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纵乐的困惑
副标题：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作者：【加】卜正民
出版社：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49587506
出版时间：2016
页数：384
定价：49.80
内容简介： 《纵乐的困惑》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也是海外汉学的经典之作，曾获得2000年的列文森奖。 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明初朱元璋为小国寡民之乡一手打造的通讯网络，成了商业世界赖以成长的奠基石。人们追逐着时尚，享 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真金白银，换作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在明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金钱似乎成了唯一的筹码，旧有的社会身份乃至道德的界线，都模糊得让人困惑。 卜正民凭借他那高超的叙事技巧，把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种人物及其故事串联成一幅幅生动的社会世相，同时保有学术写作的严谨与深刻，对明代文化、社会的洞见仍令人有所启发。 【编辑推荐】 ★ 美国汉学最高奖项列文森奖获奖作品，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经典之作——史景迁、司徒琳、宋汉理等海外学者极力推荐，作者... 《纵乐的困惑》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也是海外汉学的经典之作，曾获得2000年的列文森奖。 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明初朱元璋为小国寡民之乡一手打造的通讯网络，成了商业世界赖以成长的奠基石。人们追逐着时尚，享 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真金白银，换作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在明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金钱似乎成了唯一的筹码，旧有的社会身份乃至道德的界线，都模糊得让人困惑。 卜正民凭借他那高超的叙事技巧，把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种人物及其故事串联成一幅幅生动的社会世相，同时保有学术写作的严谨与深刻，对明代文化、社会的洞见仍令人有所启发。 【编辑推荐】 ★ 美国汉学最高奖项列文森奖获奖作品，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经典之作——史景迁、司徒琳、宋汉理等海外学者极力推荐，作者为中文版撰写全新序言。 ★ 史家妙笔，随书附数十幅插图，生动再现明代三百年的文化变迁——既有大时代的宏观视角，也有小人物的人生遭遇，集生动叙事与严谨分析于一体，是了解明代社会文化的必读书。 ★ 重估明代商业的历史角色，商品经济该为明朝的灭亡“埋单”吗？——阶级界线模糊，物质欲望膨胀，在晚明清初的士大夫看来，社会的种种道德堕落是商业发展造成的恶果。三百多年后再回望，我们或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 卜正民把明王朝那个捉摸不定的迷人世界，放入一个概念清晰的时间框架里，即使你不具备任何专业知识，也能畅读其中。本书记录了各色各样的明代人物与他们各色各样的问题，还有那个世界里的要物：砖与桥，市场、寺院与邮政，女性与时尚，印刷业，激情与征兆。本书把明代生活的全貌——这么一个活力澎湃的复杂体——展现出来，在英语世界里当属首见。 ——史景迁 卜正民利用了各种各样的一手和二手材料，特别是他所熟悉的明清地方志、商人手册、路程指南，还从古籍里挑选出丰富的插图（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穿插在自己的平铺直叙中，把我们带入书中的世界，让我们确切体会到当时的日常劳作、旅游、消费，也让我们看到，在中华文明遭逢重大变化之际，那些财富新贵怎样惺惺作态，而上流阶层又处于怎样的焦虑状态中。 ——司徒琳 卜正民（Timothy Brook）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15—2016年度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曾任多伦多、斯坦福、牛津等大学历史学教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中国近代史、全球史，并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帝制中国历史》主编。2005年获加拿大历史协会颁发的历史学奖项弗朗索瓦‧泽维尔‧加诺奖章，2006年获颁古根海姆学术奖。 代表著作有《纵乐的困惑》《为权力祈祷》《维梅尔的帽子》《秩序的沦陷》《塞尔登的中国地图》等。 特别好读，像是看四季明代民生小说。秋天来了，冬天还会继续，四季轮替就像书里的社会价值体系，看似不断的在变化，然而仍逃脱不了固有的阶级和观念。 细碎了些。当然我看得也磨蹭。最喜欢的还是水陆交通部分的真人版详述，小惊艳是他对时尚概念的解读。 非常好看，字面意义的好看！——很多始料未及的东西：比如在女性话题上，作者讨论明代女性除了扮演“节妇”以外的公共角色：女性创业做“卖婆”（主妇微商的雏形）。“艺妓”的形象。（那种养成系又殉情的故事，失意士大夫自high治愈系。）活字印刷发达，信息爆炸，邮政方便，书肆向全国宅女征稿发诗集。还有女扮男装招妓的，招娈童男妓。还有溺杀女婴背后的经济因素。全书最好看的是“士大夫阶层”和“商人阶层”的爱恨情仇！... 非常好看，字面意义的好看！——很多始料未及的东西：比如在女性话题上，作者讨论明代女性除了扮演“节妇”以外的公共角色：女性创业做“卖婆”（主妇微商的雏形）。“艺妓”的形象。（那种养成系又殉情的故事，失意士大夫自high治愈系。）活字印刷发达，信息爆炸，邮政方便，书肆向全国宅女征稿发诗集。还有女扮男装招妓的，招娈童男妓。还有溺杀女婴背后的经济因素。全书最好看的是“士大夫阶层”和“商人阶层”的爱恨情仇！！士大夫痛恨商人，大概不为后者俗，而是有经济动因的——他们没有土地，免除徭役。而在王朝更迭的乱世，活得下去的士大夫，必须能倒卖西瓜。那些商人如何附庸风雅，摆拍造型，学习收藏鉴赏古玩的装b指南。明后期的超A货，意大利人利玛窦都看不下去了。还有讲官船带私货贩卖的。