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在中国发现历史
副标题：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作者：[美] 柯文 (Paul A. Cohen)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06054
出版时间：2017
页数：358
定价：65.00
内容简介： 原作名: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以费正清与列文森为代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红叶西方冲击之后，才能向近代社会演变。相反，柯文则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科性协作研究。美国史学界第一次对中国中心观做出明确详细的描述，也是对几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三种主要模式进行批判性总结的第一部著作。 每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柯文揭开了塑造和扭曲美国关于19、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的隐藏假设。他道出了大多数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过去所提的问题，以及他们据此写出的历史，既受他们自己的文化偏见所限制，也为中国自身的历史现实所左右……一次提升意识的体验。——《美国历史评论》 柯文，1934年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1985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 译者简介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香山、北京西郊、张家口和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长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Associate)直至2015年7月去世。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发表中英文论文约40余篇，译著数本，专著代表作为《林同奇文集：人文寻求录—... 柯文，1934年生，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1985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 译者简介 林同奇，1923年生于北京。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194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香山、北京西郊、张家口和洛阳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长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任研究员(Associate)直至2015年7月去世。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发表中英文论文约40余篇，译著数本，专著代表作为《林同奇文集：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 张隆志，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供职于台湾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并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台湾社会文化史、比较殖民史、史学史及公共历史。已出版研究专著《族群关系与乡村台湾》，口述历史《坐拥书城》（合著），史料集《恩典之美》（合编），以及中英日韩文学术论文多篇。 肖艳明，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前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董事总经理，哈佛大学香港同学会前会长。 这套丛书还有 《安第斯山脉的生与死》,《百年战争·第一卷》,《北京的隐秘角落》,《无情的革命》,《巨变》 等。 中国中心论的观点早已不是学术新星了，但确是我第一次静心读它提纲挈领之作。“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模式的梳理，和“内部取向“，”横向区分地区差异”“纵向区分社会阶层”以及“鼓励跨学科研究”的中国中心研究范式，在这本薄薄的书中一一阐述。每章论文的结构都是传统而经典的，从文献梳理、观点反驳，到范式的提出，结构清晰，严谨。值得后辈学习。真有些想继续好好做学术呀。 薄薄一册书有近一百页的前言，罗列了大量西方汉学解构方法，系统阐述了作者的思路:冲击回应(双变量完善)，以中国资料为核心(去标签化)，横轴以区域为主体(由外层入内)，纵轴偏向中下阶层。看完的感觉是，之前那本《历史三调》需要二刷了。 专业性太强，虽然书中的观点现在已经比较常见了，在80年代还是很难得的。全书330页，各种序言100多页，看完译者的序言再看正文，帮助理解。 准确的说这应该是一本讲述如何解读历史的历史类书籍。作者叙述了美国历史学者对中国历史从冲击-分离到近代-现代再到帝国主义的几种不同叙事方式的解读过程，更多的是以评论而非陈述的方式表达，相比较（自己）思维中已经成型的观点，确实能让人有别开生面之感，开卷有益系列。 事实上所有史家——不仅包括从外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美国史家，也包括从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中国史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局外人。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自己所处的环境囚禁，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我们每个人都势必通过自己的词语与概念，使自己心神贯注之事影响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而限定我们所寻回的历史真理。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作为一个中国人读了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写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上面那句话最先蹦入我的脑海中。这句话出自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萨义德将其引用，放在自己《东方学》一书的开头。马克思似乎... 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 ----柯文教授访谈录 * 周 武 李德英 戴东阳 * 本次访谈得到林同奇教授（《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文本译者）许多具体的帮助，访谈录整理稿经柯文教授审阅和订正，在此一并致谢！ 〔提要〕柯文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曾任威尔斯利学院历史系主任、教授... 这本书的封面有一张插图，让我印象深刻。那是一个世界地图的东半球平面图，中国赫然在图画的中间（大约），而图画四周是几个电脑制成的大箭头、小箭头、粗箭头和细箭头，它们的尖端都指向了中国的腹地（确切的讲，我觉得它们指向的是东南亚海域，但是作图者的原本的想法肯定是...