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
作者：仝冠军
ISBN：978-7-5068-4042-2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03
现代传播学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人类社会均处于战争的阴霾里，如何保证有效、积极的沟通，进而维护世界和平与文明的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传播学研究亦在此背景下日渐蓬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人们对于大众传媒的巨大威力普遍感到忧虑；而在“9·11事件”之后，亨廷顿1996年提出的“文明的冲突”这一命题，重新得到诸多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传播学需要研究的问题依然不少。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与其他学科广泛交叉，学科外延不断扩展，但研究核心始终是围绕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的规律，即传播体系的研究，具体为传播过程、传播符号、传播效果等问题，应该说，西方传播学专家们具有高度的科学理性与实证精神，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为依托，将传播学工具层面的理论与实践不断推向高潮，就学科发展而言，他们的贡献是值得肯定与尊敬的。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人文精神在传播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忽视，对传播内在思想研究的忽视，最终只能导致传播学研究在解释传播现实时的乏力与不确切。传播学若脱离本土文化母体，仅以工具化、技术化思维加以运用，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通过对本土当下传播现状的探索、分析和研究，建立适于自身社会的传播理论与实践框架；二是通过文化史论的研究，挖掘传统文化思想宝库，抽取和吸收古代优秀的传播概念和理论，构建自己的传播理论体系。而后者常常为人所忽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独立和完善的传统文化体系，同时具有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文化特性，与西方社会的科学精神相比，中国更加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而我们的人文精神正是植根于先秦诸子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对诸子传播思想的总结，对传播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研究先秦诸子传播思想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先秦诸子传播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中国古代文化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而中国古代的传播现象与传播理论也明显区别于其他文化背景的传播活动和传播理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先秦诸子传播思想是对世界传播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传播学理论既要对当下的传播实践活动进行研究总结和探索，又要以传播史研究为坚实基础。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困境，并希冀从东方、从人类的传播历史中去寻求新的突破口，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三、对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的研究是实现传播学本土化的有效途径。本书中，笔者从先秦诸子传播思想产生的背景、前诸子时代的传播思想入手，对诸子中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其学术与史迹中所蕴藏的传播学言论及理念深入挖掘并分析。虽然先秦时期的诸子在主观上未必有成型的现代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理念，但通过自身的言论和行为构架了民族传播学体系的基调，如孔子提出以“和而不同”作为传播行为实施的前提和背景，并伸张通过“仁”的情怀和“礼”的形式去付诸行动；孟子主张从上至下、由内至外的传播秩序；荀子致力于构建稳定的社会传播体系；老子则反对传播控制，主张自由的传播活动，注重个体层面上内外两个向度的传播修行；墨子倾其一生，意在构建集权色彩颇浓的传播体系；韩非子极力主导的法家思想及治世理念，更是构建出了一个“独断专行”的传播网络；等等。应该说，诸子作为一个时代的精英，其言论和思想必定带有其时代和地域特色，但都是传播学本土化可以借鉴的思想源泉的重要组成。最后，笔者将先秦诸子的传播理念放到现代传播学理论的框架中进行比较、研究，分别从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的经验性与西方传播学理论的经验主义、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传播理论的科学精神及关注重点的差异化等角度展开，期许在个体的人文性和学科的科学性之中探索出切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民族心理的传播学本土化雏形，在信息社会的共性环境内加入符合我们民族气质的“信息文化”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