冬春夏秋，娓娓道来，这书太好看 想到人类在全无流体力学知识的时就开始治理河道，在没有宏观经济的概念时就开始印发货币，在不知道怎么消除辐射时就开始利用核能...... 文笔平顺而不失趣味，可读性强。本人无相关专业背景亦无相应鉴别能力，故无法从专业研究者评判，只出于读闲书消磨时间而已。 略略翻过，总觉得在讲故事上，卜氏比起史景迁还是差了一丢丢。不过在如此篇幅内勾勒出了一个明代商业生活景观，委实不易。明代的冬、春、夏、秋，虽然有所隐喻企图，但也总觉得有点刻意。大概是没有细读，对材料背景不熟悉的缘故吧。 借助季节隐含的特质来划分章节，相较于传统的分期法来说别具匠心。 虽然在历史性的叙述中依然注重对比，但并没有用平铺直叙的对称结构来表现，因此并不僵硬，行文颇为流畅，一个人就作为带出一个季节的节点与阐述生发的关节，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由秋入夏逐渐被彰显，从而形成消费由中期萌发到晚明纵乐的总体印象，也正是本书观点所在。 唯一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选择这几个人？是否还有其他相抵忤或更普遍的类似个案？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认为，明中叶的中国经历了一次“商业革命”。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为学界高度重视，和其他四个问题并称为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并最终被定为官方论断。尽管“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被认为是一个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伪命题，然而我们... 加拿大学者写的一本关于中国明代商业与文化的书。 这本书的写法比较特别，作者把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冬、春、夏、秋。冬代表安静和静谧，是晚明时期一个作者（也是贯穿本书的重要人物）对明初回忆时的想法。本书从这位晚明作者的感受开始，结合浩如烟海的史料，尤其是大量的地...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从一块明砖开始的描述 加拿大籍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对中国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史描述，是从南京老城墙上的一块砖开始的，那砖上烧刻有当时窑工的姓字。但那块砖至今还镶嵌在那里，历史学家也无法取下来，于是就开始... 1.歐洲人也許已經具備了環航全球的技術能力，但是他們的“貿易”并非建立在市場或國內自身充足生產的基礎上。這種“貿易”依賴掠奪和奴役他人，破壞既有的貿易網絡，以極低價買人金屬、毛皮和香料，然后高價售出。尼可雷想從中國購買物品，但他沒有東西出售，他所能提供的只有... “商业到底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众和个人生活的行为方式呢？是不是这些改变引起了明后期中国所面临的明显的危机？或许恰是流动和商业，通过扩展社会生活的范围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构造，保证了由士绅控制的世界能够团结一致，即使在王朝分崩离析的时候。” Timothy... 其实一直想先看《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这本书，没想到先读了《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两本书的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加拿大人，1951年生。多伦多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长期在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历史，1997... This work is wittily woven together with the four seasons as four chapters, resonating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It is meant to b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ynasty. To this purpose, it adopts some historical people’s perspective(Dramatis... 最初接触明史得益于当年明月的 《明朝那些事》通过一些感性的了解让我初步了解明一朝的发展脉络，随岁月流逝但自己对明史那份钟情亦越发浓厚 读《万历十五年》时黄仁宇先生反复强调的明朝是一个缺乏数字化管理的朝代，朱元璋渴望回归小国寡民式理想社会，是其明帝国渐成为停滞... 本书是加拿大著名汉学家卜正明所写的旨在论述明代商业发展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著作。书中运用了大量的地方志和笔记小说，并以极佳的文笔来描写明代士绅、商人和普通百姓的社会生活，生动有趣又不乏深度思考。本书按照明代后期的一个不太有名的湖北官绅张涛在安徽歙县当知县时主... 游园推荐，明史佳作！读毕：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加）卜正民/2004-01/三联书店/ 20.00/平装/ 方骏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也即每一本史书都是一本当代史！历史的阅读除了猎奇而更多是以求清楚自己从哪里来的问题！ 正如卜正民在序言中所写：“中国的... 商品经济中追逐时尚的冲动本身可能非常简单，但这种冲动表现出来的的形式却极其复杂。首先，时尚是在永恒的失望和失败中不断变化的。因为时尚是用来区别出类拔萃和平庸通俗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在时尚追逐中败北；否则，每个人都变得风流倜傥，出色与平庸便无法区分。时尚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边界在不断地移动，总是有新的标准被不断地制定出来，使那些正在趋近于现行标准的人遭到挫折。鉴赏家必须得比纯粹的收藏者先行一... 2017-03-09 15:00  3人喜欢 商品经济中追逐时尚的冲动本身可能非常简单，但这种冲动表现出来的的形式却极其复杂。首先，时尚是在永恒的失望和失败中不断变化的。因为时尚是用来区别出类拔萃和平庸通俗的，大多数人肯定会在时尚追逐中败北；否则，每个人都变得风流倜傥，出色与平庸便无法区分。