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多族群视域下加拿大国家认同建构研究
作者：贺建涛
ISBN：978-7-5227-4233-5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10
作为世界上典型的多族群国家,实现共同的国家认同是加拿大国家建构的核心目标。本书以丰富的历史学档案文献为基础,借鉴公民身份与民族学相关理论,主要从多族群视域研究1867年自治领建立后至今加拿大国家认同建构模式的嬗变,重点关注加拿大建构国家认同的思想理念、政策抉择与复杂效应,以及族群认同与加拿大认同之间的并存、博弈与悖论关系。1867年以来,加拿大多族群国家认同的建构经历了种族主义(1867—1945)、自由主义(1945—1971)、多元文化主义(1971—1995)以及跨文化主义(1995—今)四个时期。从1867年自治领成立到“二战”结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主导了加拿大国家认同的建构。在这种模式下,英裔在加拿大社会占据主导地位,为处于种族金字塔顶端的“优等”民族。原住民被看作需要英裔“监护”和文明开化的落后部落,在政治、文化上遭受了英裔的强制同化,土地也被大量吞并。法裔与英裔相比实际上属于“二等公民”,其政治权力被肢解、文化权利被压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被英裔所主导。少数族裔移民依据与英裔在种族样貌上,尤其是文化上的亲近程度差异被分为“优先引进”与“非优先引进”等移民类别,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这种模式的目的是通过独尊英国的强制同化和种族歧视来建立加拿大人对英国的认同,但实际上造成了族群国家认同的裂化与对立,加拿大认同也非常虚弱。英裔基本认同不列颠,原住民处于被殖民的地位却对英王抱有一定的认同,大多数法裔仅认同魁北克省而非英国和法国,而少数族裔移民则处在认同与不认同英国的矛盾境地。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孕育了加拿大的独立意识。“二战”后加拿大认同逐渐取代英国认同成为加拿大国家建构的核心目标。从1946年加拿大历史上第一部《加拿大公民身份法》颁布,“加拿大公民”开始在联邦层面取代“英国臣民”,正式成为加拿大人的国籍身份。为建设一个各族群效忠的加拿大,“二战”结束到1971年加拿大政府颁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前夕,加拿大政府积极推动自由主义以建构加拿大认同。加拿大在法律上抛弃了种族主义,“公民不分族群,权利一律平等”成为新的原则。族群身份被视为与公民身份无关的私事,在授予原住民与英裔同样公民权利的同时,原住民保留地、免税权等一系列优待政策与被监护地位也一度被要求废止。法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移民的族群身份也被淡化,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大熔炉社会成为加拿大这一时期的主要愿景。事实证明,尽管自由主义相对于种族主义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加拿大认同也由此开始形成,然而,自由主义一味主张个体公民至上,漠视了族群文化差异及其利益冲突的存在,其本质仍然是英裔文化对其他族群的同化,并未达到“化众为一”的理想目标。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要求保护非英裔族群认同的诉求在加拿大普遍兴起。鉴于自由主义的局限,自1971年多元文化主义政策颁布,到1995年魁北克省第二次独立公投,加拿大政府将主张多元文化主义融入自由主义建构国家认同的模式。原住民的自治权、魁北克省的准国家地位以及少数族裔承袭母族文化的权利被普遍承认和保护。多元文化主义增强了加拿大多族群社会的平等、开放与包容,但也在客观上加剧了族群认同的膨胀。原住民作为准主权民族,其自治权与加拿大联邦主义发生严峻摩擦与矛盾。魁北克省民族分裂主义兴起,两次独立公投严重威胁加拿大统一。少数族裔移民文化越发与加拿大主流文化相疏离。在马赛克化的族群结构之下,“某族群人”“某族群加拿大人”“加拿大人”三重身份认同的分化,使加拿大人共有的国家认同更加孱弱。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尤其是1995年魁北克省公投后,加拿大社会出现强烈的“逆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加拿大政府感受到了国家认同的危机,开始以跨文化主义为导向限制多元文化主义。一方面,在联邦的框架下,在经济、政治和法律诸多领域以“大棒+胡萝卜”的方式对原住民自治权、魁北克省的省权进行再规范,以维护加拿大主权权威;另一方面,加拿大政府更加强化了各族群向加拿大主流文化与共同价值观的融合。事实证明,近三十年来以跨文化主义为导向的改革避免了族群认同对加拿大国家认同的进一步侵蚀和挤压。原住民和联邦政府的紧张关系明显缓和。魁北克省分离主义已经低落,非独立的中间道路成为法裔加拿大人民族主义的主流。少数族裔移民融入加拿大的程度也较以前有所提升。总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拿大国家认同建构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成效,各族群对加拿大的归属感与自豪感有了明显好转。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上共同认同先天不足的多元文化国家,族群认同对加拿大国家认同的潜在威胁迄今并未根除,如何在尊重多族群认同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国家认同仍然是加拿大社会长期面临的挑战。