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史家解释鸦片战争（1839-1842）到义和团起义（1899-1900）这段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这两个概念。这一理论框架所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这种提法又意... 没有中心的中国中心观 ——关于近代史研究立场、模式与方式的思考 上世纪八十年代，柯文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美国出版，此书在全面批判战后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他指出战后美国学者的著作“... 近日读柯文的这本书（02年增订本），有很多并不成系统的想法，其中一些是强化了过去的看法，另外一些则是新的。该书系统批判总结了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史研究，包括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以及帝国主义模式，我无意在这重复归纳作者的观点，也没那个全... 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很早。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第一套藏書來自於老佛爺慈禧的饋贈，這從側面表現出美國對於中國的研究熱情萌芽極早。至此書出版的一九九七年時，美國的漢學研究早經開枝散葉，無論是研究深度還是研究廣度都已經執世界漢學研究的牛耳了。在先秦與趙宋以後這... 在读这本书之前，多次尝试读汉学家的著作，但是都没有一本是能读到其一半的。往往是书的名字和它的选题很吸引，但是我的思维有点转不过来，还有文字味如嚼蜡，实在是很难坚持。读这本书是因为一位老师的推荐，而且老师还亲自把书借给我，我当然要认认真真的读啦！ 这本书我觉得... 这本书比较是一部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书中通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分析，总结了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三种理论框架，即冲击-回应框架、传统-近代取向、帝国主义取向，分别介绍了三种框架的代表作、主要观点、存在问题和... “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互相矛盾，甚至无法理解……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 （以下第 284 页）本书考察的三种模式不足为怪都代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性质，这种性质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思想的附属物。……冲击 -回应模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回应来描绘中国现实。近代化或传统-近代模式，基本上是冲击 — 回应模式的放大。冲击-回应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 2019-04-30 06:39 （以下第 284 页）本书考察的三种模式不足为怪都代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性质，这种性质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思想的附属物。……冲击 -回应模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回应来描绘中国现实。近代化或传统-近代模式，基本上是冲击 — 回应模式的放大。冲击-回应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于比较全面地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除了西方被不加分析地封为救世主之外，凡属重要的历史变化都被狭隘地说为西方所经历过的近代社会进程（或各种进程的组合）。……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以下第 285页）想象的是 ，除了近代化的变化外，还有任何什么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凡赞成帝国主义模式的解释是 19~20 世纪中国历史最好办法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冲击 — 回应模式和近代化模式的对立面上。……帝国主义取向像其他两个取向一样，也把工业化的近代化描绘成一件真正的好事，而且和它们一样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必要的历史先决条件，无法独立产生工业革命，因此得直接或间接地依靠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拥护帝国主义模式的人还认为伴随着这种经济近代化，必然会发生 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赞成其他两种取向的人则并不同意这种极端重要的假设（或者最多只半心半意或很晚才表示同意）。但是，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帝国主义模式）或都隐含地（如冲击-回应模式或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 19~20 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切可能。 教案往往不是自发的，而是事先经过策划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组织的。在这种时候，绅士和官员阶层所起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主要通过散发煽动性的反基督教传单布告，绅士阶层一方面可以对外国人的活动制造一种谣言四起，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又一方面可以使非基督教民众在直接接触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时所积累起来的猜疑，恐惧，愤怒不满的情绪爆发出来。 在上述全部过程中，政府官员们的作用有时和绅士的作用十分类似。但一般说来，采... 2018-10-30 16:05 教案往往不是自发的，而是事先经过策划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组织的。在这种时候，绅士和官员阶层所起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主要通过散发煽动性的反基督教传单布告，绅士阶层一方面可以对外国人的活动制造一种谣言四起，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又一方面可以使非基督教民众在直接接触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时所积累起来的猜疑，恐惧，愤怒不满的情绪爆发出来。在上述全部过程中，政府官员们的作用有时和绅士的作用十分类似。但一般说来，采取的形式比较间接，被动。官员们给予绅士几乎全部的宣传自由，而且当教案发生时，很少采取反对措施，就这样他们给绅士阶层提供了一个比较没有障碍或风险较小的活动天地。排外主义是否都是“真正的”排外呢？它是否有时候是由于政治原因引起的？当然在19世纪的中国，触发真正的排外情绪的因素确实多。