时尚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的边界在不断地移动，总是有新的标准被不断地制定出来，使那些正在趋近于现行标准的人遭到挫折。鉴赏家必须得比纯粹的收藏者先行一步，真正的优雅一定要比徒有其表者技高一筹。 两个小点[u1] ：①作者的外国人的视角：“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的生活中，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②历史与当下的呼应：“明初从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 2019-02-22 19:48  1人喜欢 两个小点 ：①作者的外国人的视角：“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的生活中，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②历史与当下的呼应：“明初从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当我将这一变化呈献给读者时，我清楚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的某些相似之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作者见证了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转向市场经济，城市商品经济取代农村农业经济，而人们也经历了旧有的道德体系和观念的瓦解：七十年代末思想贫乏的焦虑、八十年代的文化危机，以及九十年代金钱成为无可争辩的主人。关于这本书：它不是一部明朝经济史，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的国度的文化史，它关于商业对明代社会的影响。这本书正文分为四章，以四季（冬、春、夏、秋）划分，暗合了明朝的商业从萌芽状态点滴壮大、繁盛的过程。第一章这一章讲了明朝初年的四个方面：户籍制度、交通制度、教化和商业。洪武帝给他的国家规划的蓝图是：有少数德高年长的耆老管理着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种田者与土地紧密结合，手工业者被束缚在官营作坊中，商人互通生活的有无，士兵驻守边塞，知识阶层掌握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推行了里甲制度 。以十户为一甲，相邻的十甲组成一里。每甲设置一个“甲首”，由甲中人轮流担任。每里中的十户富裕人家被专门挑出来做里长，一年一换。甲首和里长属于地方基层的官长，主要负责人口调查和向各户征发徭役和其他杂役。在他们之上，是地区性的税收官员“粮长”。作者把这种制度设计称为机械团结，但是他指出在现实中因为贫富差距和血亲关系的存在，形成的是“被财富和亲属关系阶层化了的自然村落”，而不是想象中的无差别的基层社会体。同时，里甲制度统计人口数，并直接与赋税挂钩，但是这样也容易导致人们隐匿人口，尽管明朝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也依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再加上人们为了生存而开拓荒地，或者是经商而游离四方，各种各样的空间重组和人口流动都在发生，所以里甲制度在“均平”和人口控制上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上，政府设立了通政司 ，它的前身是查言司。此外，还定期发行《邸报》。从国家管理的层面看，明政府启动了驿传（信使）、急递（邮政）和递运（运输）系统来实现政府与各级政府间的信息传播、谷物和其他赋税征收物的运输，以及士兵和服役人员的调遣。作者在书中写了两个事例，一个是波斯使节从嘉峪关到北京的陆路行程，一个是遭遇海难的朝鲜人沿着大运河进入北京的旅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驿站制度的一些信息，比如它们通常设立在人口集中之处、有固定的间隔距离、提供的服务类型（马匹、食物、铺盖等）、人员 、管理制度 等。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大运河。永乐迁都之后，为了运送税粮重新疏浚了北段的运河，在使用中其他各段也得到疏通和重新设计，而且大运河并没有被限定在官用的范围内，所以它给私人贸易也提供了便利，并且刺激商业网络向运河腹地延伸，逐渐成为了南北商业的动脉。至于交通工具方面，明代中国舟多于车，特别是在江南地区，通过帆、桨、舵、吃水度的不同组合，可以制造出适应不同水文环境的船。便利的船舶交通得以实现，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政府修建的因素（出于控制太湖水位的目的），高效的水系运转网络改善了国家交通，也密切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明初的教化主要体现在公共宣传亭制度以及刻印上。在旌善亭中张贴和诵读本地道德模范的名字，申明亭公布犯人的名字和恶迹，此外婚约、田产、斗殴等纠纷也在亭子里集会解决。发行各类标准版本的儒家书籍、行政手册、道德读本、皇帝个人劝谕和斥责的汇集本等是教化的另一种方式，“这位中国皇帝是通过大量印行他想要人们阅读的书籍的方法来控制出版业的。”尽管在传统的设想中乡村社会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彼此独立的状态，但现实与想象是大相径庭的，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只不过是迎合统治者渴望长治久安心理的理想图景，“不仅仅是女子下地劳动，而且不论男女，都在国家维系的通衢中交换产品，各取所需。一旦明政府恢复了贸易所赖以发展的交通系统，从而改进了人与物流动的速度与环境时，商业只会变得更为活跃。”明朝建立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年景好的时候农产品甚至会出现剩余，于是丰歉之别和贫富不均就带来了物品的买卖，并最终导致劳动的买卖。而在商货流通、集散和运输的地方，则出现市场，通常县治有每天都开的永久性市场，在河流交汇或军事要塞会有定期开放的集市，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甚至有多个全天市场，并且彼此各有分工。可见当时商业经营的兴盛。这时的商业开始入侵士绅的生活，作者在书中以奢侈品贸易为例（因为有记载可循）。上层士绅是昂贵物品的拥趸，他们通过可获得的物品来确认社会地位，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所以他们需要和市场打交道，反过来这种需求又刺激了生产发展，附带活跃了奢侈品替代市场。 