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守道1957
副标题：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作者：赵修义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09476
出版时间：2012
页数：692
定价：89.00
内容简介： 1957年 中国哲学界 百家争鸣 金岳霖 冯友兰 贺麟 郑昕 朱谦之 朱光潜 何思敬 侯外庐 吕振羽 胡绳 潘梓年 于光远 艾思奇 任继愈 周辅成 汪子嵩 朱伯崑 陈修斋 张世英…… 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大胆发声 追问中国哲学往何处去 共同捍卫思想的尊严 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随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红学家俞平伯、胡适、梁漱溟相继成为批判对象。多次“运动”过后，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噤声一片，知识分子心中阴云弥漫，难以消散。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知识分子迎来了早春天气。 1956年8月，自然科学界生物遗传学会议在青岛召开，新华社报道称之为“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1957年1月，为了进... 1957年 中国哲学界 百家争鸣 金岳霖 冯友兰 贺麟 郑昕 朱谦之 朱光潜 何思敬 侯外庐 吕振羽 胡绳 潘梓年 于光远 艾思奇 任继愈 周辅成 汪子嵩 朱伯崑 陈修斋 张世英…… 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大胆发声 追问中国哲学往何处去 共同捍卫思想的尊严 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随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红学家俞平伯、胡适、梁漱溟相继成为批判对象。多次“运动”过后，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噤声一片，知识分子心中阴云弥漫，难以消散。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知识分子迎来了早春天气。 1956年8月，自然科学界生物遗传学会议在青岛召开，新华社报道称之为“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1957年1月，为了进一步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会议主题聚焦在，是对苏式教条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还是也应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色？如何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遗产应如何继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等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此次会议被广泛认为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会上，诸位学者“风云守道”，在这难得而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出自由之思考、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风骨。 1957年6月，《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出炉，反右派运动展开，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就此画上句点…… 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学术会议，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本书在编纂和重刊会议实录的同时，发掘出诸多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收入了当时《人民日报》、《新建设》等重要报刊发表的相关报道，北大、哈佛大学收藏的独家档案，汇集了汪子嵩、方昕、梁志学等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还邀集学人写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稿，不仅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共同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 赵修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纲要》等。 张翼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合著）等。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郑 昕 开放唯心主义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 朱伯崑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洪 谦 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汪 毅 一个问题，一点意见 石峻 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张岱年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问题 朱谦之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韩树英 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 杨宪邦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 张岱年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任继愈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 张恒寿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朱光潜 谈思想两栖 魏明经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王太庆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 贺 麟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贺 麟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 关 锋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张世英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张岱年 如何对待唯心主义 王方名 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 任 华 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邓初民 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 冯友兰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 周辅成 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张岱年 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杨正典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 黄子通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错误观点 