但并不意味着在一定形势下，排外主义就不可能为人们所利用操纵，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有意采取极端的排外立场，并不是他们真是激烈排外，而是这是阻止群众把排外情绪的矛头转向自己的唯一办法。真正的排外主义是什么呢？首先是各阶层共有的以忿怒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其次是没有受过教育阶层的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也许将这类排外主义称为仇外，恐外心理更加妥当；再次是受教育阶层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它基础是对中国文化极为强烈的优越感；最后是为数较少但日益增长的中国雏形民族主义者所特有的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 “西方所冲击的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且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文化：这个文化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 2018-10-30 12:39 “西方所冲击的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且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文化：这个文化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 《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这本书讨论东周后期东南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被重新述说。它也讨论更为宽广的历史问题：为何人们在集体或个人生命的某些时刻，会特别被历史故事所吸引？这些叙事通常来自遥远的古代，但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产生密切共鸣。 勾践的故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童而言，就如同美国青少年对亚当夏娃或戴维和歌莉娅的圣经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虽然它在中国文化世界... 2018-10-30 12:11 《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这本书讨论东周后期东南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被重新述说。它也讨论更为宽广的历史问题：为何人们在集体或个人生命的某些时刻，会特别被历史故事所吸引？这些叙事通常来自遥远的古代，但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产生密切共鸣。勾践的故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童而言，就如同美国青少年对亚当夏娃或戴维和歌莉娅的圣经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虽然它在中国文化世界中有深远影响对美国（非华裔）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而言却十分陌生。显而易见，这个故事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建构，存在于每个社会。也是每个在此社会成长受教育的成员，自幼接受灌输的文化素养。但对于局外人而言，他们对此文化的认识主要通过书本和成年后的短期居住或旅行经验，从未接触或注意到此类故事。由于此一特别的情境，美国（及西方）历史学者作品中，完全忽略了勾践的故事在过去百年来中国的流传过程。和美国学者不同，中国学者均十分熟悉勾践的故事，也非常了解它在20世纪的广泛流传和引用。如一位中国同事所说”这个故事深植在我内心“。但我也发现中国学者很少将勾践的故事和其本身历史间的关系，视为值得严肃探讨的话题。我推想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均已经接受此故事与其历史间的关系为既成事实。他们从小便被灌输以古鉴今的观念，因此也直觉地从此类故事中寻求历史教训和指引，却很不容易退一步思考，客观地探究故事与历史间的重要关系，无论对中国或其它文化均如此。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两本不同的书摞在一起，一本读完了就此揭过，而更像是一种颜色的饮料漏进另一种颜色的饮料中。 2018-09-04 16:10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两本不同的书摞在一起，一本读完了就此揭过，而更像是一种颜色的饮料漏进另一种颜色的饮料中。 维克托里诺▪特杰拉 (Victorino Tejera) 曾指出美国哲理性史学的实用主义根源，他说：“北美的哲理性史学是土生土长的，因为它的崛起是由两个具有美国思想家特色的复杂思想促成的。一个是‘经验’这一概念，他经过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充实具有在行动中相互作用的含义，而英国的经验主义则把‘经验‘的内容弄得如此贫乏，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用它来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即用它来正确地综合理解艺术、科学、历史或者... 2018-04-04 13:39 维克托里诺▪特杰拉 (Victorino Tejera) 曾指出美国哲理性史学的实用主义根源，他说：“北美的哲理性史学是土生土长的，因为它的崛起是由两个具有美国思想家特色的复杂思想促成的。一个是‘经验’这一概念，他经过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的充实具有在行动中相互作用的含义，而英国的经验主义则把‘经验‘的内容弄得如此贫乏，以致我们根本无法用它来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考，即用它来正确地综合理解艺术、科学、历史或者人类发展过程。另一种思想是皮尔斯 （C. S. Pierce）的，他认为真理是从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进行试验的研究者组成的不断前进的群体中逐步产生的，它随时得到纠正或给予重新界说。’’（见 Victorino tejera, History as a Human Science: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Some Classic American Philosophiers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4, p.129, p.8）大家知道詹姆士和皮尔斯是美国实用主义的肇基人，如果说前者给史学的本体论定了基调，后者则给它的认识论下了界说。特别是“经验”一词经过詹姆士的发挥，超越了英国经验主义的贫乏的内容和欧洲大陆过分理性化的理解，对美国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史家詹姆士▪亨伦特（James Herretta）在阐述实用主义对美国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时说：“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体现了对人类知识的现象学的理论。这种认识论，经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发挥，把个人的‘感知、判断、经验和意愿’这类‘纯粹现象’作为出发点。