本章最后记述了邓茂七领导的一场农民起义，他最初的诉求是要求废除“冬生”，也就是在地租之外供给地主的粮食、家禽和燃料。作者对此的分析是说，这表明商业发展、白银需求增加之后，佃农不再将自己与地主看作是人身依附的关系，而是倾向于一种契约性的关系，除了租佃契约中规定的内容外不应该有任何额外要求。这一章可以看出商业的发展在慢慢的积蓄力量，并且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发生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对整个社会结构还不足以造成显著的作用，的确就像是冬天大雪覆盖下的田地一样，萌发生机。第二章这一章着重在商业的发展及产生的影响。时间跨度在1450-1550年，大约是正统皇帝到正德皇帝的时代。这一时期，里甲制度逐渐名存实亡，白银也开始动摇原来的经济关系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衰退。中央退出税收的行政管理，给地方官员留出了行政真空，而他如果想有所建树，并且“满足国家的财政定额，就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货品的流动和流动性越来越强的财富形式”。对此，书中举了太平府知府徐杰所做的措施：“造浮桥”“建学宫”“修郡志”“均驿递”，这些行为在完成官员的职责之外，也起到了促进贸易、满足商人需求、推动经济货币化的“目的外”的作用。在国家与商业的关系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①专卖。古代盐和茶一般都由国家掌控专营，商人们需要将粮食运送到边境换取盐引去贩卖官盐，这样同时也解决了部分边境的粮食供应问题。到十五世纪末，这项行为被货币化，政府售卖盐引，再利用这项收入购买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和补给。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商品化的谷物市场，也刺激了白银的使用何流通，同时也让盐业中的不少商人从中获利。②商税。这里的税收主要指的是内部的关税，即商人们运输货物进行贸易时，在水路和城门的榷关按照规定的额度缴纳税费，这种税收在明朝中叶有增加的趋势。可能是小农经济思维的影响，感觉政府对此是比较消极的态度。它在增加商业税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所以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容易被看作是政府的压榨掠夺 。因此，也不能在民众中得到理解和信任，书中讲到有一位官员在担任税使时，收满了定额的税之后就下令停止征税，容许之后的船只经过而不用交税，这种行为在正史被记录且受到赞誉。明朝中叶的商业活动较之前更为活跃，因为只要能够生产一些可以在其他地区流通的东西，就能够被拉进商业网络中，而那些生产不足的东西，也可以通过交易获得。即使是河南东部的偏远县城，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生产的棉和豆，和外地的商人交换更高质量的丝绸、苎布来满足征税的要求。更突出的表现是江南地区的纺织业。家庭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日常需求，而是生产剩余货品参与市场活动，很多农民甚至放弃了其他领域（比如稻米种植）而专事纺织，再用获得的收入购买其他的基本生活用品。生产链条中的分工也日渐专门化，有相当多的人以获利为目的种植桑树，贩卖桑叶给养蚕人，将生丝卖给织户，织户生产织品并专卖给商人，后者行销到外省，并输入白米、水果等商品。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商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沟通起不同区域之间货物的交流，并且逐渐形成各自的声势，比如分销景德镇瓷器的饶州商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南京、苏州的商人等。人们对于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态度也发生转变，作者提供的证据是地志中的记录，1488年吴江县的地志中说“父母妻子保守乡土，耕凿为业。视他处离乡别井商游逐利经年不返者，岂不美哉”，六十年后这段文字在新修的地志中被删掉了。但是商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引起了士绅阶层的焦虑感，原先四民分工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商人们积累财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士绅的圈子，最上层的“士”与最底层的“商”之间的界限变得松动。另一方面，理想的乡村也在幻灭，人们发现城镇生活风尚的散播正在侵蚀传统城乡的分隔，生活在乡村的人追逐着城市里的服装款式和生活潮流，来自远乡的妇女“装饰也与郡城无异”，不同的只是制作衣饰的材料而已。士绅们将之称为道德败坏和堕落，认为在正德年间整个社会进入了衰落，并引起了对过去的怀念之情。但实际上，士绅阶层实际上从商业发展中获得的利益比普通人更多：①商业推动书籍出版，知识流通和书籍获取都比明初更加容易，这也让知识分子积聚大量的私人藏书成为可能；②商业的发展把更多的货品种类带到了士绅的圈子，为他们的文化消遣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对象。作者举的例子是《惠安县志》里对花木、水果的鉴别，这种品评和鉴赏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通过商业贸易网络植物和水果能够被运送到各个地方，同时又因为可获取性有限而成为稀有物品，从而与精英分子的需求相结合，使得掌握了这些鉴赏知识的人与社会上的一般人区别开来。第三章这一章写得相对微观而具体，描绘出明王朝最后将近一百年时间里社会的风貌。一端是文化与经济繁荣，享乐与离经叛道并存；另一端处在社会边缘的穷苦人，如短工、雇工、流民等，失去了立身的土地而不得不苦苦挣扎，特别是16世纪发生过多次水旱、严冬灾害，以及瘟疫、饥荒等。但是透过书中的描述，完全可以体会到如果是一个富裕阶层的男性，他的生活确实花团锦簇、热闹非凡。①首先，他有丰富的阅读选择，当时的以大众市场为目标的印刷业生产了类型众多的书籍：启蒙读物、德育课本、法律条文，以及小说、戏剧、色情读物、幽默故事、导游手册、外国风物介绍、各类知识摘抄和书籍的廉价改写本等等，只要有人想看，出版商们就会生产。当然，还可以藏书自娱，如果愿意还可以将藏书（或者是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到市场中去小试牛刀。②其次，他可以外出旅行。虽然官方的驿站制度废弛，但是商业性旅游服务业成长起来，特别是在交通繁忙的路段，每个渡口都有成队的游船供人使用，有大批经营旅游和货站的商行牙人和有组织的运夫提供服务，而且费用也比较低廉。