张岱年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定 思 中国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 吴恩裕 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 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关 锋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燕鸣轩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 赵俪生 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张恩慈 沈少周 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 杨洁民 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萧萐父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 萧萐父 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 艾思奇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李志逵 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一点意见 孙长江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是有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羊华荣 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戴清亮 林可济 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 唐 钺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 温公颐 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意见 胡 绳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补遗 贺 麟 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 关 锋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追忆与反思 汪子嵩 一次争鸣的讨论会——1994年6月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80周年作 方 昕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实况追记与反思 梁志学 我的回忆 周继旨 有关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张翼星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的缘由和启示 赵修义 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陈村富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55年祭 谢 龙 百家争鸣与反对教条主义——“启蒙”征兆被摧毁的历史教训 张翼星 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我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梁志学 陈 霞 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 陈 霞 谈谈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再反思 陈卫平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郁振华 1957年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 晋荣东 教条主义及其认识论根源——冯契与1957年中哲史会议 顾洪亮 “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附：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来往信件 后记 · · · · · · 1957年的日丹诺夫论争和1957年冯友兰式国学学者的反攻倒算。关于前者，张岱年、朱光潜、王太庆、贺麟以及关锋的作品不可忽略；关于后者，其发论者价值不过灰灰，剩余诸篇，主要应关注艾思奇、贺麟及关锋三人的论文。史料相当丰富，编者一无问题意识，二未完善论争安排，三无中立立场，5分更合适些。 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怎么走？当前诸多重大难题如何破解？中国国运如何进一步振兴，乃至引导世界尽快走出当前由美欧引发的又一次全球性超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大有用武之地。只要能够牢记经验教训，不再重复教条主义，面向实际，正视现实，深信不会令世人失望。 书名守道，要是理解成in defence of Dao恐怕高估了这场会，还是理解成题目说的那样比较合适。 封底的时间表还应该加上一个日期，就是1947年，苏共主抓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提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前者战胜后者的历史。这书1948年就有中译本，建国后成为科条。 会议... 【编者按】10月27日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100周年的日子。在百年历史的跌宕起伏中，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北大哲学系地位显要，院系调整汇聚了哲学界的诸位大家，在1956年之前成了全国仅有的哲学系。在“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之后，1957年1月在中宣部...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 ——1957 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况追记与反思 方 昕 这些年，每到新春一月，我的一些当年的北大同学、同事和师长，见面时常不忘提及数十年前亲历的那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我于1955 年从中央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 年暑... 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崑等还著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哲学... 1949年后，如果要我们挑出5个最不能让人忘怀的年份，那一定就会有1957；但如果要我们挑出50个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事件，恐怕没有谁会想到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被遗忘的哲学史座谈会 前些日子，10月27日，笔者参加了北... 1957年4月4日，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在波士顿访学时，曾与美国唯心论巨子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晤谈两小时。霍金当时拿出他写给中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讨论思想自由和唯心论的信，以及金岳霖的回信，向唐君毅咨询。林伟先生去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霍金档案中找到了金岳霖的那封回信，拍下照片后传给我。我根据他提供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在《上海书评》.. 