对人类社会现实采取的这种认知观点（cognition approach），在当代则表现在许多美国人类学家的人种学研究方法与目的之中。”现象学对“存在”或“现实”这一根本问题采取了不可知或不必知的态度。所谓“认知取向”在这里是指美国认知人类学派认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类在适应环境、改造环境中形成的一套内在化（internalized）的认知规则。例如，一些研究美国学的学者认为“开展美国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美国人赋予他们环境以某种意义的深层结构的行为”。柯文曾同意美国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看法，认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整个史学界新思想的主要源泉一般说已从社会学转向人类学”，并曾热烈赞扬孔飞力（Philip Kuhn）成功地使用人类学的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柯文史学思想中的认识论前提实际上是直接或通过人类学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这本书讨论东周后期东南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被重新述说。它也讨论更为宽广的历史问题：为何人们在集体或个人生命的某些时刻，会特别被历史故事所吸引？这些叙事通常来自遥远的古代，但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产生密切共鸣。 勾践的故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童而言，就如同美国青少年对亚当夏娃或戴维和歌莉娅的圣经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虽然它在中国文化世界... 2018-10-30 12:11 《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这本书讨论东周后期东南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被重新述说。它也讨论更为宽广的历史问题：为何人们在集体或个人生命的某些时刻，会特别被历史故事所吸引？这些叙事通常来自遥远的古代，但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产生密切共鸣。勾践的故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童而言，就如同美国青少年对亚当夏娃或戴维和歌莉娅的圣经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虽然它在中国文化世界中有深远影响对美国（非华裔）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而言却十分陌生。显而易见，这个故事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建构，存在于每个社会。也是每个在此社会成长受教育的成员，自幼接受灌输的文化素养。但对于局外人而言，他们对此文化的认识主要通过书本和成年后的短期居住或旅行经验，从未接触或注意到此类故事。由于此一特别的情境，美国（及西方）历史学者作品中，完全忽略了勾践的故事在过去百年来中国的流传过程。和美国学者不同，中国学者均十分熟悉勾践的故事，也非常了解它在20世纪的广泛流传和引用。如一位中国同事所说”这个故事深植在我内心“。但我也发现中国学者很少将勾践的故事和其本身历史间的关系，视为值得严肃探讨的话题。我推想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均已经接受此故事与其历史间的关系为既成事实。他们从小便被灌输以古鉴今的观念，因此也直觉地从此类故事中寻求历史教训和指引，却很不容易退一步思考，客观地探究故事与历史间的重要关系，无论对中国或其它文化均如此。 教案往往不是自发的，而是事先经过策划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组织的。在这种时候，绅士和官员阶层所起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主要通过散发煽动性的反基督教传单布告，绅士阶层一方面可以对外国人的活动制造一种谣言四起，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又一方面可以使非基督教民众在直接接触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时所积累起来的猜疑，恐惧，愤怒不满的情绪爆发出来。 在上述全部过程中，政府官员们的作用有时和绅士的作用十分类似。但一般说来，采... 2018-10-30 16:05 教案往往不是自发的，而是事先经过策划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组织的。在这种时候，绅士和官员阶层所起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主要通过散发煽动性的反基督教传单布告，绅士阶层一方面可以对外国人的活动制造一种谣言四起，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又一方面可以使非基督教民众在直接接触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时所积累起来的猜疑，恐惧，愤怒不满的情绪爆发出来。在上述全部过程中，政府官员们的作用有时和绅士的作用十分类似。但一般说来，采取的形式比较间接，被动。官员们给予绅士几乎全部的宣传自由，而且当教案发生时，很少采取反对措施，就这样他们给绅士阶层提供了一个比较没有障碍或风险较小的活动天地。排外主义是否都是“真正的”排外呢？它是否有时候是由于政治原因引起的？当然在19世纪的中国，触发真正的排外情绪的因素确实多。但并不意味着在一定形势下，排外主义就不可能为人们所利用操纵，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有意采取极端的排外立场，并不是他们真是激烈排外，而是这是阻止群众把排外情绪的矛头转向自己的唯一办法。真正的排外主义是什么呢？首先是各阶层共有的以忿怒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其次是没有受过教育阶层的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也许将这类排外主义称为仇外，恐外心理更加妥当；再次是受教育阶层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它基础是对中国文化极为强烈的优越感；最后是为数较少但日益增长的中国雏形民族主义者所特有的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 （以下第 284 页）本书考察的三种模式不足为怪都代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性质，这种性质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思想的附属物。……冲击 -回应模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回应来描绘中国现实。近代化或传统-近代模式，基本上是冲击 — 回应模式的放大。冲击-回应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 2019-04-30 06:39 （以下第 284 页）本书考察的三种模式不足为怪都代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性质，这种性质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思想的附属物。