但是，如果是在内陆地区或者在商业不那么发达的地方，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同时还要小心防盗。③他可以享受时尚。明朝对人们的衣冠服饰是有规定的，但是到16世纪60年代这种规定已经失去效力，人们追逐奢华的服饰来摆脱自己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纺织业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原因——“纺织工业取得了支配地位，市场需求就不仅仅促成简单的重复生产，而是刺激出更加新潮的产品，这种款式的更新反过来又刺激需求迈上一个新台阶”。除了服饰之外，有钱人还可以享受古董字画 ，对这些物件真伪、优劣的判别，以及是否能够正确使用，某种程度上也是身份和地位的反映。如果更加放浪一点，那么他还可能选择狎妓，甚至是购买男童的服务。总体感觉，那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虽然旧有的道德并不算完全崩坏，但确实出现了诸多“异常”对传统的秩序形成挑战。在本章中，作者花了不少的笔墨写消费与生产，尤其是纺织品，它从经济作物种植到纺织原料生产，再到织布、产出成品的各个环节都成为独立活动，以及商人在连接各级市场中的作用。我们通常将之成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作者说“明代后期，中国并没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然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使一个涵括精英阶层立意在内的强大联盟在清代得以形成。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我想强调这段话，是因为它和我们惯常的认知不一样，这让我想到之前看的另外一本书 ，那个作者提到了一种“比较偏执”，她说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通常是基于与自己相同的地方，对于那些不同的地方常常会漠然视之，而这种态度比较文学盛行后也传染了中国的学者，所以她认为应该要在比较中求异。我发现这种比较的倾向其实很常见，特别是当我们拿着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时，不自觉地就被框架束缚住，而忽略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的特质。第四章这一章相当于结论部分，写的是明朝覆灭的最后两年，选取了两个人作为代表展现士绅是如何在朝代嬗变中生存下来的。作者最后说，尽管明朝发达的交通和商业在社会内部引发了频繁的流动性，但它并没有动摇社会建立的基础（地主所有制），而上层社会似乎常常烦恼道德沦丧。 关于这两点，是第一次读完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后来再读，发现作者在序言里都有解释。 将沉重的甲首、里长、粮长负担加在富人头上，随着时间推移，将使各户朝着土地平均化的发现发展。收到奏章后，誊写一份，然后将原件送呈皇帝，通政司保留复件。皇帝批阅后，将奏章和批敕一同交给通政司，由它发给各部门进行处理。马夫、骡夫、车夫，从当地征发，护送使团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比如严格的期限，延误需要受罚。延误一天处以笞刑二十下，每多延误三天加一下，最多不超过六十下。与军情有关，则加半治罪。 好玩的是，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鄙视链。作者提到一本《格古要论》，这是一本高档文化手工制品消费指南，这本书里面就嘲笑了那些不懂鉴别和欣赏高档商品的新富者。 到十六世纪末，一条鞭法的推行，让所有通过里甲制度征收的徭役都变成了按亩征银。比如正德年间在湖光汉阳府的主要桥梁和浅滩设立的课税局，就是由太监和锦衣卫对往来商船征税，收益也被直接交由皇室。 这里需要和市场打交道，也就需要和商人斗智斗勇，学习鉴别的知识，包括年代、生产者的记号等等。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在当时的市场上一不小心也会买到假货。 《从捕鲸船上一路走来》庄康宜 1629年就在呼吁的事情，到了今天依旧没有改善。这几百年真是托了全世界一起进入工业文明的福了。 2019-02-14 10:44 1629年就在呼吁的事情，到了今天依旧没有改善。这几百年真是托了全世界一起进入工业文明的福了。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恢复农业秩序的努力，而且还借助了这种恢复。 作者显然看到了明祖为造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秩序而在国家建设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成果，例如堪称贯通整个国家各部分的交通系统、对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促进完善以及农业生产的保护政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明初的体系化律法编纂推广工作也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诸如这些明代在国家建设方面的成果，似乎都为这一时代逐渐发... 2016-11-18 16:11 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恢复农业秩序的努力，而且还借助了这种恢复。 作者显然看到了明祖为造成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秩序而在国家建设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成果，例如堪称贯通整个国家各部分的交通系统、对农村社会组织结构的促进完善以及农业生产的保护政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明初的体系化律法编纂推广工作也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诸如这些明代在国家建设方面的成果，似乎都为这一时代逐渐发达的商业贸易提供了一些可依赖的条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彼时国内商业发展的模式。这种看法本身是禁得起推敲的。但有需要明确一点的认识，即存在这样一种值得深思的观点：明祖到底是否是要执行一种尽可能排斥商业贸易因素的政策，而去贯彻一种彻头彻尾的小农社会呢？