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中国新诗的“身体”现代性研究
作者：李蓉
ISBN：978-7-5227-4113-0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09
本书以哲学、美学意义上的“身体”概念为核心考察新诗的现代性进程;并认为,新诗的“现代性”与“身体”有着紧密的关联,新诗的现代性发展也是“身体”的内涵从艺术形式到精神立场在诗歌中全面展开的过程。如果说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和自我修正的过程,“身体”是否在场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在场,都通过新诗诗学的理论和实践获得了展开和呈现。新诗成立之初,胡适的“具体的做法”以及废名的“当下观物”都包含了“身体性”的内涵,新诗在艺术上的自觉归功于现代诗歌感性传统的建立:“小诗”所提倡的“刹那间的感兴”,早期象征派对感官的暗示作用的重视,“现代派”诗歌将情绪感觉化的处理方式等,都意味着将“感性”作为现代诗歌艺术生长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如何将“感性”熔铸于现代的经验之中是新诗发展需要进一步面对的问题。新诗的抒情问题也与“身体”有关。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主情论者们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但早期新诗充斥着柔弱的感伤主义,因其缺少现实的精神和思想的深度而被诟病。同时,在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歌中,情感是主体意志的反映,而身体只是表达其意志的工具。因此,现代的主体在新诗当中始终需要通过与真实的身体以及语言、技艺的联结而获得呈现,否则容易走向虚张和浮夸。穆旦是现代时期不多见的具有身体自觉的诗人,他的“身体信仰”来自他对“身体”的现代认知。当抽象的知识进入流动的经验,他才会不断处在一种质询和追问的状态之中,这也正是“身体”对于历史的在场。穆旦所表达的“野性的身体”在个体生命和民族命运上的合一,来自战时特殊的语境,他从“身体”出发力图获得的是一种“生命的智慧”。“身体的信仰”和“生命的智慧”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从身体与新诗音乐性的关系来看,新诗的音乐性建设过去主要是在“声音”的韵律节奏层面进行的,基本思维是寻找现代汉语诗歌音乐性的普遍规律,这仍然是一种传统的诗歌音乐方式。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新诗发展出“呼吸性”的音乐方式,它追求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声音,而是由经验性的语言带动的呼吸节奏。从“声音”到“呼吸”,是由外在的身体感到内在的生命经验的转移,由此也实现了新诗音乐性的现代转换。进入当代,在很长的时间内,由于政治话语代替了审美感性,因而造成了“身体”在当代新诗中的缺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诗歌从启蒙、救亡、阶级、革命等宏大话语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抽象的人逐渐回归到具体的人,新诗作为感性的艺术以及它对于现实“在场”的现代传统才得到延续。因此,“感性”成为构造当代先锋诗歌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的形成一方面借鉴了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感性”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对新诗的现代感性的再造。在摆脱了观念化的语言方式之后,当代诗人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全面的释放,由此也形成了当代诗人多元化的语言方式和个人风格。在“第三代诗”的语言实践中,“文本的肉身”得到重视,它受到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的影响;不过,“第三代”诗人在享受语言快乐的同时,也充满了困惑和焦灼。在走出结构主义的封闭语言后,当代诗人呼唤的是具有主体性的“身体”。此外,具有“肉身性质”的口语给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注入了活力。如果说胡适提倡的“具体的做法”包含着对真实身体感的重视,那么,“第三代诗”“口语写作”的“具体性”就还包含着一种反叛性。中国诗歌具有感时忧国的儒家文化传统,20世纪90年代写作的积极意义在于确立了一种置身当下、回归身体的写作。叙事性、戏剧性等现代诗歌技巧的使用摒弃了单向度的抒情,诗歌呈现的是现代人暧昧、复杂的现实状态。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诗人那里充满了多层次性,这也正是当代诗歌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所在。因此,当代诗歌除表现出对现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之外,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身体”始终是在和语言的复杂纠葛中展开自身的,语言、身体与现实构成了一种相互对话和支撑的关系。除了研究一些诗学现象和诗学问题,本书也选取了一些具体的诗人个案进行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不同诗人的“身体”自觉所呈现的取向并不相同:穆旦的诗歌通过“身体”展现反抗意识和历史意识,翟永明诗歌由“身体”体现性别批判意识,陈东东诗歌从神性的“身体”到具有反讽功能的“身体”的写作变化……它们都说明在20世纪云谲波诡的各种观念、话语中,诗人们只有通过真实的身体来确立自我和写作的根基,同时也说明了“身体”在写作中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总之,在审美上建立现代感性的传统,注重感受力和想象力,并融入自觉的现实精神和历史意识,使个人的身体和他人发生联结,这成为新诗“身体”现代性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