2013-02-03 13:37  1人喜欢 Y. T. Mei应作Y. P. Mei（梅贻宝） 1957年4月4日，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在波士顿访学时，曾与美国唯心论巨子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晤谈两小时。霍金当时拿出他写给中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讨论思想自由和唯心论的信，以及金岳霖的回信，向唐君毅咨询。林伟先生去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霍金档案中找到了金岳霖的那封回信，拍下照片后传给我。我根据他提供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在《上海书评》第117期（2012.3.4.）发表了一篇《“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将金岳霖的回信首次翻译刊布出来。《上海书评》第118期（2012.3.11）还刊登了李海默先生的一篇回应文章《补记Hocking二三事》。 我写那篇文章主要是从唐君毅入手，由于未见到霍金写给陆定一的信，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后来在同事刘新文先生的提醒下，读到华东师大哲学系顾红亮教授的论文《“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哲学分析》第3卷第3期，2012年6月，第43-51页），我才知道霍金写信的直接背景是1956年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陆定一所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以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增设唯心论课程等事件。由于这些背景性事件同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顾教授的论文也被收进上个月出版的《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赵修义和张翼星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第659-675页），同时还附上了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来往信件的原文和译文。《上海书评》第215期（2012.12.16）还刊发了对《守道1957》的编者赵修义先生的访谈。 顾教授的论文中提到一位叫Y. T. Mei的先生，霍金与唐君毅座谈时，此人也在场，但顾教授没能将他的本尊辨认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先引几段顾教授本人的话： 第四个材料为一则笔记，是1957年4月4日霍金与Y. T. Mei、唐君毅的谈话记录，其内容涉及潘梓年、金岳霖致霍金的信，该笔记为打印稿，一页纸。…… 我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霍金通信档案中见到霍金的一页笔记，该笔记记载，1957年4月4日，霍金把潘梓年和金岳霖的回信给来访的Y. T. Mei和唐君毅看，询问他们潘梓年和金岳霖在回信中表达的善意是否真诚。Y. T. Mei和唐君毅都认为此信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粉饰”，但仍有几分诚意。…… 这则记录还说，Y. T. Mei认识这两位写信者，潘梓年是一位党员，通常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金岳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和学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折磨。…… Y. T. Mei和唐君毅还指出，霍金的《哲学大纲》中译本在中国相当有名，潘梓年和金岳霖估计也知道此书，建议霍金不必寄书给他们。 这位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的Y. T. Mei先生，根据我在《“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一文中引用的《唐君毅日记》和唐君毅致谢廷光书，只能是时任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梅贻宝（1900-1997；他是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姓名的拉丁字拼法是Yi-pao Mei或Y. P. Mei，霍金笔记打印稿中的Y. T. Mei显然是Y. P. Mei的误打。翻检梅贻宝的《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3月第一版），发现他曾于1927年春在哈佛大学旁听过怀特海和霍金的课（第37页），同霍金本来就有师生关系。唯一可惜的是，梅贻宝在他的自传中没有记述他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这件事。 1957年4月4日，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在波士顿访学时，曾与美国唯心论巨子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晤谈两小时。霍金当时拿出他写给中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讨论思想自由和唯心论的信，以及金岳霖的回信，向唐君毅咨询。林伟先生去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霍金档案中找到了金岳霖的那封回信，拍下照片后传给我。我根据他提供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在《上海书评》.. 2013-02-03 13:37  1人喜欢 Y. T. Mei应作Y. P. Mei（梅贻宝） 1957年4月4日，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在波士顿访学时，曾与美国唯心论巨子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晤谈两小时。霍金当时拿出他写给中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讨论思想自由和唯心论的信，以及金岳霖的回信，向唐君毅咨询。林伟先生去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霍金档案中找到了金岳霖的那封回信，拍下照片后传给我。我根据他提供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在《上海书评》第117期（2012.3.4.）发表了一篇《“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将金岳霖的回信首次翻译刊布出来。《上海书评》第118期（2012.3.11）还刊登了李海默先生的一篇回应文章《补记Hocking二三事》。 我写那篇文章主要是从唐君毅入手，由于未见到霍金写给陆定一的信，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后来在同事刘新文先生的提醒下，读到华东师大哲学系顾红亮教授的论文《“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哲学分析》第3卷第3期，2012年6月，第43-51页），我才知道霍金写信的直接背景是1956年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陆定一所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以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增设唯心论课程等事件。由于这些背景性事件同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顾教授的论文也被收进上个月出版的《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赵修义和张翼星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第659-675页），同时还附上了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来往信件的原文和译文。《上海书评》第215期（2012.12.16）还刊发了对《守道1957》的编者赵修义先生的访谈。 