战国时代的商鞅在对国家对改造方面的确与明祖的行为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仔细考察商鞅变法的具体措施及其日后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会不难发现其对秦国的改造（抑或推进发展）其实更多地有赖于一种对商业的引导和支持【而这一点其实与传统认识中有关商鞅重农抑商的态度截然相反】。或许这并非出于改革者本人的设计，甚至有可能是自然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巧合”。那么凭着这种认识的态度，我们便很难将明祖的政策甚至是“建国理想”本身与所谓商业经济完全对立起来。明祖的施政效果看来的确是对商业的进步起到了蔚为可观的效用，那么是否应该将其这种自觉不自觉的“助力”行为纳入到明代商业发展的整体当中来观察呢？ 1364-1405三次移民工程，1364-1389将长江以南人口移置凤阳府，目的是建都凤阳，第二次将人口迁入南京，第三次迁入北京。1416年前后，放弃了通过人口迁移发展经济的办法。 2018-07-30 08:41 1364-1405三次移民工程，1364-1389将长江以南人口移置凤阳府，目的是建都凤阳，第二次将人口迁入南京，第三次迁入北京。1416年前后，放弃了通过人口迁移发展经济的办法。 洪武时期，全国驿站1936所，驿站负责向持券乘驿者提供免费食宿和搬运人手。大多数驿站设在县城，可以带动市镇发展。 2018-07-30 08:49 洪武时期，全国驿站1936所，驿站负责向持券乘驿者提供免费食宿和搬运人手。大多数驿站设在县城，可以带动市镇发展。 两个小点[u1] ：①作者的外国人的视角：“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的生活中，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②历史与当下的呼应：“明初从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 2019-02-22 19:48  1人喜欢 两个小点 ：①作者的外国人的视角：“作为一个清楚知道自己是那个世界以外的人，我有着优势去静观整个明代社会和文化风景，而不必将明人的选择带到我自己的生活中，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所没有的‘奢侈品’……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的想法。”②历史与当下的呼应：“明初从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当我将这一变化呈献给读者时，我清楚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的某些相似之处……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作者见证了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转向市场经济，城市商品经济取代农村农业经济，而人们也经历了旧有的道德体系和观念的瓦解：七十年代末思想贫乏的焦虑、八十年代的文化危机，以及九十年代金钱成为无可争辩的主人。关于这本书：它不是一部明朝经济史，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的国度的文化史，它关于商业对明代社会的影响。这本书正文分为四章，以四季（冬、春、夏、秋）划分，暗合了明朝的商业从萌芽状态点滴壮大、繁盛的过程。第一章这一章讲了明朝初年的四个方面：户籍制度、交通制度、教化和商业。洪武帝给他的国家规划的蓝图是：有少数德高年长的耆老管理着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种田者与土地紧密结合，手工业者被束缚在官营作坊中，商人互通生活的有无，士兵驻守边塞，知识阶层掌握政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推行了里甲制度 。以十户为一甲，相邻的十甲组成一里。每甲设置一个“甲首”，由甲中人轮流担任。每里中的十户富裕人家被专门挑出来做里长，一年一换。甲首和里长属于地方基层的官长，主要负责人口调查和向各户征发徭役和其他杂役。在他们之上，是地区性的税收官员“粮长”。作者把这种制度设计称为机械团结，但是他指出在现实中因为贫富差距和血亲关系的存在，形成的是“被财富和亲属关系阶层化了的自然村落”，而不是想象中的无差别的基层社会体。同时，里甲制度统计人口数，并直接与赋税挂钩，但是这样也容易导致人们隐匿人口，尽管明朝对此制定了严厉的刑罚也依然不能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再加上人们为了生存而开拓荒地，或者是经商而游离四方，各种各样的空间重组和人口流动都在发生，所以里甲制度在“均平”和人口控制上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上，政府设立了通政司 ，它的前身是查言司。此外，还定期发行《邸报》。从国家管理的层面看，明政府启动了驿传（信使）、急递（邮政）和递运（运输）系统来实现政府与各级政府间的信息传播、谷物和其他赋税征收物的运输，以及士兵和服役人员的调遣。作者在书中写了两个事例，一个是波斯使节从嘉峪关到北京的陆路行程，一个是遭遇海难的朝鲜人沿着大运河进入北京的旅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驿站制度的一些信息，比如它们通常设立在人口集中之处、有固定的间隔距离、提供的服务类型（马匹、食物、铺盖等）、人员 、管理制度 等。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大运河。永乐迁都之后，为了运送税粮重新疏浚了北段的运河，在使用中其他各段也得到疏通和重新设计，而且大运河并没有被限定在官用的范围内，所以它给私人贸易也提供了便利，并且刺激商业网络向运河腹地延伸，逐渐成为了南北商业的动脉。至于交通工具方面，明代中国舟多于车，特别是在江南地区，通过帆、桨、舵、吃水度的不同组合，可以制造出适应不同水文环境的船。便利的船舶交通得以实现，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政府修建的因素（出于控制太湖水位的目的），高效的水系运转网络改善了国家交通，也密切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明初的教化主要体现在公共宣传亭制度以及刻印上。在旌善亭中张贴和诵读本地道德模范的名字，申明亭公布犯人的名字和恶迹，此外婚约、田产、斗殴等纠纷也在亭子里集会解决。发行各类标准版本的儒家书籍、行政手册、道德读本、皇帝个人劝谕和斥责的汇集本等是教化的另一种方式，“这位中国皇帝是通过大量印行他想要人们阅读的书籍的方法来控制出版业的。”