广播事业才获得新生,并将其经验传向全国,成为人民广播事业创立的示范和标杆。本书第三章将研究对象着眼于近代的天津民营电台。天津的民营电台成为广播发展中的一大亮点,其发达程度和数量在全国仅次于上海。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仁昌”“中华”“青年会”和“东方”四大电台为代表,十数家民营电台风起云涌,推动了天津广播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天津社会的近代化。民营电台虽以盈利为目标,但在社会变革和民族危亡之际却往往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操守,这不同于之前相关研究中给民营电台所塑造的见利忘义形象。本书第四章探讨广播电台与近代天津著名报刊以及《广播日报》为代表的专业报刊之间的互动关系。新老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生构建了高度发展的天津新闻传媒事业。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唯一一份广播类日报,《广播日报》搭建起了连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平台,在电台一手节目资源难以保存及找寻的情况下为全面分析近代天津乃至我国广播事业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和信源。本书第五章从广播与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关系上展开分析。在天津近代化及城市化的过程中,广播电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广播的被动收听模式改变了民众的信息接收习惯,让中下层民众第一次有机会参与社会的发展并逐渐抛弃传统的“臣民意识”而形成“公民意识”。广播电台及相关的收音机制造业推动了近代天津工商业的升级转型,最终促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收音机工业中心。广播节目对西方近代文明的传播和对科学教育的重视,加速了天津文化的近代化。同时,节目中富有地方特色的曲艺戏剧节目使得北方传统文化从军阀政客的独享堂戏走向寻常百姓的茶余饭后,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使天津收获了“曲艺之乡”的美名。本书第六章则从纵横两个时空维度上探究天津广播事业的历史贡献。在空间展开的横向维度上比较天津与同时期其他城市广播事业发展的异同,较之上海民营商业电台的发达和南京广州党营电台的一家独大,天津展现了兼容并包的特点,在不同时期商业电台和党营电台各领风骚,各具特色,并因此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在时间发展的纵向维度上,作为中国近代广播事业的起始点之一,天津的广播电台在实践中汇聚南北,连接中外,形成了开放包容多元的特点,并因此一直走在北方乃至全国前列,成为区域广播运营的代表。特别是各电台在政府管控下的应对有方,虽处置圆滑却也显现出天津广播电台的独特之处。本书立足整体,突出特色,力争做到点线结合,以政府对电台的管控、民营电台的发展、广播对城市近代化的贡献等节点为轴,勾连天津广播在近代的整体发展面貌。以期尽量全面且客观地展现近代天津广播事业发展的全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近代天津广播事业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