顾教授的论文中提到一位叫Y. T. Mei的先生，霍金与唐君毅座谈时，此人也在场，但顾教授没能将他的本尊辨认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先引几段顾教授本人的话： 第四个材料为一则笔记，是1957年4月4日霍金与Y. T. Mei、唐君毅的谈话记录，其内容涉及潘梓年、金岳霖致霍金的信，该笔记为打印稿，一页纸。…… 我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霍金通信档案中见到霍金的一页笔记，该笔记记载，1957年4月4日，霍金把潘梓年和金岳霖的回信给来访的Y. T. Mei和唐君毅看，询问他们潘梓年和金岳霖在回信中表达的善意是否真诚。Y. T. Mei和唐君毅都认为此信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粉饰”，但仍有几分诚意。…… 这则记录还说，Y. T. Mei认识这两位写信者，潘梓年是一位党员，通常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金岳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和学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折磨。…… Y. T. Mei和唐君毅还指出，霍金的《哲学大纲》中译本在中国相当有名，潘梓年和金岳霖估计也知道此书，建议霍金不必寄书给他们。 这位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的Y. T. Mei先生，根据我在《“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一文中引用的《唐君毅日记》和唐君毅致谢廷光书，只能是时任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梅贻宝（1900-1997；他是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姓名的拉丁字拼法是Yi-pao Mei或Y. P. Mei，霍金笔记打印稿中的Y. T. Mei显然是Y. P. Mei的误打。翻检梅贻宝的《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3月第一版），发现他曾于1927年春在哈佛大学旁听过怀特海和霍金的课（第37页），同霍金本来就有师生关系。唯一可惜的是，梅贻宝在他的自传中没有记述他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这件事。 1957年4月4日，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在波士顿访学时，曾与美国唯心论巨子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晤谈两小时。霍金当时拿出他写给中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讨论思想自由和唯心论的信，以及金岳霖的回信，向唐君毅咨询。林伟先生去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霍金档案中找到了金岳霖的那封回信，拍下照片后传给我。我根据他提供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在《上海书评》.. 2013-02-03 13:37  1人喜欢 Y. T. Mei应作Y. P. Mei（梅贻宝） 1957年4月4日，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在波士顿访学时，曾与美国唯心论巨子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晤谈两小时。霍金当时拿出他写给中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讨论思想自由和唯心论的信，以及金岳霖的回信，向唐君毅咨询。林伟先生去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霍金档案中找到了金岳霖的那封回信，拍下照片后传给我。我根据他提供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在《上海书评》第117期（2012.3.4.）发表了一篇《“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将金岳霖的回信首次翻译刊布出来。《上海书评》第118期（2012.3.11）还刊登了李海默先生的一篇回应文章《补记Hocking二三事》。 我写那篇文章主要是从唐君毅入手，由于未见到霍金写给陆定一的信，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后来在同事刘新文先生的提醒下，读到华东师大哲学系顾红亮教授的论文《“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哲学分析》第3卷第3期，2012年6月，第43-51页），我才知道霍金写信的直接背景是1956年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陆定一所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以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增设唯心论课程等事件。由于这些背景性事件同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顾教授的论文也被收进上个月出版的《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赵修义和张翼星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第659-675页），同时还附上了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来往信件的原文和译文。《上海书评》第215期（2012.12.16）还刊发了对《守道1957》的编者赵修义先生的访谈。 顾教授的论文中提到一位叫Y. T. Mei的先生，霍金与唐君毅座谈时，此人也在场，但顾教授没能将他的本尊辨认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先引几段顾教授本人的话： 第四个材料为一则笔记，是1957年4月4日霍金与Y. T. Mei、唐君毅的谈话记录，其内容涉及潘梓年、金岳霖致霍金的信，该笔记为打印稿，一页纸。…… 我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霍金通信档案中见到霍金的一页笔记，该笔记记载，1957年4月4日，霍金把潘梓年和金岳霖的回信给来访的Y. T. Mei和唐君毅看，询问他们潘梓年和金岳霖在回信中表达的善意是否真诚。Y. T. Mei和唐君毅都认为此信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粉饰”，但仍有几分诚意。…… 这则记录还说，Y. T. Mei认识这两位写信者，潘梓年是一位党员，通常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金岳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和学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折磨。…… Y. T. Mei和唐君毅还指出，霍金的《哲学大纲》中译本在中国相当有名，潘梓年和金岳霖估计也知道此书，建议霍金不必寄书给他们。 这位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的Y. T. Mei先生，根据我在《“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一文中引用的《唐君毅日记》和唐君毅致谢廷光书，只能是时任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梅贻宝（1900-1997；他是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姓名的拉丁字拼法是Yi-pao Mei或Y. P. Mei，霍金笔记打印稿中的Y. T. Mei显然是Y. P. Mei的误打。翻检梅贻宝的《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3月第一版），发现他曾于1927年春在哈佛大学旁听过怀特海和霍金的课（第37页），同霍金本来就有师生关系。唯一可惜的是，梅贻宝在他的自传中没有记述他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