尽管在传统的设想中乡村社会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彼此独立的状态，但现实与想象是大相径庭的，这种田园牧歌的生活只不过是迎合统治者渴望长治久安心理的理想图景，“不仅仅是女子下地劳动，而且不论男女，都在国家维系的通衢中交换产品，各取所需。一旦明政府恢复了贸易所赖以发展的交通系统，从而改进了人与物流动的速度与环境时，商业只会变得更为活跃。”明朝建立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年景好的时候农产品甚至会出现剩余，于是丰歉之别和贫富不均就带来了物品的买卖，并最终导致劳动的买卖。而在商货流通、集散和运输的地方，则出现市场，通常县治有每天都开的永久性市场，在河流交汇或军事要塞会有定期开放的集市，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甚至有多个全天市场，并且彼此各有分工。可见当时商业经营的兴盛。这时的商业开始入侵士绅的生活，作者在书中以奢侈品贸易为例（因为有记载可循）。上层士绅是昂贵物品的拥趸，他们通过可获得的物品来确认社会地位，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所以他们需要和市场打交道，反过来这种需求又刺激了生产发展，附带活跃了奢侈品替代市场。 本章最后记述了邓茂七领导的一场农民起义，他最初的诉求是要求废除“冬生”，也就是在地租之外供给地主的粮食、家禽和燃料。作者对此的分析是说，这表明商业发展、白银需求增加之后，佃农不再将自己与地主看作是人身依附的关系，而是倾向于一种契约性的关系，除了租佃契约中规定的内容外不应该有任何额外要求。这一章可以看出商业的发展在慢慢的积蓄力量，并且开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发生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对整个社会结构还不足以造成显著的作用，的确就像是冬天大雪覆盖下的田地一样，萌发生机。第二章这一章着重在商业的发展及产生的影响。时间跨度在1450-1550年，大约是正统皇帝到正德皇帝的时代。这一时期，里甲制度逐渐名存实亡，白银也开始动摇原来的经济关系 ，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衰退。中央退出税收的行政管理，给地方官员留出了行政真空，而他如果想有所建树，并且“满足国家的财政定额，就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货品的流动和流动性越来越强的财富形式”。对此，书中举了太平府知府徐杰所做的措施：“造浮桥”“建学宫”“修郡志”“均驿递”，这些行为在完成官员的职责之外，也起到了促进贸易、满足商人需求、推动经济货币化的“目的外”的作用。在国家与商业的关系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①专卖。古代盐和茶一般都由国家掌控专营，商人们需要将粮食运送到边境换取盐引去贩卖官盐，这样同时也解决了部分边境的粮食供应问题。到十五世纪末，这项行为被货币化，政府售卖盐引，再利用这项收入购买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和补给。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商品化的谷物市场，也刺激了白银的使用何流通，同时也让盐业中的不少商人从中获利。②商税。这里的税收主要指的是内部的关税，即商人们运输货物进行贸易时，在水路和城门的榷关按照规定的额度缴纳税费，这种税收在明朝中叶有增加的趋势。可能是小农经济思维的影响，感觉政府对此是比较消极的态度。它在增加商业税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所以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容易被看作是政府的压榨掠夺 。因此，也不能在民众中得到理解和信任，书中讲到有一位官员在担任税使时，收满了定额的税之后就下令停止征税，容许之后的船只经过而不用交税，这种行为在正史被记录且受到赞誉。明朝中叶的商业活动较之前更为活跃，因为只要能够生产一些可以在其他地区流通的东西，就能够被拉进商业网络中，而那些生产不足的东西，也可以通过交易获得。即使是河南东部的偏远县城，他们也能够用自己生产的棉和豆，和外地的商人交换更高质量的丝绸、苎布来满足征税的要求。更突出的表现是江南地区的纺织业。家庭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日常需求，而是生产剩余货品参与市场活动，很多农民甚至放弃了其他领域（比如稻米种植）而专事纺织，再用获得的收入购买其他的基本生活用品。生产链条中的分工也日渐专门化，有相当多的人以获利为目的种植桑树，贩卖桑叶给养蚕人，将生丝卖给织户，织户生产织品并专卖给商人，后者行销到外省，并输入白米、水果等商品。在这样一个循环中，商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沟通起不同区域之间货物的交流，并且逐渐形成各自的声势，比如分销景德镇瓷器的饶州商人，进行丝绸贸易的南京、苏州的商人等。人们对于商人和商业活动的态度也发生转变，作者提供的证据是地志中的记录，1488年吴江县的地志中说“父母妻子保守乡土，耕凿为业。视他处离乡别井商游逐利经年不返者，岂不美哉”，六十年后这段文字在新修的地志中被删掉了。但是商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引起了士绅阶层的焦虑感，原先四民分工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商人们积累财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跻身士绅的圈子，最上层的“士”与最底层的“商”之间的界限变得松动。另一方面，理想的乡村也在幻灭，人们发现城镇生活风尚的散播正在侵蚀传统城乡的分隔，生活在乡村的人追逐着城市里的服装款式和生活潮流，来自远乡的妇女“装饰也与郡城无异”，不同的只是制作衣饰的材料而已。士绅们将之称为道德败坏和堕落，认为在正德年间整个社会进入了衰落，并引起了对过去的怀念之情。但实际上，士绅阶层实际上从商业发展中获得的利益比普通人更多：①商业推动书籍出版，知识流通和书籍获取都比明初更加容易，这也让知识分子积聚大量的私人藏书成为可能；②商业的发展把更多的货品种类带到了士绅的圈子，为他们的文化消遣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对象。作者举的例子是《惠安县志》里对花木、水果的鉴别，这种品评和鉴赏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通过商业贸易网络植物和水果能够被运送到各个地方，同时又因为可获取性有限而成为稀有物品，从而与精英分子的需求相结合，使得掌握了这些鉴赏知识的人与社会上的一般人区别开来。第三章这一章写得相对微观而具体，描绘出明王朝最后将近一百年时间里社会的风貌。