……冲击 -回应模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回应来描绘中国现实。近代化或传统-近代模式，基本上是冲击 — 回应模式的放大。冲击-回应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于比较全面地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除了西方被不加分析地封为救世主之外，凡属重要的历史变化都被狭隘地说为西方所经历过的近代社会进程（或各种进程的组合）。……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以下第 285页）想象的是 ，除了近代化的变化外，还有任何什么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凡赞成帝国主义模式的解释是 19~20 世纪中国历史最好办法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冲击 — 回应模式和近代化模式的对立面上。……帝国主义取向像其他两个取向一样，也把工业化的近代化描绘成一件真正的好事，而且和它们一样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必要的历史先决条件，无法独立产生工业革命，因此得直接或间接地依靠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拥护帝国主义模式的人还认为伴随着这种经济近代化，必然会发生 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赞成其他两种取向的人则并不同意这种极端重要的假设（或者最多只半心半意或很晚才表示同意）。但是，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帝国主义模式）或都隐含地（如冲击-回应模式或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 19~20 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代史的一切可能。 教案往往不是自发的，而是事先经过策划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组织的。在这种时候，绅士和官员阶层所起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主要通过散发煽动性的反基督教传单布告，绅士阶层一方面可以对外国人的活动制造一种谣言四起，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又一方面可以使非基督教民众在直接接触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时所积累起来的猜疑，恐惧，愤怒不满的情绪爆发出来。 在上述全部过程中，政府官员们的作用有时和绅士的作用十分类似。但一般说来，采... 2018-10-30 16:05 教案往往不是自发的，而是事先经过策划并在某种程度上经过组织的。在这种时候，绅士和官员阶层所起的作用就变得十分重要。主要通过散发煽动性的反基督教传单布告，绅士阶层一方面可以对外国人的活动制造一种谣言四起，草木皆兵的紧张感；又一方面可以使非基督教民众在直接接触传教士及其追随者时所积累起来的猜疑，恐惧，愤怒不满的情绪爆发出来。在上述全部过程中，政府官员们的作用有时和绅士的作用十分类似。但一般说来，采取的形式比较间接，被动。官员们给予绅士几乎全部的宣传自由，而且当教案发生时，很少采取反对措施，就这样他们给绅士阶层提供了一个比较没有障碍或风险较小的活动天地。排外主义是否都是“真正的”排外呢？它是否有时候是由于政治原因引起的？当然在19世纪的中国，触发真正的排外情绪的因素确实多。但并不意味着在一定形势下，排外主义就不可能为人们所利用操纵，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政府在有些情况下，有意采取极端的排外立场，并不是他们真是激烈排外，而是这是阻止群众把排外情绪的矛头转向自己的唯一办法。真正的排外主义是什么呢？首先是各阶层共有的以忿怒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其次是没有受过教育阶层的以恐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也许将这类排外主义称为仇外，恐外心理更加妥当；再次是受教育阶层以蔑视为核心的排外主义，它基础是对中国文化极为强烈的优越感；最后是为数较少但日益增长的中国雏形民族主义者所特有的以自愧为核心的排外主义 “西方所冲击的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且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文化：这个文化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 2018-10-30 12:39 “西方所冲击的不只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朝代，而且是一个正在衰亡的文化：这个文化很可能就要从自身内部生成某种社会与政治组织的新形式” 《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这本书讨论东周后期东南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被重新述说。它也讨论更为宽广的历史问题：为何人们在集体或个人生命的某些时刻，会特别被历史故事所吸引？这些叙事通常来自遥远的古代，但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产生密切共鸣。 勾践的故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童而言，就如同美国青少年对亚当夏娃或戴维和歌莉娅的圣经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虽然它在中国文化世界... 2018-10-30 12:11 《与历史对话：20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这本书讨论东周后期东南越国国王勾践的故事，如何在20世纪的中国被重新述说。它也讨论更为宽广的历史问题：为何人们在集体或个人生命的某些时刻，会特别被历史故事所吸引？这些叙事通常来自遥远的古代，但与他们当时所处的情境产生密切共鸣。勾践的故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童而言，就如同美国青少年对亚当夏娃或戴维和歌莉娅的圣经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另一方面，虽然它在中国文化世界中有深远影响对美国（非华裔）的中国近代史学者而言却十分陌生。显而易见，这个故事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建构，存在于每个社会。也是每个在此社会成长受教育的成员，自幼接受灌输的文化素养。但对于局外人而言，他们对此文化的认识主要通过书本和成年后的短期居住或旅行经验，从未接触或注意到此类故事。由于此一特别的情境，美国（及西方）历史学者作品中，完全忽略了勾践的故事在过去百年来中国的流传过程。和美国学者不同，中国学者均十分熟悉勾践的故事，也非常了解它在20世纪的广泛流传和引用。如一位中国同事所说”这个故事深植在我内心“。但我也发现中国学者很少将勾践的故事和其本身历史间的关系，视为值得严肃探讨的话题。我推想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均已经接受此故事与其历史间的关系为既成事实。他们从小便被灌输以古鉴今的观念，因此也直觉地从此类故事中寻求历史教训和指引，却很不容易退一步思考，客观地探究故事与历史间的重要关系，无论对中国或其它文化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