一端是文化与经济繁荣，享乐与离经叛道并存；另一端处在社会边缘的穷苦人，如短工、雇工、流民等，失去了立身的土地而不得不苦苦挣扎，特别是16世纪发生过多次水旱、严冬灾害，以及瘟疫、饥荒等。但是透过书中的描述，完全可以体会到如果是一个富裕阶层的男性，他的生活确实花团锦簇、热闹非凡。①首先，他有丰富的阅读选择，当时的以大众市场为目标的印刷业生产了类型众多的书籍：启蒙读物、德育课本、法律条文，以及小说、戏剧、色情读物、幽默故事、导游手册、外国风物介绍、各类知识摘抄和书籍的廉价改写本等等，只要有人想看，出版商们就会生产。当然，还可以藏书自娱，如果愿意还可以将藏书（或者是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到市场中去小试牛刀。②其次，他可以外出旅行。虽然官方的驿站制度废弛，但是商业性旅游服务业成长起来，特别是在交通繁忙的路段，每个渡口都有成队的游船供人使用，有大批经营旅游和货站的商行牙人和有组织的运夫提供服务，而且费用也比较低廉。但是，如果是在内陆地区或者在商业不那么发达的地方，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同时还要小心防盗。③他可以享受时尚。明朝对人们的衣冠服饰是有规定的，但是到16世纪60年代这种规定已经失去效力，人们追逐奢华的服饰来摆脱自己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纺织业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原因——“纺织工业取得了支配地位，市场需求就不仅仅促成简单的重复生产，而是刺激出更加新潮的产品，这种款式的更新反过来又刺激需求迈上一个新台阶”。除了服饰之外，有钱人还可以享受古董字画 ，对这些物件真伪、优劣的判别，以及是否能够正确使用，某种程度上也是身份和地位的反映。如果更加放浪一点，那么他还可能选择狎妓，甚至是购买男童的服务。总体感觉，那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虽然旧有的道德并不算完全崩坏，但确实出现了诸多“异常”对传统的秩序形成挑战。在本章中，作者花了不少的笔墨写消费与生产，尤其是纺织品，它从经济作物种植到纺织原料生产，再到织布、产出成品的各个环节都成为独立活动，以及商人在连接各级市场中的作用。我们通常将之成为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作者说“明代后期，中国并没产生资本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在产生资本主义上‘失败了’；而是说，它创造了其他别的东西：一个广泛的市场经济。它利用国家交通通讯网络，打开了地方经济的联系，在一定地区内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组织到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中来，却没有瓦解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村家庭；重新组织了消费模式，却没有将生产和消费完全分离。它在缓慢但是必然地向士绅社会发展，通过消除儒家思想对商业的蔑视，使一个涵括精英阶层立意在内的强大联盟在清代得以形成。但是，这并不是欧洲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我想强调这段话，是因为它和我们惯常的认知不一样，这让我想到之前看的另外一本书 ，那个作者提到了一种“比较偏执”，她说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通常是基于与自己相同的地方，对于那些不同的地方常常会漠然视之，而这种态度比较文学盛行后也传染了中国的学者，所以她认为应该要在比较中求异。我发现这种比较的倾向其实很常见，特别是当我们拿着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时，不自觉地就被框架束缚住，而忽略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本身所具有的的特质。第四章这一章相当于结论部分，写的是明朝覆灭的最后两年，选取了两个人作为代表展现士绅是如何在朝代嬗变中生存下来的。作者最后说，尽管明朝发达的交通和商业在社会内部引发了频繁的流动性，但它并没有动摇社会建立的基础（地主所有制），而上层社会似乎常常烦恼道德沦丧。 关于这两点，是第一次读完后印象比较深刻的，后来再读，发现作者在序言里都有解释。 将沉重的甲首、里长、粮长负担加在富人头上，随着时间推移，将使各户朝着土地平均化的发现发展。收到奏章后，誊写一份，然后将原件送呈皇帝，通政司保留复件。皇帝批阅后，将奏章和批敕一同交给通政司，由它发给各部门进行处理。马夫、骡夫、车夫，从当地征发，护送使团从一个驿站到下一个驿站比如严格的期限，延误需要受罚。延误一天处以笞刑二十下，每多延误三天加一下，最多不超过六十下。与军情有关，则加半治罪。 好玩的是，这里似乎还有一个鄙视链。作者提到一本《格古要论》，这是一本高档文化手工制品消费指南，这本书里面就嘲笑了那些不懂鉴别和欣赏高档商品的新富者。 到十六世纪末，一条鞭法的推行，让所有通过里甲制度征收的徭役都变成了按亩征银。比如正德年间在湖光汉阳府的主要桥梁和浅滩设立的课税局，就是由太监和锦衣卫对往来商船征税，收益也被直接交由皇室。 这里需要和市场打交道，也就需要和商人斗智斗勇，学习鉴别的知识，包括年代、生产者的记号等等。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在当时的市场上一不小心也会买到假货。 《从捕鲸船上一路走来》庄康宜 尽管这么说,我仍然乐意承认,历史是今人从现时的视角书写的,我们无法离开自己的角度去看历史。随着时间的前移,人们观察历史的有利位置会随之变化,我们过去所发现的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变,这就像在疾驰的火车上看窗外风景一样。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经过而变得不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在车轨上的位置及其相应的视角。 2019-02-20 19:32 尽管这么说,我仍然乐意承认,历史是今人从现时的视角书写的,我们无法离开自己的角度去看历史。随着时间的前移,人们观察历史的有利位置会随之变化,我们过去所发现的历史也会因此而改变,这就像在疾驰的火车上看窗外风景一样。沿途景物似乎在快速改变,但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经过而变得不同,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我们在车轨上的位置及其相应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